第三节
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从理论上探索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对于更好地认识恐怖主义以及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内外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学科领域出发，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问题作了相应论述。例如，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包括时代根源、政治根源、经济根源、文化根源、社会传媒的副效应等；^[1]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包括政治根源、经济根源、文化根源、宗教原因、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升级、心理原因等；^[2]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包括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人自身发展中的矛盾等；^[3]还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包括政治上的霸权或贫弱、经济上的贫穷、宗教上的差异、价值观的迥异、心理上的挫折等。^[4]归纳而言，笔者认为，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民族、种族、文化、心理等方面。

一、经济根源

当代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虽体现在多个方面，但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问题不仅是导致恐怖主义的直接原因，也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最终根源。一国（地区）内部经济的贫困、失业、贫富两极分化、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严重问题，因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都容易诱发阶级矛盾，成为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的经济根源。

（一）内部经济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的实际状况，可以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其内部长期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失业、贫富两极分化、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就容易造成该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进而导致恐怖主义在该国滋生和蔓延。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为数众多的民众处于绝对贫困或者相对贫困的状态，而生活保障的缺乏不断滋生不满情绪，一些激进分子就会选择以恐怖主义活动作为表达其不满情绪以及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

一方面，如果一国内部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失业、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就容易激化阶级矛盾，从而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创造条件。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经历了二战后持续近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后，逐渐暴露出日益严重的经济矛盾，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等。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普遍进入“滞胀”状态，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的同时，消费品价格上涨率却在不断上升。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失业、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贫富两极分化也日趋扩大。大量的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长期存在，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不满情绪滋生、蔓延与积聚，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诉诸恐怖主义活动，恐怖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滋生、泛滥。联邦德国的“红军派”、意大利的“红色旅”、法国的“直接行动”以及“欧洲民族联合会”等恐怖主义组织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蔓延的。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政策调整后，其经济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所回升，但进入90年代后，又再次陷入经济衰退中，失业、贫困、贫富两极分化等经济问题更加严重。恐怖主义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其经济发展普遍较慢，民众生活水平通常较低，如果再遇到经济危机，必然会使其国内的失业、贫困、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温床。秘鲁的“光辉道路”组织就是在秘鲁经济长期处于衰退状况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如果一国内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恐怖主义问题也有可能在该国滋生和蔓延。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一些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民众生活水平长期低下，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这些民族地区的民众对同一个国家内部其他民族的认同感、亲和感以及对国家政权的归属感淡化，不满情绪滋生，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和蔓延的。例如，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经济的长期贫困滋生了“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斯里兰卡泰米尔地区经济的长期贫困滋生了“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俄罗斯车臣地区经济的相对落后滋生了车臣反政府武装组织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往往是相关地区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但是在少数情况下，由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超过其他地区以及国家整体水平也有可能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原因。例如，巴斯克地区的四个省是西班牙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地区之一，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工业财富。但是，经济的发达和民众的富裕也使这一地区滋生了民族优越意识，其民众不愿意与其他民族共同分享其取得的经济利益，认为现有的国家政策使得自己的经济利益被其他民族分割和侵害，因而企图脱离主权国家的统治。“埃塔”组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外部经济问题

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尽管世界经济整体上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国际经济秩序在本质上仍然极不公正、极不合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矛盾逐渐加深。这种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关系不断增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依赖程度减弱，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与资金依赖程度却在加深，国际分工的依附关系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强的趋势。其二，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垄断价格占有产品市场；另一方面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压低初级产品的价格，极大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利益。^[5]其三，发达国家垄断和主导全球性经济组织。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中，发达国家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这些组织制定的一些全球经济政策，往往会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致使发展中国家承受巨大经济损失。其四，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上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商品贸易。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大多为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所控制，这些跨国公司的建立使得许多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被其占据，工人大量失业。其五，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操纵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控制着最有影响的国际金融机构，从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6]

上述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存在，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而当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被广泛分享时，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将同时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全球化力量又使得国内问题可以很快地与国际问题相互结合、影响，从而构成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基础。这就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满与仇恨情绪准备了条件，为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7]我国时任外交部部长唐家璇2003年1月20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反恐问题外长会议上指出：“普遍发展与共同繁荣才是反恐行动的基础……只有在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公正与公平，才能使恐怖活动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真正实现共赢、共享、共存的全球发展战略，才能让恐怖主义失去藏身之地。”^[8]

二、政治根源

恐怖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具有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因而其采取暴力恐怖手段实施恐怖活动的最根本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在世界上不少遭受恐怖主义危害的国家中，国内的政治腐败、政治专制、政治权威丧失，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对待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地缘政治的影响、国际政治的失序等，都是诱发恐怖主义滋生的政治根源。

（一）国内政治问题

1. 政治腐败

政治腐败往往导致经济下滑，社会公平遭到破坏。官员腐化奢侈的生活，会刺激民众对政府的反抗情绪，在通过呼吁或抗争无法达到目的时，便选择恐怖活动作为自己发泄不满的途径。^[9]例如，中东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和极端恐怖分子之所以此起彼伏、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官员的腐化奢侈与社会大众的贫困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助长了反政府情绪，并为伊斯兰激进恐怖势力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1990年，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理的布拉希米发表声明，揭露在过去的10年中，政府官员接受的贿赂多达260亿美元，使政府的声誉遭受严重的打击，加剧了社会的不满，为人们走向宗教激进主义以及反政府的恐怖主义道路提供了助推力。^[10]

2. 政治专制

政治专制往往导致经济停滞，使民众的民主、自由等权利遭到极大的削弱和破坏。当民众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民主权利时，社会不满情绪就会普遍滋生，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一些无法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利的极端分子就会选择以暗杀、爆炸、绑架等暴力恐怖手段反抗独裁统治。在政治专制的背景下，尽管上述暴力恐怖手段不可取，但是由于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些激进分子反抗独裁统治的无奈选择，甚至得到了不少民众的支持、同情或默认。例如，西班牙的“埃塔”组织就是一个以暗杀、爆炸等暴力恐怖手段反抗佛朗哥独裁统治，并争取巴斯克地区独立、自治的一个恐怖组织。

3. 政治权威丧失

政治制度的虚伪往往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使民众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有更清晰、更深入的认识，不满情绪和反政府情绪滋生。这种情况下，一些极端分子就会选择加入极端恐怖组织，参与制造、实施反政府、反社会的恐怖活动。对此，有学者指出：“在美国，统治集团已经丧失活力……人们普遍对政府机构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尤其是那些在正常的情况下原本愿意进入精英阶层的青年人。公民们对国家的未来一般也失去了信心。”^[11]正是这种政治公信力的日趋丧失，为反政府、反社会的恐怖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国际政治问题

1.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想独霸世界，极力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这些国家打着“人道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破坏国际关系准则，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挑起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当权派与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以此强行推行其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激化了国际社会的矛盾，引起受害国家的不满和反抗，这种矛盾、不满和反抗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恐怖主义。美国近年来屡遭恐怖袭击，无疑与其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到处扩张势力范围密切相关。例如，美国偏袒以色列、压制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巴勒斯坦）的中东政策不仅使阿以矛盾更加复杂化、尖锐化，使中东问题长期悬而不决，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而且长期损害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伤害阿拉伯人民的感情，引起阿拉伯世界的愤恨和仇视。伊斯兰激进势力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恐怖活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愤恨和仇视中进行的。^[12]

2. 对待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

除霸权政治以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认定恐怖主义这一问题上一直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按照自己的好恶标准把一些危害其利益的国家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的“轴心国”“邪恶国”，进行制裁打击；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毫无原则地为其他国家出现的恐怖组织开脱罪行，对于其他国家的反恐活动，动辄就以“侵犯人权”等为借口横加指责，进行种种干扰，甚至怂恿、支持这些恐怖组织。这不仅无益于消除恐怖主义，反而加剧了恐怖主义的发展。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基地”组织就曾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扶持。科索沃危机前，美国曾将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民族解放军”认定为恐怖组织。但是，在危机爆发后，美国出于尽快控制巴尔干地区的目的，又开始转而支持该组织，导致该组织在南斯拉夫地区制造的恐怖活动不断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一度将俄罗斯国内的“车臣”问题界定为“种族冲突”，并长期为我国新疆地区的“东突”势力提供庇护和支持，其行为大大助长了车臣极端势力和“东突”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气焰。美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反恐立法工作以加大预防和惩治恐怖主义的力度，却在信息安全等领域搞双重标准，并以此指责、阻挠我国出台的首部《反恐法》。

3. 地缘政治的影响

由于地缘政治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因而也会对当代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有所影响。例如，由于中东地区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并扼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水上通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因而美国希望通过控制该地区以巩固其世界霸权。然而，中东地区的国家大多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美国要控制该地区，必然就会与这些国家发生各种冲突。尤其是美国在伊拉克战后要在中东树立“民主板块”，引进西方自由制度，进一步淡化和弱化伊斯兰社会的特征，无疑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文明的冲突态势更加明显。阿拉伯世界的军事强国伊拉克的战败使得伊斯兰国家中没有任何政权敢于同美国公开对抗，而民间对美国乃至西方的积怨和仇恨却不断发酵，其宣泄的渠道就是恐怖主义活动。^[13]

4. 国际政治的失序

冷战时期，在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中，尽管国际社会的矛盾十分尖锐，对抗十分激烈，但是较为集中和单一，诸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国内阶级矛盾等两大阵营内部的矛盾都被两大阵营之间的外部矛盾掩盖了。在此情况下，恐怖主义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追求的目标受到限制。这一时期的恐怖主义往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然而，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对抗性格局以及主要矛盾的消失，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往长期被掩盖的、压抑的次要矛盾（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日益凸现，甚至上升为主要矛盾。由于凝聚力和控制力的严重削弱，这些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恐怖暴力的增加。旧格局已经崩溃，新格局尚未建立，国际政治的失序为恐怖主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4]

三、宗教根源

宗教与恐怖主义虽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但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主义泛滥往往包含着宗教冲突的因素。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国家，国家政权为宗教派别所掌握，因而宗教政策上的偏颇就会直接表现为国家全局政策的偏颇，导致政治矛盾宗教化和宗教矛盾政治化，从而加剧社会的各种矛盾，使国家陷入持久的内乱和恐怖主义的恶浪之中。^[15]总而言之，恐怖主义不一定是宗教问题，而宗教有可能与政治、经济、民族等因素纠缠在一起，诱发、助长和加剧恐怖主义。宗教之所以会成为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因为任何一种宗教都有一套特定的教义和有别于其他宗教的教规，使得宗教具有不可避免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一旦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不公正相结合，就会产生宗教及文化上的对抗。在此种情况下，一些极端的宗教信徒为了实践他们的教义，便付诸恐怖主义手段。^[16]据有学者统计，20世纪90年代，大约有25%的恐怖主义起源于宗教目的。^[17]

有学者把与宗教冲突或者宗教极端主义有关的恐怖主义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民族分裂主义相联系的恐怖主义，另一类是宗教极端主义引发的恐怖主义。^[18]就第一类而言，前文介绍的斯里兰卡泰米尔地区的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的形成原因中，就包含佛教（僧伽罗人所信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所信仰）和印度教（泰米尔人所信仰）之间的矛盾；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的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的形成原因中，就包含新教（联合主义者所信仰）和天主教（民族主义者所信仰）之间的矛盾；俄罗斯车臣地区的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的形成原因中，也包含东正教（俄罗斯人所信仰）和伊斯兰教（车臣地区穆斯林所信仰）之间的矛盾。就第二类而言，当前最为典型、影响最大、发展最快的是宗教激进主义，伊斯兰激进分子无法接受西方文化的渗透，极力反对非穆斯林文化的“异端邪说”，号召全面实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近年来，宗教激进主义以中东为中心，向中亚、南亚、西亚、南美、北非以及巴尔干等地区迅速扩张，成为极为猖獗的全球性恐怖主义势力。

四、民族与种族根源

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和种族问题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国际、国内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置，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就可能引发民间性的暴力活动或者族际之间、国家之间的战争。在这些暴力活动或者战争中，人们频繁使用恐怖主义的手段，导致以往和现在的恐怖主义活动往往带有民族问题和种族问题的背景。

（一）民族矛盾

民族，是指在文化、语言、历史或宗教信仰等客观方面与其他人群有所区别的群体。据统计，全世界现在共有两千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在多民族国家内，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语言、历史或宗教信仰有所不同，各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也是客观和正常的。然而，由于经济上的压迫、政治上的排挤以及外来国家的干涉，不同民族间的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民族迫害越积越深，在无法通过正面交锋实现自己目的的情况下，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进行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19]有学者曾将民族矛盾划分为两种情形：一类是主体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压抑少数民族，加剧了民族矛盾；另一类是对少数民族不恰当的“怀柔”，使少数民族势力发展壮大，助长了少数民族的分离意识。^[20]正是由于这种民族矛盾的不断加剧，再加上宗教等因素的介入，往往会导致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事实上，阿以矛盾、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以及各国内部的民族矛盾等民族因素，业已成为当今世界恐怖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民族矛盾产生的恐怖主义主要体现为反对殖民统治斗争中的民族主义恐怖活动、当代民族分裂主义恐怖活动、当代民族仇杀与恐怖活动。以当代为例，基于民族矛盾而产生的恐怖主义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其一，政治运动型，即以公开的政治活动谋求独立的民族分裂主义，如加拿大主张暴力恐怖活动的“魁北克解放阵线”和“魁北克解放军”领导的魁北克独立运动；其二，军事对抗型，即在某一主权国家内部以战争的方式进行独立建国活动的民族分裂主义，如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领导的建立“泰米尔伊拉姆国”的独立运动；其三，跨界统一型，即历史上同一民族在现实中分属毗邻的不同国家，他们出于某些政治原因，试图通过民族分裂主义武装活动，实现民族同一的独立建国或合并建国目标，如中东地区“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领导的“库尔德斯坦”的独立运动；其四，互动分裂型，即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相互排挤，谋求各自独立建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如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黑）内战中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和塞尔维亚“切特尼克”组织实施的恐怖活动；其五，暴力恐怖型，即以恐怖主义活动为主要手段，谋求民族独立建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如西班牙的“埃塔”组织和我国的“东突”组织实施的恐怖活动等。^[21]

（二）种族冲突

与对民族的划分方式有所不同，对种族的划分本身并不具有社会意义，只是根据肤色等生理体貌特征进行划分的。但是，殖民主义、分裂主义理念的产生与影响，使得这种本不具有社会意义的不同生物群体成为助长社会动荡的潜在诱因。^[22]在西方不少国家中，种族主义思潮根深蒂固，种族歧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并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而日趋严重化。在这些国家，少数民族与外来民族不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遭受多方面的歧视与排斥，而且往往成为种族主义者发泄不满的对象，成为种族主义极端分子恐怖活动的直接牺牲品，生命财产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23]

基于种族冲突产生的恐怖主义主要体现为殖民主义时期的种族主义恐怖活动、法西斯主义时期的国家恐怖主义以及二战后种族主义的恐怖活动。^[24]其中，殖民主义时期的种族主义恐怖活动主要体现为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殖民地不同种族的征服和暴力恐怖统治；法西斯主义时期的国家恐怖主义主要体现为二战期间法西斯国家对犹太人等种族的恐怖屠杀；二战后种族主义的恐怖活动主要体现为当时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极端右翼势力，这些极右势力在政党化、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使种族主义的排外性在当时形成一股思潮，成为滋生极右型恐怖主义的土壤。美国的“三K党”、德国的“光头党”、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等形形色色的极右型恐怖主义组织就经常发动带有极端种族特征的恐怖事件。

五、文化根源

文化矛盾，是指人们在习惯、风俗、传统、思想、信仰、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冲突和危机。这种文化冲突或者文化危机既可以表现为一个国家的特有文化对外来不同类型文化的单边对抗，也可以表现为同一文化内部某些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主动反抗。在当代，文化矛盾已经成为各类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

一种文化形成之后，伴随着不断地扩张、发展与繁荣，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地加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具有特定文化的民族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具有一种优越感、自豪感，唯我独尊，并具有强烈的排外情绪，一旦遭到外来文化的侵扰，他们会不惜一切全力反抗，有时甚至采取极端的反抗手段。^[25]然而，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大肆输出与宣扬资本主义的文化与价值观，这就导致当代世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外部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冲击。

事实上，近年来，“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之所以频频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恐怖袭击，也与这些国家不承认、不尊重伊斯兰文化以及企图以自身文化取代伊斯兰文化不无关系。这是因为，传统伊斯兰教文化通常认为，为捍卫伊斯兰文化而以武力抗击外来文化入侵的斗争是一种伟大的“圣战”，具有正当性和神圣性。正是在这种“圣战”精神的感召下，一些极端伊斯兰激进分子选择以自杀性爆炸袭击等方式，投身于反抗外来文化入侵的“伟大恐怖斗争”中去。

（二）同一文化内部的矛盾

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内部的文化往往是多元的，其中既有在国家或者社会内部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也有主流文化以外属于不同群体的亚文化。这种同一文化内部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着矛盾甚至对立。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如果无法妥善处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就有可能呈现极端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生活在特定地区的民众同时受着不同文化的影响，但当地的或某些群体的亚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主流文化的影响。亚文化直接指导他们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强化着其民族特有的心理，对本民族来说亚文化是一种超强的凝聚力，而对外来文化逐渐产生一种排斥力。当这种群体的文化优越感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他们会对社会中的主流文化或其他文化发出主动突击。他们通过恐怖手段，谋取本民族文化的独立，积极分裂国家，争取建立一个以本群体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26]

在一些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歧视、压抑、打击少数民族，一些少数民族人群（如印第安人）为维护自身亚文化的存在权益而进行斗争，有时也对政府和白人实施恐怖袭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一些少数民族为谋求本民族亚文化的主导地位，坚持民族分离主义，企图从主权国家中分裂出去，建立以本民族亚文化为主流文化、以少数民族集居区为领地的单一民族国家。为实现这种目的，这些民族往往诉诸恐怖主义。^[27]例如，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为建立独立的“泰米尔伊拉姆国”，采取极端的恐怖主义手段以谋取本民族亚文化的主导地位。

六、心理根源

无论是经济、政治、宗教根源，还是民族、种族、文化根源，都属于恐怖主义在社会方面的根源。然而，这些社会方面的根源尚不足以全面概括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恐怖分子的个性心理特征实际上也是恐怖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从犯罪心理学的理论来看，社会环境会影响到人的心理特征，进而成为引发犯罪的诱因。恐怖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恐怖分子及其依靠的群体所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和恐怖气氛，来源于外部世界对其的“侵略”或“压迫”（经济的或文化的，有时甚至是军事的）。对于个体来说，在恐怖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感受越直接、深刻，信号转化为直接行动的刺激越大，就越有可能以其所感受到的方式报复。^[28]据此，由于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根源所导致的社会冲突在个人内心深处的内化实际上是导致恐怖活动的直接动机。

有学者曾将恐怖分子的心理特征归纳如下：其一，认知特征。恐怖分子的认知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认知过程中强烈的偏执性与认知结构中强烈的反社会的恐怖哲学和合理化认识。这与他们极端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思想是分不开的。其二，情感特点。由于对世俗社会的极端失望和对敌手的极端仇视，以及对自己追求目标的极端绝望，恐怖分子大多持有一种极端麻木冷酷的情绪状态。从情感特点来说，他们表现出很强的与主流社会的对立性。其三，意志品质。在实施恐怖活动之前，恐怖分子并无一般罪犯常见的动机斗争和心理冲突，投机冒险心理极为强烈。^[29]笔者认为，认知过程中强烈的偏执性在当代恐怖主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巴以地区，巴勒斯坦人普遍认为以色列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总认为僧伽罗人在压迫他们，而弱者往往将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无奈和自尊的失落都归结于对方。这种群体认同和偏见虽不直接引发暴力斗争，但当群体的基本需要和社会认同受到严重压抑时，就会发生武装冲突。^[30]由此可见，要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进而预防和减少恐怖主义，一方面要从根本上消除外部世界对某些特殊群体的“侵略”或“压迫”，另一方面要对这些特殊群体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和心理矫正。

[1] 参见范明强：《社会学视野中的恐怖主义》，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56页。

[2] 参见马长生、贺志军等著：《国际恐怖主义及其防治研究——以国际反恐公约为主要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78页。

[3] 参见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35页。

[4] 参见刘玉雁：《中国政府恐怖主义危机管理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5] 参见马长生、贺志军等：《国际恐怖主义及其防治研究——以国际反恐公约为主要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6] 参见范明强：《社会学视野中的恐怖主义》，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7] 参见张家栋：《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3页。

[8] 《唐家璇在联合国安理会反恐问题外长会议上的发言》，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1/21/content_698427.htm，2016年8月6日访问。

[9] 参见马长生、贺志军等：《国际恐怖主义及其防治研究——以国际反恐公约为主要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10] 参见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224页。

[11] 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12] 参见范明强：《社会学视野中的恐怖主义》，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13] 参见马长生、贺志军等：《国际恐怖主义及其防治研究——以国际反恐公约为主要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14] 参见范明强：《社会学视野中的恐怖主义》，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15] 参见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0页。

[16] 参见马长生、贺志军等：《国际恐怖主义及其防治研究——以国际反恐公约为主要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17] 参见冯晖：《论国际恐怖主义及其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载《理论导刊》2004年第8期。

[18] 参见范明强：《社会学视野中的恐怖主义》，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4页。

[19] 参见马长生、贺志军等：《国际恐怖主义及其防治研究——以国际反恐公约为主要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20] 参见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21] 参见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210页。

[22] 参见马长生、贺志军等：《国际恐怖主义及其防治研究——以国际反恐公约为主要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23] 参见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24] 参见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93页。

[25] 参见马长生、贺志军等：《国际恐怖主义及其防治研究——以国际反恐公约为主要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26] 马长生、贺志军等：《国际恐怖主义及其防治研究——以国际反恐公约为主要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27] 参见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28] 参见张家栋：《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59—61页。

[29] 参见杜邈编著：《恐怖主义犯罪专题整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30] 参见马长生、贺志军等：《国际恐怖主义及其防治研究——以国际反恐公约为主要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