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泉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门户建设

海上丝绸之路是继张骞陆路出使西域后，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大辉煌盛事，对于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中国东海沿海港口城市，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城市，也是国务院确定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泉州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已被列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并将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在10—14世纪的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盛，泉州以“刺桐”闻名于世，吸引了世界各地无数商人、游客和传教士纷至沓来。不同民族在这里相遇，各种文明在这里传递。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这个港口换乘刺桐海船，完成他的世纪之旅。如同威尼斯一样，泉州依然保留有那个时期海洋贸易和文明交融的历史遗存。古泉州有着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海洋文化和城市精神。泉州远离大陆腹地，海却近在咫尺。她西倚丘陵、东向大海，晋江和洛阳江两江环绕，共汇大海。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和发达的陆域水系形成许多天然海港，为古泉州海洋活动提供了优越条件。8世纪，北方战乱导致陆上交通对外受阻，海上交通兴起，这给位于东南沿海的泉州带来发展良机。尤其是10世纪以后，泉州地方政府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招揽番商番货，使泉州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泉州最早的族群闽越人平静而简单地生活着，他们以海为田、以船当车，探索海洋。北方汉人南迁入泉后，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城市中心逐步向东面的海边发展。当中国进入唐朝盛世，泉州终于迎来世人关注的目光，并与广州、扬州、交州称为中国南方四大港口城市。在泉州的多元文化和民间信仰中最为突出的，既有妈祖这样亲民博爱、名扬世界的海神，也有通远王这样由山神转变而来的海神，还有仅在泉州兼具官方海事祭祀功能的真武大帝。此外，观音、龙王、王爷、阴公、好兄弟等，在泉州沿海也兼有海上保护功能。这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海神信仰，是泉州海洋贸易繁荣的产物。长期的海洋活动，造就了泉州人的开放意识和广博胸襟，表现在本土宗教观念上更具兼容性。儒、道、释三教与民间信仰和平共处、相互渗透，并吸纳许多外来宗教元素，通过建筑、雕刻和装饰演绎出来，散发着本土文化与海洋文化水乳交融的独特魅力。10—14世纪的泉州，以良好的港口设施、便利的海陆联通、发达的外销商品、先进的造船技术和完善的海洋贸易管理机制，成为帆樯林立、番商云集的东方大港——刺桐港。运载中国的陶瓷、丝绸、日用品和装载国外香料、珠宝的中外商船，在这个港口穿梭进出。从这里出发的港口四通八达，乘西南季风向北可航行至高丽、日本等东北亚地区，利用东北季风向南可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海岸。马可·波罗惊呼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盛赞泉州为世界第一大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46年航行到中国，从刺桐港上岸。他在游记中称“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甚至可以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有上百条大船，至于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为了发展海外贸易，一系列港口和码头在泉州蜿蜒的海岸兴建起来，包括外港的石湖码头、沿江的江口码头等，它们各自发挥作用，并以港口群组合成为著名的刺桐港。位于晋江下游入海口段是刺桐港最繁华港区，这一带江面宽阔，风浪平稳，为古代木帆船最理想的泊位，从这里溯晋江而上可抵州县，泛海可贸异邦。长期的海洋活动，培养出泉州许多优秀的造船师，至宋代，泉州造船业已经十分发达，所造船体大而稳健，适合远洋航行。泉州人还是杰出的航海家，懂得“顺风相送”“牵星过洋”，对季风、星象、罗盘的利用驾轻就熟。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保障了古泉州海外贸易和港口经济的发展。入宋以后，闽南沿海人民为拓展生存空间，渐向海上发展，从事贸易和捕捞业以谋生计，从澎湖延伸到台湾西南海岸栖息。在大陆沿海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环境的熏陶下，渔民将自己有余的米盐等食物、日常生活用品等与原住居民交换狩猎剩余物，获取额外收入，从而进行了小规模的交易，开始了早期的“汉番交易”。至荷兰据台时，设市于台湾城外，泉州、漳州等地商舶、渔舟也载货赴台交易。宋元时期的泉州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跨海、跨江石桥纷纷兴建，港城联系大大密切。1271年，一个叫雅各的意大利犹太商人来到刺桐，他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泉州，他说：“刺桐城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贸易城市，各种布匹、书籍、香料、陶瓷、珠宝等商业集市繁荣到难以描述。”而且，“泉州所有的路口、店铺、人家都挂着灯笼，使得满城光如白昼”，因此他把泉州形容为“光之城”。⁽¹⁰⁾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充分发挥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应有作用。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对立统一、各主体的利益均衡，充分发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在泉州旅游发展中的中坚作用，进而提升泉州旅游整体竞争力，实现泉州旅游业的大发展、大繁荣。⁽¹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