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呐喊·自序》
1922年12月3日，鲁迅终于编订完《呐喊》，并作了著名的《呐喊·自序》。我们知道，这篇名文是对“呐喊”由来的一个自我总结和反省，作为鲁迅第一篇真诚披露心迹的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其前期生活和思想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我所感兴趣的是，鲁迅给《呐喊》作序的时候，在心境上已经进入了“彷徨”时期，那么，对“呐喊”的叙述叠印了多少“彷徨”的底色？《呐喊·自序》恰恰写于走进1923之前的最后一个月，这里面该隐含有多少走进1923年时鲁迅的心态密码？
《自序》首先从“梦”谈起：
我在年青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由来。[1]
首段点明《呐喊》创作的“由来”，但行文极尽吞吐曲折，第一句话中的“梦”“忘却”“并不以为可惜”之间，就经过了两重转折，“也曾经做过许多梦”中的“也”同样颇有意味，“也”所指的“他者”是谁？但话题接着由“梦”突然转到“回忆”，由“回忆”牵连到“寂寞”，由“寂寞”到“苦于不能忘却”，中间又经历了几层转折；有意思的是，经过几次迷宫式的转折，当最后告知“这不能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由来”时，让人难以判断，“这不能忘却的”，是指这一句话中的主题语“回忆”呢，还是指前一句中的“梦”？
作者并不多加解释，便转入对往事的回顾。回顾颇为跳跃省净，对以往经历的重要片段进行了电影闪回般的交代，包括父亲的病、南京求学、日本仙台的幻灯事件、弃医从文筹办《新生》及其失败后的“寂寞”和S会馆的对话，这大概是鲁迅第一次集中披露自己的经历，这些在后来的《朝花夕拾》中都有更详细的叙述。但与《朝花夕拾》平静舒缓的单纯叙述格调不同，《呐喊·自序》的回顾是在颇为复杂的叙述格调中进行的，表面上颇为平静流畅，即使在叙及《新生》失败后的“寂寞”时，也尽量保持颇为客观的语调，给人一种往事如烟的超脱感，同时，在平静的叙述背后，又弥漫着一种“蒙蒙如烟然”的悲哀，形成难以言传的克制和张力。
在叙及《新生》的夭折后，鲁迅提到了后来研究者广为关注的“寂寞”：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2]
由于“寂寞”的描述紧接《新生》事件之后，研究者多把后者直接看成前者的原因，而忽视了《新生》计划失败后鲁迅尚有《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和《河南》杂志上系列长篇文言论文的发表，尤其是后者，系统地提出了青年鲁迅对于如何摆脱近代危机的主张，颇为“慷慨激昂”。如果鲁迅在《新生》事件后就落入“寂寞”的话，大概难有其后两个更大的举动吧。但是，这两次努力的结局同样是失败，《域外小说集》一、二两册虽然出版了，结果只不过各卖出了二十本[3]，深思遐瞩的“立人”主张，没有得到任何反响，最后一篇《破恶声论》未完而终，我想，鲁迅在这时，大概更能体会何谓“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因此，“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如果解释成自《新生》事件始的一系列文学启蒙努力失败以后的事，会更加合理吧。
鲁迅的描述说明，所谓“寂寞”“无聊”“悲哀”，首先是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对启蒙对象的可启蒙性的绝望，“荒原”感是其最形象的表达。但强烈的自我意识，又使他马上转入对自我的反省：
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4]
这就是鲁迅日本时期的第一次绝望——这一绝望指向的是自身的行动能力。对自身能力的怀疑，是青年人遭遇挫折后普遍容易产生的，可能与革命时期各路英雄（包括乃师章太炎）的对比有关吧。由这一青年时期的绝望感，到后来S会馆时中年人的绝望，其间经历十年，无疑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伴随着的是回国后对社会现状及危机的深入洞察，这渐渐演变成鲁迅长达十年的“隐默”。为了忘却绝望带来的“痛苦”，S会馆时期的鲁迅不得不扼杀产生绝望感的自我意识，沉入“国民”与“古代”中，通过“钞古碑”等方法“麻醉”自己。钱玄同的到来打破了S会馆的平静，在他的一再追问下，鲁迅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铁屋”理论：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5]
“铁屋”理论所表达的无非是绝望，与前文所说的“荒原”一致，不过，这一次鲁迅采取了彻底放弃的姿态。然而，钱玄同随口说出了一句其实是极普通的话：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6]
由好辩的钱玄同随口说出的这句话，却使鲁迅马上改变了立场，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7]
“我之确信”无疑指自己所体验到的绝望，对绝望的“证明”来自过去的经验，而所谓“希望”，却指向“将来”，“过去”无法否定“将来”，因而“希望”也不能被“绝望”所否定。这是理性的推理，本来，“希望”与其说是存在，不如说是一种信念，相信它，就要以它为未来的必然性，但是，在鲁迅这里，作为信念的希望被作了理性的处理，它以“可有”为希望的维系。钱玄同的话其实卑之无甚高论，它之所以对鲁迅产生顿悟效应，恐怕还在鲁迅自己。换言之，鲁、钱的对话其实早已在前者心里，只不过这一次通过后者口中说出，因而产生了偏斜效应，使鲁迅确认了另一方。然而，信念和理性之间的摇摆，使确认的“可有”岌岌可危，很难经得住现实的考验。
这样看来，似乎“希望之可有”成为此次写作行为的动机，然而鲁迅又强调：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8]
“在我自己”的强调，无非是说，同意出来写文章的直接动机并非上面所说的“希望”，而是对“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的“同情”，而本来应作为文学启蒙的首要动机的所谓启蒙主义希望，这次被放到了第二位，更准确地说，是作为由外在“同情”所启动的行为的可能性结果而出现的。无论如何，鲁迅承认，外在因素是这次写作行为的主要动机，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无异承认了“呐喊”并不是完全发自内心。在说到小说中的“曲笔”时，鲁迅指出有两个原因：一是“须听将令”；二是“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总之都是为了他人。所谓“曲笔”，在鲁迅的意思是不如实去写，也就是说，“寂寞”是真实的，“好梦”是虚幻的，那么，对真实的保留，其目的就是不唤醒他们，免得使他们遭受“寂寞”之苦，这似乎又回到“铁屋”理论中的立场，同是不唤醒，“铁屋”理论指的是不把民众从“昏睡”中唤醒，而这里指的是不把“五四”一代启蒙者从“好梦”中唤醒，两者都肯定了绝望的事实。
通观《呐喊·自序》，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寂寞”“无聊”“悲哀”等关键词，表达了鲁迅此时深深的绝望情绪；二是公开表白，“呐喊”是有所保留的，《呐喊》并不是真正发自内心。试想，如果《呐喊·自序》写于“五四”高潮时期，这些都是不便于直说的吧。确实，鲁迅于“彷徨”时期给《呐喊》作序，给《呐喊》打上了“彷徨”的色彩，当他在文章中渲染“寂寞”的时候，自己正处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空前寂寞的处境中，所以，对“寂寞”“无聊”“悲哀”“荒原”感等体验的表达，一定同时糅进了此时此刻的绝望感受，反过来，通过《呐喊·自序》，我们正可以体味鲁迅当时的绝望处境。孤独与寂寞也使鲁迅获得前所未有的内心自由，使他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披露《呐喊》创作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呐喊·自序》是糅合了鲁迅的第一次绝望和第二次绝望的有趣文本。
[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
[2]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
[3] 据鲁迅本人及许寿裳、周作人回忆，《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售出21本，第二册售出20本，第一册多售出的1本，是许寿裳为检验寄售处的定价而自己购买的。
[4]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
[5]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6]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7]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8]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