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工的代际转换与劳资关系秩序重构

2013年全国农民工数量为26894万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2528万人，其规模占总量的46.6%。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仅占6.1%；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务工；八成以上选择外出就业，外出平均年龄是21.7岁，且其中87.3%的人未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以从事制造业为主；在外务工更倾向于就地消费。^[1]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以青壮年为主，40岁以下的占56.5%。相较上年，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增加；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提高；在外务工生活消费支出继续增长。^[2]农民工的代际转换，及其对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的潜在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如前所述，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问题在本世纪初就已进入学者视线。王春光（2000；2001）注意到“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基本公民权的渴求以及对制度性身份认可的减弱，提出：中国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在短期内若无根本性和实质性的改革，这一群体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化”建构。此后，在主流话语尤其是中央政策的推动下，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其中，有一批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观念意识、行为方式、心理状况、权益保障和劳资关系等方面的经验研究，值得关注。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四大特征，由此而致六个方面观念变化——（1）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转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2）劳动权益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转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3）职业角色认同和职业发展定位，从“农民”和“亦工亦农”转向“工人”和“非农就业”；（4）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转向“期盼长期稳定生活”；（5）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亦由“被动表达”转向“积极主张”；（6）对精神与情感生活的追求从“忽略”转向“期盼得到更好满足”。国家统计局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11）于2010年对10个省、6000余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专项调查发现，该群体在就业和生活方面具有以下特点——（1）基本不懂农业生产，“亦工亦农”兼业的比例很低；（2）从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外出从业的劳动强度较大；（3）跨省外出的比例更高，初次外出的年龄更小；（4）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在外平均消费倾向较高；（5）主要居住在单位宿舍，上网和看电视成为主要业余活动；（6）已成家者大部分是夫妻一起外出，但将子女留在老家。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为——（1）合同签订率低、部分岗位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社会保障参保率低；（2）部分人有较大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3）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缺乏幸福感；（4）近一半人有定居城市打算，但收入和住房成为主要障碍。

谢建设、谢宇（2010）通过调查GGF监狱，发现：2007年1月至2009年8月新进的3230名获罪人员中，有785名农民工，所占比例仅次于“无业人员”，城乡之间“双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是导致其犯罪的结构性原因。对其中72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有56人曾为“留守儿童”。杨宜音（2013）通过梳理有关农民工身份认同的5个理论视角——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涵化理论、社会认同理论中的群际关系理论、社会心理学的动态建构理论、社会表征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身份认同呈现“明显的过渡性”；制度性分类造成此种认同困境，并使其陷入城乡之间“双重排斥”的境遇。卢晖临、潘毅（2013）基于一个工人“阿辛”的口述史，以及在深圳和东莞的田野调查资料，发现：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源自生产关系。现有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对立，造成了第二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分裂性”，从而对其性情倾向与行动能力有显著影响，他们正在从“焦虑转向愤怒，从沉默转向行动，从同意转向反抗”。黄斌欢（2014）借用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嵌入性”视角，通过在珠三角、广西、安徽的田野调查，发现：留守经历使新生代农民工脱嵌于乡村社会；在他们进入城市后，这一主体性又导致其脱嵌于城市的劳动现场。此种 “双重脱嵌”状况，导致他们处于持续不断的流动与漂泊状态，使得自为意义上的阶级形成面临重重困境。褚荣伟等（2014）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对上海市1163名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该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为539名，所占比例为46.3%，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个体对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的意愿、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以及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是影响其城市认同重要决定因素。因此，为促进实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其心理层面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余晓敏、潘毅（2008）通过文献资料以及在深圳、福建等地的田野调查，提出：新生代打工妹已成为“积极的消费主体”，希望在消费领域实现一种她们在生产领域无法实现的“自我转型”，追求一种更加平等、自由、有价值、受尊重的社会身份；但消费赋予其的自由选择和行动空间非常有限，最终仍强化了她们次等的“生产主体性”。褚荣伟等（2011）通过分析上海市1200名农民工消费调查问卷，发现：“消费属性”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亟待认同的一种社会属性，他们将消费作为构建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汪国华（2011）通过深描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消费和休闲的情况，提出：“生活方式”正成为他们区隔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标识，但由于后续力量薄弱而无法与城市生活方式融为一体，故而形成了有别于市民与农民的“第三方群体”。熊易寒（2012）通过一项针对上海市90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发现：他们更加注重私密空间与生活质量，居住空间从生产场所向社区转移；权利意识更加清晰，更接近公民人格；融入城市的愿望较为强烈，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就地消费比重提高，且具有更强的移民倾向。吴玉彬（2013）通过对1582名富士康员工的问卷调查，此样本平均年龄为21.2岁、农村户籍者占86.3%，提出：在消费社会兴起的结构性背景下，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呈“个体化”特征，难以形成“集体意义上的阶级意识”。

邓秀华（2010）根据针对湘、粤两地1256名农民工的调研，提出：城乡二元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政治性贫困”，成为既无法回归农村又不能融入城市的“政治边缘人”。白萌等（2012）通过对2009年福建东南沿海某市1507名农民工的调查，其中男性、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59.7%、40.3%，“新生代”占总体的59.1%，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女性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男性。刘茜等（2013）也利用这一数据，发现：“政治社会资本”，即农民工与打工所在地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其中，“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的影响超过“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的影响超过“单一型政治社会资本”。符平（2013）通过对2012年覆盖全国26个省的3050名“农村籍进城工作/创业人员”进行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占总体的64%，发现：农民工对不同对象的信任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社会信任、政府信任和市场信任，总体上呈现出以“家”为核心往外推及的“差序格局”特征；但政府信任则呈现出“逆差序格局”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在以社会信任范畴与其父辈并无区别，但对政府的信任度要显著低于其父辈。郭未、宋天阳（2014）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基线调查数据，发现：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府、党、团、宗教、协会等相关组织有积极影响，尤其是“接受过大专教育”在此方面存在极大正向作用。刘建娥（2014）通过一项针对昆明市2024名青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该样本平均年龄为33岁，发现：由于城市正式组织发展滞后，该群体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虽不断增强；但政治资本却极为匮乏，政治融入水平偏低。

刘林平等人（2011）根据2010年对珠三角、长三角4152名外来工的问卷调查，其中“新生代”为2385名，发现：在所调查的样本中，14.7%的外来工是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其平均年龄是27.75岁。与学生、护士、市民等普通群体相比，外来工精神健康问题并不特别突出，但劳动权益状况是显著影响变量，因而仍是传统的生存性精神健康问题。郭星华、才凤伟（2012）通过在北京和珠三角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精神状态欠佳，967人中有 40% 以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抑郁问题，中度及以上程度的抑郁比例达到了20.7%。不同的性别、行业、婚姻状况中，抑郁状况存在差异，其中，男性高于女性、服务业高于制度业、未婚高于已婚。影响精神状态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社会交往层面，其中群体性交往尤为重要。刘启营（2012）通过在山东济南、青岛、菏泽三地的调查，发现：以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关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情感心理、个人发展六个维度进行衡量，788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总体健康，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自我发展意识以及消费意识明显增强；但在既定社会制度下，易产生不公平感、忧虑感和失落感，进而可能以极端的反社会方式解决问题。袁靖华（2015）通过2012年对浙江最主要的7个地级市（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嘉兴、台州、绍兴）121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其最终有效问卷为1003份，发现影响他们在本地交往中消极情绪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工作权益、网聊频率、交往意愿、组织活动频率、工作调换频率、居住条件、与本地交往行动量。从分析结果看，获得公平公正的工作权益， 能够最大程度地缓解其情绪心理危机。

符平、唐有财（2009）通过考察189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发现：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该群体的重要特征，体现了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是流动频次和社会流动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在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起初是垂直向上流动，但流动次数到达某一特定值后，则显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2）通过调查从工众网农民工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的2043名农民工，发现：农民工就业呈“短工化”倾向，且存在代际差异和性别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趋势明显，女性农民工流动率更高。农民工后天在教育、职业技术训练等方面的努力未能使其走出“短工化”的困境。工作的“高流动”伴随着发展前景的“水平化”，使得他们在薪酬待遇、管理层级、技术等级等方面的提升均较为有限。黄斌欢（2012）通过考察广东两家形态迥异的工厂所使用的同一批青年农民工，提出：“跳跃式换工”行为反映了其在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游移，是他们在工厂体制压力下的策略性行动。汪建华、黄斌欢（2014）利用2010年中山大学“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调查数据，分析3536名户口所在地为农村的外来工的工作流动状况，发现：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更频繁地转换工作，即“更难适应世界工厂高强度、异化的劳动方式”。对此，他们提出：留守经历是“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的产物，同时又加剧了该体制持续运行的困境；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系统性危机，需要逐步赋予工人公民权，修复家庭生活。

蔡禾等（2009）以珠三角9城市中730名有劳动权益被侵害经历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利益抗争行为特征，发现：相对剥夺感、劳动法认知水平、社会网络规模、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其是否参与利益抗争有明显的影响；农民工年龄越轻越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代际差异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利益受损时，可能会比父辈有更强烈的抗争冲动和更持久的抗争行为。李培林、田丰（2011）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采取将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城市工人、新生代白领和老一代农民工四个群体进行比较研究的分析策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压力最小，但对劳动安全最为忧虑；具有比父辈更强的民主意识，更加强调个人权利；面对劳资纠纷，其抗争方式更为激进和多元。刘传江等（2012）利用2010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调查751名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发现：男性、受教育程度高、流动范围大，对参加意愿有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和行动存在不一致，是否转化受外部环境约束，其中政府行为选择的影响较明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2）通过对2011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抽样数据和田野资料，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以“行动”凸显自身的群体特征。面对劳动争议，他们积极抗争；面对与劳动付出不相称的薪资收入，他们选择“用脚投票”，通过频繁换工表达不满；他们排斥“农民”这一制度性身份，积极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

刘爱玉（2011）根据2009年对北京、上海、深圳、泉州、宁波、绍兴、余杭、新野 8 个城市的24 个纺织、服装企业的 1051 名工人的问卷调查，发现：占样本总量67.9%的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状况更为严重，同时也表现出更强的利益意识和更多的利益行动。刘林平等（2011）根据2010年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工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两地的样本总数分别为2046名、2106名，其中“新生代”的样本数分别为1309名、1076名，发现：劳动权益保护存在地区差异。在31项有关权益保障的重要指标中，两地有22项存在显著分际，除工伤保险和带薪休假外，长三角在其余20项上均好于珠三角地区，特别表现在工资水平、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购买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通过尝试运用“地域—社会—文化”的解释思路，并以“地方公民身份”等概念进行观照，此项研究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力度、企业中本地人比例等要素所共同构成的地区制度环境，是影响劳动权益差异的重要原因。吴炜、陈丽（2014）同样利用这一数据，其中女性1947名、男性2328名，平均年龄分别为28.76岁、31.62岁，发现：农民工的基本人权均能得到较好维护，但劳动权益受侵害状况则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更容易受到侵害；未婚农民工更容易遭遇劳动权益侵害；受教育程度并不能明显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状况。唐美玲（2013）利用2006年和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从工作特征、工作保障、职业发展三个方面，比较分析青年农民工与城市青年的就业质量，发现：与后者相比，前者收入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就业稳定性差；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小；技能培训比例低、未来发展空间小。

郭于华等（2011）认为2010年是“新生代农民工与抗争时代的来临”的转捩点，通过分析“深圳富士康”与“南海本田”两种不同的抗争模式，提出：是否存在“既定的社会关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将采取的抗争方式具有重要影响——在被商品化和被原子化的条件下，倾向于采取自杀等“个人主义的方式”；而在虽被商品化但未被原子化的条件下，则多半采取罢工等“集体主义的方式”。苏熠慧（2012）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探讨工人集体行动的可能性，通过对“深圳富士康”和“南海本田”进行翔实的比较研究，提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市场化进程中形成的发展主义文化，拥有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Hegemony）”特征。发展主义霸权机制的建立，是以社会再生产领域（学校、媒体和法律）为基础，将新生代产业工人导向“个体化的原子状态”，抑制他们行动的可能性，以及让其为消费主义所裹挟。但是，生产领域（生产过程）和社会再生产领域（学校、媒体、法律以及工人的居住方式），也为建立反发展主义霸权机制提供了可能性。汪建华、孟泉（2013）通过考察“南海本田”、“深圳欧姆”和“太原富士康”三个案例，发现：在不同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体验，锻造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三种典型的抗争模式——“同事—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型抗争”、“原子化的底线/增长型抗争”和“群体性骚乱”。每种模式都对现有的“农民工生产体制”构成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世界工厂的劳资关系走向。

由于理论旨趣^[3]、研究方法^[4]、具体议题等方面的差异，相关研究发现有共识亦存在分歧。秉持求同存异准则，可作如下概括：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处于社会性困境中，其境遇比父辈更为尴尬，与农村的联系已经非常薄弱，但真正融入城市又遥不可及。他们的公民资格诉求已从“经济-生存”层面发展到“身份-认同”层面，但其只能享有“部分公民权”的现状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他们被消费主义催生出的欲求，与自身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工作经验、专业技能和社会网络的局限，不足以支撑他们强烈的面向城市的非农发展取向。具体在劳动关系上，他们的权利意识、表达意愿和行动能力更强，反抗“逐底竞争”的全球化生产战略和“低人权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冲击“农民工生产体制”，虽然其力量还不足以与之抗衡。概言之，在农民工代际转换所致的结构性张力下，劳资关系秩序重构问题已经非常迫切。

保障劳工权益，是劳资关系秩序重构的核心问题。郭保刚（1999）认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劳工政策遇到的挑战可归纳为“部分劳工经济上的贫困化、劳工政治权益的附属化、劳动争议的规模化和政治诉求的公开化”，提出政府可以尝试以下措施：加强劳动立法；建立高效率的现代劳工行政；强化工会职能；建立完善的集体协商机制。秦晖（2002）从公民权的视角提出：如果劳工没有任何组织资源以形成谈判实力，而资方却有各种商会组织作依托，劳资间本来可能因“劳力过剩”、“资本稀缺”等市场因素而形成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就会由于组织资源的悬殊而愈加恶化。因而，需要落实劳工的公民民主权利，加强劳工权益保护，使他们在当前类型的市场经济中本已存在的弱势地位，不致由于非市场因素而更加恶化。

吊诡的是，近些年来，虽然中央政府无论从舆论表态还是立法行动上，均呈现出倾向劳工的立场；但是未能明显抑制劳资冲突的激化趋势，以及有效缓解劳工抗争的高发态势。何以如此？

张永宏（2009）通过对华南 PS街道办事处化解劳资纠纷的过程及相关事件的田野研究，发现：在《劳动合同法 》生效以后，街道办事处在劳资纠纷中的角色由过去的放任转向了干预，并人为地降低了法律的执行标准，以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谢岳（2010）依托政治过程理论分析农民工的集体行动，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的权利逐步得到承认与保护，在法律上与国营企业工人享有同等地位。2008年修订的《劳动法》和新制定的《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农民工提供了三种“司法动员”形式——劳动调解、劳动仲裁和司法诉讼。然而，国家与地方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却尽力削弱上述法律的司法效力，逐步消解掉农民工“司法动员”的政治机遇，使其合法维权行动经常遭遇失败，从而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公开抗议方式。郑广怀、孙中伟（2011）分析中山大学于2006-2010年间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三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由于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的长期分离，劳动法执行过程中已形成“次标准”（sub-standard），由资方、劳动者和政府等相关方基于默契共同遵守，通常低于法定劳动标准，并将违法形塑为常态和长期趋势。因而，除工资拖欠、月最低工资和工伤医疗费几个少数指标外，现行劳动法并未能够有效保护大多数农民工的劳动权利。

美国学者Eli Friedman（2012）则是尝试通过重构卡尔· 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理论进行解释。他提出社会对市场的反击存在两种 “冲突性反击”（Insurgency）和“制度化反击”（Institutionalization） 不同应对方式。在冲突性反击形态下，劳工的抗争多是自发的、无组织的、碎片化的，工人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力量，只能诉诸非常规的、极端性的维权渠道。在制度化反击形态下，劳工抗争是有组织的动员、整合，维权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机制，工人拥有制度化的政治力量与政府、资本议价乃至影响政策制定。中国劳工问题困境，是因一直处在“冲突性反击”阶段并徘徊不前，难以完成向“制度化反击”的转变。阻止这一转变发生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是“徒有其表的官方工会系统垄断了对劳工民意的代表权”。由于缺乏系统经验研究，此研究的结论虽稍显武断；但其主要思路——“社会自我保护”对“市场机制扩张”的反击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一反击的具体政治形态，则富有启发意义。此即：赋予劳工制度化的权力，方能有效保障劳工权益。

如何赋予劳工制度化的权力，最根本的是保障“劳动三权”——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争议权。一般而言，团结权是指“雇员加入或组织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权是指“雇员通过工会或者其他组织与雇主或者雇主组织就劳动条件进行谈判的权利”。争议权是指“工会在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时，有采取罢工等集体行动的权利”。程延园（2005）提出：“劳动三权”是构筑现代劳动法律的基础，其确立是为了抗衡资本的强势地位。它的核心是集体谈判权；团结权是集体谈判权的“先行行为”；争议权则是实现集体谈判权的辅助性权利。鉴于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应当“赋予劳动者集体劳动权利，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研究和规范罢工权，依法调整劳动关系”、“转变工会只能，完善工会的代表权”。在现阶段中国，团结权已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集体谈判权也在法制建设的尝试中，但对“争议权”尚无规定。“事实上，没有罢工权的集体协商（collective bargaining）将无异于集体行乞（collective begging）。”^[5]对此，常凯（2005）主张：中国现行法律并未禁止罢工，但亦未明确规定罢工权，此种模糊状况致使罢工的发生和处理都难以规范。罢工权是市场经济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承认的公民权利。法律所保障的罢工是合法罢工，其一般构成要件包括：必须由工会所组织；必须以缔结集体合同为目的；必须保证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安全。根据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要求，以及为妥善应对日益突出的劳资冲突，政府亟需完善罢工权立法，适时明确地规定中国的劳动者享有罢工权，并规定合法罢工的要件。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频频以集体行动来寻求实现“增长型”利益诉求，倡议完善“劳动三权”尤其是“罢工权”立法的呼吁日益增多。蔡禾（2010）考察2010年5至7月间40余起因“加薪”而引发的罢工事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秩序，必须理清“罢工的法律地位”、“罢工的权利边界”、“工会的组织效能”等问题。在“底线型”利益纠纷中，政府的角色是“监督者和执法者”；面对“增长型”利益纠纷，政府则应成为“协调者”，即劳资利益的中立者，以及积极能动的引导者。陈峰（2011）亦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的“罢工潮”现象，提出：当前中国劳动权利体制建构的意图，是要通过“系统的个人权利立法”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但该体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力量失衡状况。个人权利无法形成制约资本的力量，只有通过集体权利的“赋权”，工人才能争取法定个人权利以外的利益。同样聚集这一现象，郭于华等（2011）亦提出：要改变极不均势的劳资关系，惟有向工人赋权，即工人享有“团结权、谈判权与集体行动权”，才可能建立劳资双方的博弈机制。常凯（2012）还以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罢工”为个案，探讨中国罢工的合法性问题及罢工的法律规制问题，提出：罢工权作为基本人权，国家已在国际公约中原则认可，并在相关法律中体现。中国目前的罢工权立法尽管尚不明确和健全，但从现行法律规定中无法导出“罢工违法”和“罢工有罪”的结论，因而罢工并不违法，依其他规定来惩处罢工属法律适用不当或于法无据。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处理罢工事件，应当去“政治化”，坚持“理性对待、法治解决”的原则。

劳动关系重构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劳动关系的相对和谐，其能否实现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是否大致平衡。为此，需建立一个尽可能健全的劳资利益协调机制。其中，劳工利益能否充分表达至关重要。吴清军、许晓军（2010）提出：当前中国劳资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主要是因劳动权益受损而劳工维权意识增长的背景下，“集体协商制度存在缺陷”和“集体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严重不足”这一“制度化利益渠道表达的不通畅”所致。

劳工利益的制度化表达，通常涵括立法表达、行政表达、党群表达和社会表达四种类型。既有相关研究，对前三者多有涉及，诸如倡议保障“劳动三权”、推进“集体协商制度”、改善“集体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等；但对社会表达尚缺乏足够的关注。这其实是对劳动关系重构中社会力量的忽视。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体中，一般存在着三种调整劳动关系的力量：劳动法体制、工会体制以及社会力量。当下中国，社会力量开始兴起，推动劳动关系转变，有观察者认为“2010 年劳资关系调整的过程是社会力量推动劳动部门和工会逐步归位的过程”^[6]。媒体在其中颇引人注目，它们关注新工人的劳资关系事件、聚焦工会调停的错位及尴尬，推动跨国的消费者运动。可见，在一个“媒介化”的现代社会中，媒体表达是社会表达的关键构成。如何使媒体成为劳工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是本书将探讨的核心问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来源：http：//www.stats.gov.cn/；访问日期：2014年5月15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来源：http：//www.stats.gov.cn/；访问日期：2015年5月10日。

[3] 近年来，劳工研究大致存在四种视角——公民权或公民社会视角、文化视角、阶级视角和后现代主义视角。其中，公民权或公民社会视角，彰显现代性的追求，其基本的价值理念是强调平等尤其是机会平等。文化视角强调共同体概念，即在认同、自我意识和共同利益方面具有共同感的社会群体，强调人是社会性存在；还将社会身份认同，视为集体行动的动员工具。阶级视角的价值理念，是相信在资本的剥削下，工人们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并在谈判的基础上实现劳工的基本权利。后现代主义视角则认为不存在一个一致性的劳工利益，因为所谓劳工利益不仅是阶级关系的表现，同时也与性别、城乡、民族、种族诸关系结合在一起。参见佟新：《四大视角看劳工状况》，《当代工人》，2009年第15期。

[4] 当前农民工研究中抽样方法的运用存在诸种障碍，导致样本偏差难以估计。采取概率抽样方法是通过抽样调查开展定量研究的基本前提，但只有少量研究能严格遵循概率抽样原则。此外，在抽样方式上，存在流入地抽样和流出地抽样两种，适用于不同的研究主题。尽管后者更有可能保证概率抽样原则、更适用于对农民工整体结构的研究；但是因前者更具有可操作性，国内有关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绝大部分均采用这一策略。参见朱磊：《流入地抽样抑或流出地抽样——对当前农民工研究中抽样方法的评析》，《青年研究》，2014年第1期。18

[5] Roger Blanpain：《欧洲劳动法与劳动关系》，台北：“中华民国”劳资关系协进会，1999年，第441页。转引自程延园：《“劳动三权”：构筑现代劳动法律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6] 郑广怀：《社会力量推动劳资关系转变》，《南方都市报》，2011年1月16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