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吴麟博士的专著《赋权与商议：媒体与新工人劳资关系治理研究》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依出版社的建议，吴麟博士请我为书稿撰一短序。吴麟博士是我的博士后合作研究人员，该书也是她在博士后工作期间的研究成果。为该书撰写序言，当是我应尽的一项义务。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不想在这里多说，读者读完本书自然对其就会了解。作为一篇短序，我只想在这里简要地陈述一下我对本书的感受。我觉得吴麟这本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加以强调：

第一，这本书的主题虽然是“媒体与新工人劳资关系的治理”，但其终极关注点实际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核心也最紧迫的议题之一，即劳资关系，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作者称为“新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劳资关系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议题，而且由于农民工代际更替的结果，已经成为社会治理潜在的“重大风险”所在。妥善处理好这一议题，是包括学者和政府官员等在内的中国人刻不容缓的一个重要任务。吴麟的这本书以大量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为依据，对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和劳动状况及其面临的困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为我们讨论这一议题提供了详尽的信息资源。

第二，这本书选择了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最前沿的研究视角之一，即权力-话语关系的分析视角，来对当前中国的劳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并侧重探讨了媒体在新工人劳资关系治理过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劳资关系治理，核心是利益的合理分配，目标是实现利益分共享。只有实现了利益分享这一目标，劳资关系才能理顺，劳资冲突才能缓解。而要实现利益分享这一目标，就需要建立一种健全有效地涵盖了政府、资本和劳动者三方的利益表达与分配机制。而在这样一种健全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中，媒体应该具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媒体应该通过客观公正地表达劳资关系各方的诉求和声音，而成为劳资利益协调机制的一个重要构成环节。但是媒体本身也是处在一定的权力关系网络当中的，它们的作为及其活动空间，取决于国家、资本及媒介三重逻辑的共同作用。对中国媒体在当前劳资关系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及其根源进行考察，也就成为劳资关系议题处理过程中的重要方面。这就是吴麟在本书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在本书中，作者致力于探讨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和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中媒体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劳资利益协调机制的重要构成，从而推动劳工权益保障、促进社会有机团结。通过研究，作者发现，在目前的权力关系形态下，虽然不同的媒体在表达农民工的诉求和声音方面作用有所不同（例如新媒体和“另类媒体”在表达农民工自身诉求和声音方面的作用要好于主流媒体），但从总体上看农民工的利益表达难以经由媒体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劳资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要想切实理顺劳资关系，就需要重构农民工等弱势社群的话语空间，使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能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些发现，对我们理解导致劳资关系紧张的一些因素，更好地理顺劳资关系也会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第三，本书作者提出以当前国内外最新颖的社会治理方案——商议式民主，来做为解决包括劳资关系问题在内的中国当前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对策。在考察了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商议式民主的理论之后，作者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商议民主理论为实现重构弱势社群的话语空间这一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以哈贝马斯商议式民主理论中关于“弱公共领域”和“强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分析为依据，作者主张，媒体一方面需要充分担负使“弱公共领域”活跃的功能，另一方面还应致力于实现“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之间的顺畅沟通，也即应致力于成为社会系统中多元主体利益表达与聚合的公共空间。作者还对主流媒体、另类媒体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期待，认为主流媒体应通过积极参与、组织商议式民调的方式来推进商议式民主，另类媒体则既要补主流论述之不足，同时更应注重责任伦理。而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归根结底则依赖于政府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高度，以“宽容”和“法治”为方向，对国家-媒体关系进行更积极的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来建构一种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机制，使之与市场经济对民主决策的要求相符合，既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更是长期困惑中国等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难题。商议式民主或许确有可能成为解决此类难题的一种有效途径。相信吴麟在本书中就此方面所做的分析和提出的一些具体对策，对于我们在中国当前情境下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当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吴麟的这本书， 所涉及的问题重大，所选择的视角适当，所依据的文献和事实材料丰富扎实，所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思路新颖。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于推进我国劳资关系方面的研究、媒体方面的研究，而且对于推进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其他方面社会问题的研究都会有一定的助益。

谢立中
2016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