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立法与神意创世
——维柯《新科学》及其历史影响
一、智者的孤怀
——维柯生平
杨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生于意大利北部那不勒斯城邦。他的父亲具有本土农民的憨厚正直，母亲和善忧郁。维柯自幼厌倦沉思的生活，而喜爱动感的人生。据说他七岁那年从顶楼跌到底楼，五个小时不能动弹，头盖骨折损，失血甚多，家人和医生都预言这孩子当活不长。维柯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但这次童年时代肉体上的受伤留给了他一种创伤记忆，他的性格既暴躁又忧郁，在沉思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之间抉择艰难。聪明睿智，而又肯于深思宇宙人生，构成了他全部生命活动的基调。聪明睿智，让他能够如闪电般地觉察事物；肯于深思，决定了他厌恶文字上的俏皮和修辞上的浮夸。
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班牙统治下的那不勒斯城邦，是当时意大利的文化重镇之一。尽管语法教育、唯名论唯心主义、经院神学在当时还比较流行，但最为发达的却是法学。经世而致用，便是当时那不勒斯人文教育的基本追求。凡是著名的学院里，接受了这种人文教育的青年学子都会“满怀信心和高尚的希望，热爱从事研究”，“为着争取赞赏和光荣，等到知事识理的时期就关心各种实际利益”。[1]维柯援尊父命，以修习法学开始了漫长的学者生涯。通过民事法庭和宗教法庭案件处理细节的研究，维柯开始探本溯源，在中世纪法学阐释家和罗马民法史学家那里去寻找“自然正义”和“人文主义”的历史踪迹，同时他还尝试将语言学与法学结合起来，探求一些关于人类普遍性的原则。维柯16岁那年，他的父亲受到宗教法庭的指控，他独立办理此案，在最高法庭上出庭辩护，赢得了这场官司。他所写的辩护词受到了当时著名法官和律师的赞赏。
法学实践的成功并没有让维柯感到满足。他发现分门别类的学术缺少融贯一体的整体性，人们极容易步入学术迷宫，而远离学术殿堂。为了高屋建瓴地把握人文学术的命脉，从整体上指导各门学术，维柯构思并写作了《普遍法律的唯一原理》（On the On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Law），其附编即为《论法学的融贯一致性》（On the Consis tency of the Jurisprudent）。这两部文献构成了维柯的不朽名著《新科学》的基本素材及其学说的基本框架，其追求融贯一致的努力便表现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心智”（metaphysical mentality）。
形而上学心智的偏航，一度让维柯沉湎在“近代诗歌”浮躁、华美、虚伪和渺茫的风格中。华美不实、低吟浅唱的诗歌让严肃的成人心生厌恶之情，却成为心智软弱的青年人的消遣。青春心事当拿云，少年沧桑不是一件好事，过分的严肃自然让青年人的精神日趋僵化、日渐枯竭。就在维柯沉湎于华美轻浮的“近代诗歌”时，他本来虚弱的身体遭到了肺病的威胁，家境的贫寒又遏制着他求学的渴望。应格洛尼姆·洛卡（Geronimo Rocca）大主教之邀，维柯到契伦陀（Gilento）城堡任家庭教师。契伦陀环境幽静，气候温和，维柯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在此他埋头研究民法和教规法，接受神学教育，研究深度达至“神恩”（Divine Providence）这一天主教神学的中心。
在契伦陀一住九个春秋，他在这里阅读神学著作，研讨诗艺（“诗学”），返还于罗马法和古希腊伦理学之间，思考“理想的正义”。同时，在他心里已经投射了一道神圣的曙光，那就是致力思索一种永恒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渊源在于“天意神恩”，而适合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一切政体。当他结束契伦陀幽居生活，返回那不勒斯，当时笛卡尔的学说已经扫荡了中世纪神学残余，而一切物理学体系都黯然失色。同时，欧洲精神界愈演愈烈的“古今之争”，自然也引起了维柯的高度重视，他圈子内外的朋友都在思考古今诗歌和哲学的价值，探索荷马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但维柯在思想界特立独行，若闲云野鹤，不拘一家陈说，“落在一片荒野森林里凭自己的才能去摸索自己的科研大道”[2]。尽管当时的那不勒斯文化氛围多少有些像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对文学的趣味就像对时装的趣味一样”[3]，风格流派各领风骚两三年，但维柯的思想却是求深、求高、求远——求深，即在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政体之下去探索永恒的正义；求高，即在形而上学的高度上去探索天意神恩对于世俗历史、人间意志的干预作业；求远，即一头扎进邈远迷茫的古代，探索初民诗性智慧的创建力量，去发现真正的荷马。因此，维柯不愧是孤独思想家的典范，孤怀默运，独自沉吟，在那不勒斯当一位无足轻重的修辞教授而寂寞地度过了余生，靠给别人写铭文颂词和给达官显贵写歌功颂德的传记为生。直到晚年才得到奖赏，受命担任奥地利那不勒斯总督的史官。
维柯的暮年忍受这巨大的烦恼与悲伤，家境的日益贫困几乎让他丧失了安顿感。他所宠爱的两个女儿虽然让他开心，但一个放荡懒惰的“逆子”为恶不仁，最后由他亲自送进监狱，这已经让他绝望崩溃。雪上加霜，他的一个女儿遭受疾病的折磨，让他不得不忍受巨大的心灵之痛和担负巨额的医药费。当他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自知人间一切良药皆无效用，只好本着神意不断地祈祷。维柯平安地走于1744年1月20日，享年76岁。
[1] 参见《维柯自传》，见维柯：《新科学》附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5页。
[2] 参见《维柯自传》，见维柯：《新科学》附录，第633页。
[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