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借问头领知多少

“三十六”与“一百零八”

我们所要讨论的第四点，是有关义军领导层的情况。《水浒》所模拟的这支起义大军，其军事首领应达数十或上百人，而最高领导层也曾几经更迭，最终形成稳固的领导核心。

《水浒》故事中的好汉数目，向来有“三十六”和“一百零八”的异说。南宋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和稍后的平话《大宋宣和遗事》，是三十六说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直至明初朱有燉的杂剧中，仍延用此说。此说更接近《东都事略》及《宋史》；只是历史上的三十六士卒，在街巷传闻中已变为三十六头目。

一百零八说则要迟至元杂剧中才初露端倪。不过明人杨慎引《瓮天脞语》所载宋江小词中，已有“六六雁行连八九”的话头。杨慎还据此感叹说：“小词盛于宋，而剧贼亦工如此。”此词又见于《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六六雁群连八九”显然是指三十六加七十二。若杨慎的话可信，则一百零八之说在宋代已经出现，并不比三十六说晚多少。此外，近人发现在某种较早的《水浒》佚本中，已有“天罡地煞”之说。此种版本可能另有渊源，后面还要谈到。

今本《水浒传》在承袭一百零八之数时，还残留了三十六的痕迹。小说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中，有“街市小儿谣言”谓：“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所谓“纵横三十六”，应即三十六说的遗痕。

此外，小说第九十九回“鲁智深浙江坐化，宋公明衣锦还乡”，写宋江征方腊后损兵折将，“止剩得正偏将三十六员回京”，诗云：“宋江三十六，回来十八双。内中有四个，谈笑又还乡。”——这是套用《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宋江誓愿：“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这仍是三十六说的遗痕。

两说的初次融合，应在元杂剧中。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等杂剧的宋江开场白，都有“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偻罗”的说法。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一百零八之数，且剧中除了宋江、李逵、燕青等有数的几位好汉外，也没有更多的英雄出现，但不能不视作由三十六过渡到一百零八的先声。

洞庭湖中的“一百零八”

那么一百零八之说究竟从何而来？是否因“南宋说话人讲说梁山泊公案者，嫌其人数不多、情事落寞，不足敷演，遂增益为一百八人，以便铺张”？我以为如此推论，似有过高估计说话人能力之嫌。其实《水浒传》中真正写得好的人物，尚不足三十六位。若说“人数不多、情事落寞”，在三十六人中加意发掘敷演，照样可以写得轰轰烈烈、花团锦簇。今本《水浒传》虽取一百零八之说，在书中演出重头戏的，仍不过是鲁、林、杨、晁、宋、武、石、卢等十数人。说话人要将好汉人数一下子增至百分之三百，既无此必要，似亦无此魄力。

笔者认为，一百零八说的源头，仍可在洞庭湖史料中找到。如前所证，假若小说家确曾借鉴了洞庭起义的素材，他必然也应注意到，洞庭湖中的义军头领决不止三十几位。史载洞庭起义初年，湖中有大小水寨七十余座，“中间为官军所破，或葺或废”，数量时有增减；多时自应像元杂剧形容梁山泊水寨，“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而各寨大小头目，自当数以百计。

由洞庭史迹到元杂剧，再过渡到今本《水浒传》，一百零八说的演进痕迹宛然可寻。有趣的是，元杂剧中“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提法有点古怪。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在元代“水浒”故事中，宋江对义军的领导并非“一杆子插到底”的一元化模式；宋江所领导的，只是百十个团伙，各团伙自有头领，各抱山头；头领们在领导层的地位高下，似乎也取决于团伙的大小、山头的高低。这种结构模式，更像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制”。

无独有偶，洞庭义军的领导模式恰恰与此相类。湖中数十座水寨各有头领主持，诸寨各据一方，独当一面；却又声气相通，联系或疏或密。杨幺与黄诚、夏诚、周伦等人的关系似乎更紧密些，在抗击官军时，也都表现出颇为一致的坚定性。杨华、黄佐、杨钦等虽然也是最早揭竿而起的军事领袖，但与杨幺等关系疏远，在反抗官府时，态度较为暧昧。其后在官军的攻心战中，他们单独行动，率先投降，表现出一种离心倾向。

即便是与杨幺关系密切的周伦，在军事、外交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绍兴四年，汉奸刘豫的部下李成派人与周伦联络，准备水陆配合，顺流而下，向南宋政权发动偷袭。周伦激于民族大义，杀死李成使者，到岳州向朝廷命官程千里汇报这一情况。这一切，似乎并非授命于杨幺。

由此可见，洞庭义军的权力结构，正是松散联盟的样式。在抗击官军这一面，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相互支援，互为犄角，唯杨幺马首是瞻。但具体的军事斗争及涉及自身命运的政治抉择，又有各自为政的一面。这种组织形式，正可用元杂剧“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来概括。

至于“一百零八”这个具体数字，在洞庭史料中也能寻见。如洞庭水寨首领之一的雷进，是主张抵抗的中坚人物，后为叛徒伍俊杀害。伍俊接受朝廷招安，被提拔为秀州兵马钤辖；“其徒一百七人授官有差”注1，连同伍俊，刚好是一百零八个。这即便是巧合，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百零八之说在现实及传闻中并非绝无仅有。

注1《建炎》卷九八：“（绍兴六年二月乙卯），是日，澧州慈利县山贼雷进为其徒伍俊等九人所杀。先是，进据险为寇，朝廷以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招之，进不受。直徽阁知鼎州张角（觉头）使人说俊等，遣兵招捕之，俊斩进及其妻子诣降，余党招戮殆尽。后录其功，以俊为秀州兵马钤辖；其徒一百七人授官有差。“（原注：日历，鲁攀等一百七人以四月九日丙午补官。）

元杂剧的时代与洞庭起义相距不远，尚能反映洞庭义军联盟的大致情势。然而到《水浒传》中，“百十座水兵营”被简化为八九座山水寨；组织形式也由各自为战的松散联盟，演变为令行禁止、行动统一的严整军事集团。从文学创作来看，这是对原始素材的提炼与升华，比起元杂剧中“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当然更进一步。但从素材源流考索的角度来看，则小说的描写离洞庭原型越来越远，若没有作为中介的元杂剧，即很难看出二者间的借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