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迈达巴德

一

2014年9月17日，正好我开课一周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莫迪盛情接待，首站选定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

之所以这么安排，拿莫迪的话来说，一来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希望习主席能看到不一样的印度；二来这里是莫迪的故乡，有利于培养领导人的个人友情；三来莫迪在这里辛勤耕耘了十多年，创造了“古吉拉特模式”，符合“发展”的主题。

之前的几天，艾哈迈达巴德为了迎接习主席可谓煞费苦心。《艾哈迈达巴德镜报》头版头条放上习近平的照片，上书中文“欢迎习近平”，城市里的许多广告牌都换上了莫迪和习近平的全身像，用中英文书写：“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

第一学期，我的中文课开了两个班，一共66名学生，当天那个班有30多人到场，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说：“这样的安排很巧妙，我猜下一次莫迪中国行，首站很可能是西安，那里是习近平主席的故乡，而且有中国文化的代表——秦始皇陵兵马俑。”大半年之后，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

我突发奇想建议：“下课后，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艾哈迈达巴德，咱们两个国家的元首在萨巴马蒂河边看表演，兴许能碰上他们。”

最终，有四名同学响应了我的号召，他们是：

米兰（Milan），男，大四；

桑吉（Sanjit），男，大三；

拉蒂卡（Radhika），女，大三；

莉祖（Rizu），女，大四。

事实也证明，态度好的学生，成绩也好。

在中国，旷课往往被视为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而IITGN的学生政策是很自由的，老师起指导作用，如果学生有信心不需要课堂学习也可以考试过关，旷课是没问题的。所以每学期上中文课的学生，总是越到期末人越少，唯有少数学生，真心喜欢中文，从不旷课。这四位学生就是如此，他们一直是我的铁杆支持者，和我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也都能顺利获得A或A+的考试成绩。

其实，由于下课太晚，我当天并没有信心能够见到两位国家元首，我不过是找个由头，让学生们带领我畅游艾哈迈达巴德这座城市。

我们下课时已近五点，两位政要五点半即将飞往新德里，我们需要一个快速的交通工具。

印度没有招手即停的出租车，那些黄顶绿体的“突突车”便成了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灵活工具。它们无处不在，中心城区、乡间小道，连接着这个国家每个角落的喜怒哀乐。为出行提供方便的同时，也让无数的底层印度人民安身立命，但价格混乱也导致了宰客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中国城市普遍取缔的落后产业，在印度仍有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依据他们的城市规划和减贫速度，想来未来三十年内也不会失宠。

从学校出发到目的地果然花了半个小时，当我们赶到萨巴马蒂河畔的时候，表演早已结束。

当然同学们也不必失望，我答应请他们吃晚饭。印度人吃晚餐的时间是八点以后，此刻离饭点还有两个多小时，好在季风到了九月中旬已经消退，我便叫他们带我去随处转转，我逐渐认识了这座城市。

二

艾哈迈达巴德，古吉拉特邦旧首府，后因用地紧张，首府搬迁至32公里之外的甘地讷格尔，但其仍保持着古吉拉特邦的中心城市地位，一般认为是印度综合排名第七的城市，仅次于孟买、德里、加尔各答、班加罗尔、海德拉巴与金奈。不过我也曾看到另一个排名方式，从竞争潜力来看，由于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居然排名第一。在2011年福布斯发布的“世界增长最快城市”评选中，艾哈迈达巴德仅次于中国的重庆和成都，排名第三。

也因此，只占印度总人口5%的古吉拉特邦却贡献了印度全国16%的工业产值和22%的出口份额，并多年保持GDP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无论从硬指标，还是从印度人的口碑中，古吉拉特邦都是印度最发达的一个，难怪被称为“印度的广东”。这个称号，正是莫迪访问广东后，对广东模式赞不绝口，亲自起的。

艾哈迈达巴德的城市结构为圆环形，三条环路有板有眼，蜿蜒的萨巴马蒂河穿城而过，把城市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大西小。河水并不干净，成群的绿藻和垃圾严重破坏了原本养眼的景观，让人惋惜。

当然，优美整洁的环境，在还在为消灭绝对贫困而奋斗的印度人民心目中，从来就不是一个主要需求。和生存问题比起来，环保的议题还太过奢侈。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艾哈迈达巴德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林林总总。

艾哈迈达巴德是传统的，城内随处可见古老的建筑，动辄数百年历史。贾玛清真寺，修建于1423年；爱玛大清真寺，建于1424年；西迪赛义德清真寺，建于1573年；达达•哈里台阶井，建于1501年……然而它们并非如同历史遗迹般被保护、被开发，然后请游客购票入内，恰恰相反，印度人在这方面相当缺乏“经济头脑”，大部分的清真寺和印度教寺庙时至今日仍在供信徒使用，游客也可以免费参观。只需记得，无论进入任何宗教场所，一定要脱鞋。

我和学生们步入一个又一个清真寺，在西迪赛义德清真寺的院落里，几个穿着白大褂，头戴白头巾的穆斯林，坐在地面，各自背靠着一根柱子，看了看我们，又埋下头去念他们的经文。夕阳的余晖洒落在寺庙的院落内，几缕光束透过墙角的缝隙，把古建筑的圆顶和房檐衬托得熠熠生辉。我们小心翼翼地迈步，生怕惊扰了这里的一切。而任凭我们逗留、拍照，穆斯林也再没有多看我们一眼，仿佛喧嚣的世界与他们无关。

更多的，是无处不在的印度教寺庙，相较之下它们没有清真寺那么显赫的历史，但无疑是学生们自身的信仰。经过一个银色的寺庙，我们看见众多的信徒络绎不绝，学生们也跟上排了进去。里面供奉着一个全身漆黑、凶神恶煞的神——摩诃迦罗，中国形象地把他翻译为“大黑天”。每个人走进寺庙时都会俯身摸地，以示虔诚。他们面对摩诃迦罗双手合十，念念有词，随后将数量不等的钱币投入功德箱内，再从另一侧出来。

艾哈迈达巴德又是时尚的，在中心城区内，可以看到许多铺面整洁、灯火通明的商店，里面坐着一些干净的印度人，对坐而谈，面带笑容。几乎很难看到女性单独活动，她们或有男士陪伴，或两三个女性自成一桌。她们有的穿着时尚，有的穿着传统的莎丽。商店的周围停着许多私家车，有的依序停放，有的则显得很随意，但几乎都是白色。不过，无论多么光鲜的建筑，仿佛都是独立存在，只需要走出建筑半分钟，立刻又可以看见衰败的民房、肮脏的街道、赤贫的人民。那些黄绿相间的破旧突突车，见缝插针地守候在商店外面的私家车丛中，等待着偶尔光临的无车一族。

学生们推荐我去品尝塔里（Thali）——那是流行于印度和尼泊尔的自助吃法，每人面前一个大盘子，六七个小碗，服务员来来回回走动，提供各种菜品，一人280卢比左右。温馨的是，事前学生还友好提醒我：塔里很贵。我很理解他们，因为IITGN学费中包含伙食，家里每月给他们的零用钱仅仅为1000到1500卢比，我对他们的可爱和体贴心怀感激。

艾哈迈达巴德还是混乱的，一顿晚饭的工夫，那么多小贩不知道从哪里都冒了出来，吆喝着卖些廉价的东西，阻断了本就混乱的交通，也增加了街上的垃圾。我问学生们：“这是被允许的吗？”学生说：“摆摊只能在政府划定的集市区，城里的街道上是不允许的，他们都是悄悄摆摊的，如果政府的人来了，他们就会立刻开跑。”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便看到，一群头戴小黄帽、手持竹竿的印度城管，挥舞着竹竿驱赶小贩。有的小贩逆来顺受地跑，有的则边跑边回头骂骂咧咧。跑得慢的，或者态度极其恶劣的，免不了遭受皮肉之苦，但毫无疑问，他们在城管散去以后又会回来继续他们的生计。

任何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民族，在尚未脱离贫困，在完善的法治社会到来之前，猫捉老鼠的游戏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底层的平民痛斥腐朽的官僚体制不顾他们死活，城市富人和中产阶级却感谢他们维护了城市的整洁和秩序。

社会的各个利益群体，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时代努力寻求着一个最大公约数，维持着社会的大体平衡，这在印度表现得尤为明显。

艾哈迈达巴德，就如同独立之后印度的一个缩影，时尚与传统，虔诚与反叛，如影随形，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然后在矛盾与冲突中，像个步履蹒跚的孩子一样，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

有趣的是，从那天以后，古吉拉特邦的人民对于中国的热情和好感与日俱增。有好几次，街上的老百姓跟我打招呼，问我来自哪里，当我说出“中国”后，他们就热情地欢呼：“哇噢！Jinping Xi！Jinping Xi！”

他们也许不懂政治，更不了解中国，但他们有着一个最质朴的心愿——来的都是客，未来，大家的日子一定都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