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与商议:媒体与新工人劳资关系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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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关系:转型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议题

劳动关系[1]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这两大要素的直接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工资最大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双方的力量或利益对比一旦失衡,矛盾便会激化和公开,出现劳资冲突——二者以“集体争议和集体行动”的方式表达诉求和争取权益(常凯,2014:400)。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总体特征为“显性的合作与隐性的冲突”;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资本主导地位获得了特定的历史形成途径,劳资契约规则的制定、生产和分配的诸领域,资本要素所有者的强势明显,“劳动的弱化”不可避免;世界整体形势的影响下,更使得“资强劳弱”的格局在制度上被进一步固化。概言之,在当前社会转型中,中国的劳资关系呈现出了从“显性合作”走向“显性冲突”的演变轨迹(罗宁,2010:102‐105)。美国社会学学者贝弗里·J.西尔弗(Beverly J. Silver,2012:1)的卓见——“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实践证明其同样适用于中国。

在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关系和劳工标准已被视作最为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前中国语境中,劳资冲突更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态。关于这一判断,至少存在两个主要表征。其一,劳资群体性事件频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2012年1至8月,全国共发生围绕工资纠纷的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120多起,发生在19个省、规模在30人以上的事件270多起,广东占了其中的多数。”(陆学艺等,2012:286)其他口径的数据也反映出劳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高频度[2]。其二,劳动争议的数量激增。以1994年为分水岭,之前一直徘徊在1万件左右,之后数量激增。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1996至2013年间,劳动争议“当期受理案例”数量由48121件上升到665760件;集体劳动争议数量,由3150件上升到6783件,其中2002至2009年间均超过10000件,2008年更是达到了迄今为止的历史高点——21880件(具体数据见表1-1)。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多发生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聚集的地区。2012年,广东和浙江的数据分别是1763件、757件,分居全国的第一、二位(具体数据见表1-2);2013年,浙江、江苏、福建等地的数据还略有上升(具体数据见表1-3)。此外,因讨薪、工伤索赔等劳资纠纷而致的极端事件也时有发生,诸如2005年的“王斌余案”、2009年的“刘汉黄案”、2012年的“刘双云案”,以及2016年年初“马永平纵火事件”等等,不仅是个体的遭遇,更是社会的悲剧。

广义而言,劳资冲突的实质是一种社会经济利益冲突;嵌入当前中国的政经格局后,其内涵则正如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G. Dahrendorf)所言(2000:3),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目前劳资冲突频繁,除“资强劳弱”格局所致的利益分配失衡之外;与近年来劳动者的“增长性”诉求也有密切关联(蔡禾,2010)。其中,本书的核心研究对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是如此。他们已不满足于实现基本劳动权益,更向往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他们维权意识更强,维权行为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表1-1:1996-2013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情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第342-343页。

表1-2:2012年各地区(前十位)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情况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第350-351页。

表1-3:2013年各地区(前十位)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情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第344-345页。

一项针对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研究显示:当权益受损而又未能有效维权时,新生代农民工会产生更强烈的挫折感以及参与集体行动的冲动(蔡禾、李超海、冯建华,2009)。2010年,“深圳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和“广东南海本田公司罢工事件”成为劳动关系领域引人瞩目的事件,其主体均为新生代农民工。学者乔健认为:前者是“继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的‘11·19’大火后,全社会再一次集中关注一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工案件”;后者则“开启了劳工抗争的新模式,也推动了各地以提高工资为目标的罢工行动的密集展开”(汝信等,2010:251‐253)。一项针对2011至2012年间172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的分析,同样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行动主体;而且行动逻辑趋向“以势维权”——通过现代通讯技术进行有效动员和组织,在短时间内形成聚合之“势”与资方进行博弈,以期实现在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难以实现的诉求(李琪,2013)。

在官方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全国总工会课题组,2010)。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群体内部又出现微妙的代际分层,已成长起来的“90后”正逐步成为社会的用工主体。在媒体观察中,这些“90后”新生代是“农民的儿女,但不事农耕,甚至连家里田地的分布也搞不清楚。在父母供养下,他们常年住校读书,直至考学失败,才在老乡、亲友的引领下,一个个被‘扔到’陌生都市里的工厂车间”。在劳资关系问题上,他们的诉求更以体面劳动为指向。东莞塘厦立德电子厂的“革命性”转变——“员工可以坐着上班”——可兹例证:这是一家于1992年注册成立的工厂,多年以来在此打工的数万名工人都是站着上班;但是这一持续21年的“站立作业”规矩,终于被“90后”新生代产业工人通过罢工而改变。“站着上班,脚都站肿了,谁干?”参与这场罢工的阿磊告诉《南风窗》记者,“缺乏人性化的企业,注定要出大事。”[3]

概言之,当前中国的现实状况同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论述的“风险社会”有了很强的契合性(2004:15)——“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其中,“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中国业已进入“转型关键期”,200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突破了3000美元;同时也相应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劳动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持续性紧张的状态之中,已演化成为当前社会治理潜在的“重大风险”所在。

经济新常态下,对劳动关系治理模式的探讨,更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议题。2015年3月,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出台,直面严峻现实,提出:“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仍较突出,集体停工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劳动关系和谐与否,关乎中国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平稳转型,是每个普通人切身福祉之所系,我们需要正视这一转型社会的关键议题。

[1] 劳动关系(labor relations)通常指“劳动力与劳动力使用者以及相关组织为实现劳动过程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不同的国家或体制下,存在不同称谓,诸如劳资关系(labor-capital relations)、劳工关系(labor relations)、劳使关系(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labor-user relations)、雇佣关系(employer relations)、员工关系(employee relations)、产业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不同概念有具体相异的侧重与指向。其中,劳资关系是最传统的称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最为广泛,一般是指私有制企业中的劳动关系,所体现的是“雇佣工人和雇主(企业主)的关系”,既包括“劳动者个人与雇主的关系”,也包括“工会与雇主或雇主团体的关系”。这一概念最突出的特点是突出资本与劳动的区别,其“主体明确,关系清晰”,但具有“阶级关系的性质”及含有“对抗的意味”。劳动关系则是一个内涵最宽泛的概念;而且被认为可避免“不同所有制、不同政治立场或经济利益”所带来的概念差异。对相关概念的辨析,具体可见常凯主编:《劳动关系学》,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年,第9‐14页;以及程延园:《劳动关系》(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页。本书以新工人群体为重心,劳资双方的界限很分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包含了一致性与冲突性;同时在当前情境下,如下文方法论部分将论述的,分析其劳动问题需要融合“分层研究”和“阶级分析”两种研究范式,因而本文将主要使用“劳资关系”称谓。此外,一般意义上的论述及相关援引,则使用“劳动关系”概念。在概念辨析上,孟泉博士不吝赐教,特此致谢。

[2] 在香港注册的劳工NGO机构“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发布的《工人群体性事(2011‐2013)》报告显示,2011至2013年间全国发生工人群体性事件1223起,并对对每起事件的参与者行业、发生地点、参与人数、用人单位、企业类型、群体事件的形式、集体行动的回应以及最终效果,进行了分类统计。来源:http://www.clb.org.hk; 访问日期:2014年3月4日。此外,一份题为《互联网形塑群体性事件,处置一元化框架有待探索》的研究报告显示(汤景泰,王雪,2016):基于大数据对2015年典型群体性事件进行数据挖掘,发现因企业转型升级、用人单位搬迁、社保补缴等问题,使得劳资纠纷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高发领域。来源:“舆情观察室”微信公众号;访问日期:2016年3月15日。

[3] 燎原:《城市空间迎来“新生代”》,《南风窗》,2014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