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文集·散文10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第20章 答《美与时代》杂志记者问

一、事实上,不只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只所谓人文知识分子,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一切知识分子中,都曾有你所说的一类人。如果,在某时代和某社会阶段,体制弊端多多,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天上地下,社会财富的配置极不公正,一类知识分子看在眼里,心中明白,了解得特别清楚,于是发出批评乃至批判的声音,那是多么正当又正常的呢?倒是缄默显得很不正常了。难道不是这样么?

在这一点上,世界一向如此,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一向如此(指大多数),几乎从来不曾改变过。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本身并不可笑。倒是诱导知识分子改变这一角色的言论,无论多么时髦,本质上是动机可疑的,有时甚至意味着是一种乔装了的反动。知识分子(当然指你所说的那一类)不需要那一种言论的诱导。时代进步了,体制完善了,法律健全了,民主成熟了,这时你所说的那一类知识分子的角色自然改变了。谁不许他们改变,谁强迫他们像从前一样都不可能。因为社会分工明确了。对腐败现象的揭露完全是社会监督机构的责任了;司法也完全能担当得起对腐败的惩办权力了。社会公正的实现,社会问题的解决,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们,将处理得比一切人都好,此时,知识分子还义气不平个什么劲儿呢?那不是未免太角色膨胀了么?

具体说到中国,我认为,十几年前和现在情况极为不同,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十年前的中国,新闻监督远没有发挥出现在这么强有力的作用;十年前的贪官污吏几乎是公开而又放肆地以权谋私;十年前权钱交易在掌权者那儿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十年前经济领域远没有现在这么法规化,巧取豪夺一夜暴富之人之事不胜枚举;十年前,我的一些文章中所流露出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义气不平,也真的比我现在强烈得多。我觉得我现在的文章,已经变得相当相当温和了。

即使现在,许多社会事件也是触目惊心的。一个县城买卖增值税发票额就达七亿多人民币,还不足以使我们感到震愕么?仅仅在一个月内,主动向有关方面坦白自首的套取出口外汇补差的单位和个人就已九百多例,难道还少么?但朱镕基总理有整治的决心,新闻界曝光及时,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报道深入,影响广大,知识分子不是正可以和全国人民一样倍感安慰了么?又有哪一位知识分子的哪一种责任方式,会比国家法令的威力和新闻监督的权力作用更大呢?

知识分子无非这么几类:一类由于长期的职业特点,几乎与世隔绝,埋头致力于专业,对社会丑恶现象知之甚少,也根本不想多知道;一类其实知道的并不少,亲历亲见的也很多,但吸取经验教训,明哲保身,避而不谈,保持大智若愚的沉默;一类看到了,知道了,相当清楚地了解了,于是就要说。别人认为白说,自己也还是要说,非说不可。有时甚至会拍案而起,大声发出呵斥;这三类知识分子,所以这样,所以那样,乃是由于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个人经历,甚至不同的性情所决定的,都有各自的理由,那就随各自的意愿去做为好。

再具体说到作家,也无非这么几类:有人专执一念,创作实践追求文学的纯粹性、唯美性,但作为社会一分子,则敢拍案敢言说。只不过,一腔文人意气,只体现于是社会一分子的方面,面对稿纸,绝不流露于字里行间。他们将创作实践与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社会态度、立场,截然划分成两件不同之事。这样的作家确实是有的,但古今中外都很少。另有一类作家的原则是这样——既为作家,那么一心只钟情于文。而且,对文的理解,以摈除一切社会意义的内涵为最高标准最高价值,其他一切,概不关注。所谓读书即是上品,天下唯文为大。还有一类,将作为社会一分子和文学的创作“合二为一”。当面对社会的现状要欢呼,要谴责,要呐喊了,首先拿起的便是笔。因为以笔代言,代立场、观点、思想,乃是最适于他们的方式。但即使这最后一类,也不会篇篇部部的作品皆锋芒毕露。比如鲁迅的作品,也不皆是投枪匕首。他也写过不少唯美的、怀旧的、文学性非常“纯”的散文、随笔。还写过连他自己也公开承认只不过为了挣稿费养家的应景之作……

更具体地说到我自己,恐怕也只能自己将自己归在“合二为一”类的作家中,也并非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使然。说是性格决定的“道义呼喊”,文人的“情绪冲动”更恰当些。人的性格这样而不那样,当然与人的思想意识的形成背景有很大关系。所以也可以被认为是有意识的。我的“合二为一”,也只不过体现在部分作品中。我作为知识型的社会一分子,在某些场合某些会议上的发言,恐怕要比我的文章更率直、更尖锐。所以那样一些发言,即使在出版很自由的今天,也是不可以收入书里的……

我正在调整我自己。

也许,以后我会“一分为二”的吧!

二、不错,我确曾有过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那一种野心。为实现这一野心,我做了些准备。但身体大不如前了。我一直在用笔写,没有电脑,颈椎病又极重,几番想开始,几番又知难而退了。何况,时代演进太快太快,等我写毕,恐怕只能当社会“野史”读了。所以,就往往选择了反应更迅速的文体,但求及时发出声音。一个时代,完全没有异声,也太令人沮丧了不是。读者何必将我那些鸡零狗碎当成文学,只当成一个作家唠叨式的即兴发言就是了。所幸我不只写了那些。但我也绝不会因为写了那些而后悔。不,我永不后悔。若在别人们看来,是生命的无谓浪费,那么这浪费乃是我宁肯宁愿的……

三、比起中国真正的“小百姓”,我活得简直优越啊!我哪里有什么资格硬充“小百姓”呢?岂非冒天下之大不韪么?但我的弟弟妹妹都是真正的“小百姓”。许许多多与我有亲情关系的中学同学、知青战友,皆真正的“小百姓”。我只不过愿意永远保持住与他们的亲情罢了。保持至今,未丧而深,于我,于他们,都不容易。我珍惜这一种亲情。我对自己是这样的人颇感到满意。若不是这样,我想我定会首先厌恶自己的……

四、这句古话的意思,其实谈的是人的“同化”问题。“同化”也是“异化”。你放弃了一部分自我,改变了先前本色,与别人近似了,难道还不意味着是“异化”么?但“异化”却并不反过来一定是“同化”。这是人文现象中的哲学话题。如果我没记错,此古话出自汉人刘向《说苑·杂言》。原话两句。第一句是——“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所谓“近朱者赤”。第二句才是——“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所谓“近墨者黑”。在当今社会,人一厢情愿地与好人为伍,不见得便能心想事成。但避免与恶人同流合污,一般情况之下,是不太难以做到的。那么首先非是闻与不闻的问题。而是能否区分开好人坏人的问题。尽管社会变得空前复杂了,人变得更多面性了,主观上想要保持识别的能力,也是可以识别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既识别之,就有一个避与趋的选择了。避可以是能动地他往,也可以是被动地隔开。前一种选择更明智些。后一种选择也不失为策略。倘不他往不隔开,反而选择了趋近和靠拢,并且,继而不见其恶,“不闻其臭”了,那么只能证明,已经开始同流合污了。在当今之世,谁改变谁是很难的。父母都改变不了儿女,何况寻常人际关系。也更没什么必要将改变别人的动机和企图当成一己责任。你凭什么认为将别人改变成自己那样就对就好呢?但人应该时时提醒和告诫自己,万勿被恶人所“化”、所改变,要保持这一种警惕心。也就是说,当然要对“鲍鱼之肆”的“臭”保持敏感的嗅觉。这是自己爱护自己的意识。“不闻其臭”绝不可取。趋污喜“臭”,最后被“臭”所“化”,都是从丧失了敏感的嗅觉开始的……

五、“文如其人”——此话于散文,更有普遍性。于小说,可能恰恰反过来。小说描摹外部世界,散文则如心泉流淌。想丝毫也不汇入其人的本色,需高超的文的技巧。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文章不妨泼辣,不妨激烈,不妨棱角鲜明,这没什么不可,也不算大的毛病。但为人则须温良敦厚,宽忍谦和一些。这也不是“人格分裂”。即或是,这种“分裂”于人于己于社会,也不构成危害。但若反过来“分裂”,那就太可怕了……

六、“上山下乡”从本质上说是强制性的、政治性的“运动”,是“文革”最初后果的权宜之策,是教训不是经验。在此前提下,在长达十年的过程中,由某些局部的、具体的“相结合”事例和现象,而得出另外的某些一己的,甚至相当多一部分人的别种感受,也肯定是不无根据的,自然而然的。故我认为你也谈出了另一方面的事实——即知识青年将城市文明不同程度地、自觉或并不自觉地带到了农村。比如“赤脚医生”的作用,比如知青教师的作用,往往体现为一种自觉。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我当得很尽职。那是一种责任。体现为个人的自觉性。在卫生习惯方面、文娱方式等方面,知青也影响了当地农村人,但这一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往往是不自觉的影响。这也由知青数量和当地农村民众数量的比例而定。几名知青到了一个农村,村里几百口农村民众,究竟谁影响谁则很难说。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同。在全国的农业“生产建设兵团”中,它的规模是数一数二的,也相对比较正规。四十八万从初一到高三以及大专院校毕业的城市青年,其所能载的城市文明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兵团中某些大的连队有二百多近三百名知青,数量上超过当地农村民众数倍甚至十余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文明有效地影响了农村生活形态,并非夸张之词。你当年是小女孩儿。以你当年感奋的眼看这一种影响,并且,今天回想起来还颇觉诗意,完全可以理解,不算无稽之谈……

七、首先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自私、偏狭,特别嫉妒、虚伪而又心理阴险之人,他理智地活着,对别人是很可怕的事。他率性地活着,对别人也是危害极大的事。好的心地,好的性情,载于理性是美点,载于率性也是美点。无论从美学的、哲学的、纯粹人性的角度讲,都将不失为美。对别人如此,对自己亦如此。美是琼浆,盛在任何器皿中仍是美。反之亦然。理性之闸甚坚,人性则就死板了。率性不分场合,没分寸,不节制,同样会引起别人的反感。所谓做人要有原则,有分寸,便是这些道理。

八、“美学”是很古典的专业。“美学家”是很古典的专业人才。时代变了,美的观念和形式“爆炸”了。现代人更喜欢以自己的好恶审美,往往拒绝“导向”。而且,基本上能够达到起码的审美水平。故对“美学家”不太以为然了。“美学家”越来越少,也许正说明美在生活中的质量和含量越来越广泛。这么一想,反而得出乐观的结论。可以较有把握地说——当代人对美学的要求更高了。

九、第一,眼前的生活,尤其我们中国人眼前的生活,在我看来并不怎么诗意化。第二,真和美,可作判别自然物及一切人的身外之物的标准。但二者之间加进了一个“善”字,则就主要是评说人心的标准了。依我看来,人心中缺少“善”,则人言行必虚妄,则美人,也不美矣,对人类的心史而言,无善便无美。人类诸美德,皆是“善”这株万年大树上的果子。第三,生活对人的教训也往往非是你说的那样。往往好东西并不平均分配;往往坏东西太相对地集中在某些不幸的人身上了。比如贫穷则失学,则健康没有保障,则不能成为知识者,则就业机遇少,则承担不起意外灾祸……所以人类一直在干预生活,使人类的社会变得对更其广大的人都有幸福可言……

十、不太明白这个问题。言行应尽量统一,外表和内心怎么统一?美女有能力使自己的心灵也美。但一个心灵很美好的人,却无法使自己的外表也变得漂亮。有句歌词唱得好:“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古人也有句话说得好:“桃花面,蛇蝎心。”外表和内心,都统一于美,固然好。不能统一,心灵自觉向美的方面完善,也好。我看人,尤其看女人,从不以貌取人。美而贪而伪而狡诈而极其虚荣,在我看来,是包装了的丑陋。

十一、我从小喜欢简朴和清静;从小逃避热闹,反感奢侈。下辈子是富豪,估计也不会改变。对所谓生活质量的标准不同,非是仅仅由于创作的原因。

十二、亲人尤其是老母亲生病。家母数日前逝去。我正在“害怕”之事的余波冲击之中,本没心思回答你这些的。但我已发呆了几天,觉得自己也确实需要“自拔”,也算强迫自己转移情绪。何况,这件事是我答应了的。那么,就要尽量不因自己的原因影响别人的工作……

十三、亲情和独处(较闲适的独处)。

十四、初吻。

十五、生命的含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本就包含着责任。对父母,对儿女,对友情,对爱情,对工作……林林总总的责任使生命充实,有本能的活力。完全没有责任内容的人还算生命么?凭什么别人对你尽了责任,而你幻想逃避一切责任。我不认为责任是生命的苦役。但生命有时是相当脆弱的,一己的能力也往往是微不足道的。种种的责任集于一身,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样的生命就太可悲了。我万分地同情这样的人,能给予帮助的情况之下,乐于一尽微薄之力……

十六、我的思想基本是唯物的,不信“灵魂不灭”。但我也认为,心灵感应的神秘现象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我有切身体会。父母病重,在相应的日子里我都无缘无故地烦躁不安过。午睡着的我骤然全身弹起,惊愕而坐,正是我老母亲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时间。

我怀疑现存的有关人类起源的教科书内容。

我确信人类的最终归宿是地球毁灭。

我认为科学在造福我们人类现时利益的同时,肯定也在加剧着地球的严重祸患。

很久以来,我总有一个疑问——我们人类在物质生活的水平和质量方面,要求是否越来越病态,越来越背离人性,越来越走向着反面了呢?……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