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梁启超在1897年曾说，“今日之天下”，美、法等国“谓为民政之世”，而中、俄、英、日等国则“谓为一君之世”，以全局言“则仍为多君之世”；盖各国基本皆各私其私，故“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耳。^[1]这里所谓“天下”，即由五洲万国组成的“世界”，与今日一般认知略同。然而梁氏在1899年又曾说：“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2]入民国后梁启超更说：“吾国人称禹域为天下，纯是世界思想。”^[3]这里的“天下”仍是“世界”的同义词，可以置换使用，但所指谓的则仅是“禹域”，或即后来流传甚广的“中国即世界（天下）”说。然细绎其语义，仍有些模棱两可的意味。

其实过去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大致即钱穆所说的“心胸之知”和“耳目之知”。^[4]这一语义在近代的二分给当时的读书人带来无穷的困惑。以前“天下”是一个语境明则语义明的开放概念，即其在特定场合的指谓基本随上下文而定；如今却被分为“中国”和“世界”这两个指谓确定、边界分明的概念。虽然语义脱离语境或许更显清晰，但很多人对此尚不习惯，一些人无意之中可能因为语源的关系将两个语义相差甚远的词当成同义词混用。关键是少有人在学理上将此语义转换的进程厘清，反倒是一些脱口而出的简明表述时常腾诸人口，迄今余波不息。

这类观念的缠结，以及由此而起的一些歧义和误会，多少源于晚清极具影响的梁启超。当时报纸、刊物等兴起不久，梁氏可以说最成功地运用和发挥了这些新传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新思想论域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5]如孙宝瑄1902年所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其“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当时“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6]此语或稍夸张，若将范围限于中国读书人，却大体概括出梁氏当年影响的广泛。黄遵宪稍后对梁启超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7]

其实梁启超不仅改变了当时人的思维和表述方式，直到今天，中外很多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仍随时可见梁氏观念的痕迹。如前引其“中国即世界”的表述即影响甚大，研究梁启超的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曾提出，近代中国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天下”缩变（contracting）为“国家”的进程。^[8]这个说法又影响了很多人，如唐小兵先生就说他关于梁启超历史思想的专书是在讨论这一缩变的影响。^[9]

“天下”一身所兼之二义在近代的二分，反映出时人对于地理空间和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重心，说近代中国有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中国”的进程或大致不错；倘若侧重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10]两者互为表里，既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又相辅相成，长期处于互动之中。前者向来受到关注，几乎已是众皆认可的“成说”；后者则过去所论较少，还可以作稍进一步的探索，并须回归到梁启超本人及其他时人那些含混且有时自相冲突的表述中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