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重庆区域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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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庆区域发展面临新环境

(一)全球区域动力结构和区际利益变化更趋多元

新技术带来区域之间资源流动效率变化,使得全球经济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更加多元。一是信息技术、交通运输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新技术创新应用,推动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流动效率持续提升以及流动成本的持续降低。从要素禀赋角度出发,要素流动成本的降低使得外部要素资源禀赋效应与内部要素资源禀赋效应的差异进一步缩小,从而使得自然地理、经济区位、行政区划等传统要素初始禀赋差异对区域经济影响因素日趋弱化。二是技术推动的资源交流频率提升,使得语言、文化、价值观对要素流动的影响程度日趋加大,并产生新的人地关系和新的空间组织形式,从而对区域产业分工结构、产业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区域贸易合作等产生新的影响。

世界城市群发展态势的差异化导致虹吸溢出效应区别加大,从而使得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际利益协调更加复杂。全球各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由于危机后复苏的新增长点不同,导致对实体经济、国际贸易、战略资源的利益争夺和关注重点存在显著差异。按照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各大城市群的虹吸、溢出和圈层发展需求差异化,将导致“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的差异性改变,从而使得全球利益协调更趋复杂。如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西北欧城市群等,经济增长和人口吸纳趋势已经出现显著变化。

各国战略取向和多边合作方式的不确定性调整预期,使得区域经贸合作趋势不确定性加大。一是再工业化、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竞争性减税等,将对产业、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产生全面影响。按照集聚和分散理论以及趋优分布理论,要素布局的变化将对下一阶段区域动力强弱产生直接效应。如美国贸易投资战略调整预期的不确定性,欧洲贸易合作战略和移民政策的可能性变化,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战略变化预期等,都将对全球产业、技术、人才产生不确定影响效应。二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区际合作效应将持续扩大,但国际环境变化对相关国家交流规模、交流领域及交流互动频次、深度等影响亦不容忽视。

(二)国内城市群发展和区际要素竞争出现新的发展特征

我国城市群仍处于向心集聚阶段,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资源集聚效应及多元化发展诉求将更加突出。一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圈或都市区发育还不充分,产业升级和人口吸纳趋势短期不会改变。按照城市群空间演化理论和增长极理论,城市规模扩大期间,产业、人口和要素的集聚收益大于拥挤成本,从而促进城市集中度继续提升。二是城市配套服务短板更加突出,新的城市建设和服务配套诉求基本一致。相对成熟的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有较好基础的城市群如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虽然产业发展阶段和城镇化发展阶段不同,但同城化、多元化、智能化、国际化的自身功能完善、周边联动发展的方向相同。

新技术和新业态使得东中西部的区际要素竞争更趋同质化。一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导致的新增长点变化,使得东中西部的产业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诉求更趋同质化。二是新技术应用及快速迭代,使得东中西部地区的区位差异和人流物流成本差异不断缩小,对最新技术、创新团队、领军人才乃至产业链的竞争更加激烈。按照集聚和分散理论,新技术的正向反馈效应受到集聚(拥挤)收益和成本多重影响,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成本的降低,将有助于形成新的区域比较优势。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内陆板块活力将持续增强。一是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将对东中西联动发挥更为重要的带动作用,从而助力西部内陆地区的开放思维和开放能力持续提升。国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出台一系列促进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改革创新举措,实施重点城市群规划,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将对重庆内陆区域发展产生有效带动效应。二是国家持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政策支持力度,有利于内陆地区更加有效地利用政策优势弥补发展短板,提升内陆地区在国内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参与度和活跃度。按照“四化”同步发展理论和主体功能区划理论,产业、人口、土地等要素流动的协调互动,将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和可持续能力的重要内容,也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政策助力。

(三)重庆区域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1. 机遇

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向西部地区纵深推进,有利于加快重庆内陆开放发展步伐。一是重庆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和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在服务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能够在东中西部联动及与欧洲、南亚的国家要素流动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二是开放提速及要素流动的加快,将倒逼重庆综合交通、产业发展、市场潜力、行政服务等改革步伐加大,从而增强自身发展内生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新十年发展战略,有助于重庆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进程,提速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一是先行先试制度创新等系列规划和政策加快落地实施,有利于重庆在工业化城镇化中期发展阶段,提速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资本市场和人力市场效率,从而形成新的区域发展优势。二是西部大开发新十年发展战略等,将有利于重庆继续加快城镇化、工业化步伐,补齐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开放平台等发展短板,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和城市建设的持续优化。

成渝城市群建设,将使得重庆与其他城市群的互动更为密切。一是成渝城市群两大核心省市的发展平台日趋夯实,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的交流频次的不断提升,必将给重庆迎来更高效汇聚国内外资源、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新机遇。二是成渝城市群在产业承接、配套服务、人才发展等方面的区域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将使得产业发展和创新创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区域配套选择,从而助推重庆两江新区、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拥有更优化的产业、技术、人才发展环境。

2. 挑战

各城市群对创新、人才等要素争夺更趋激烈,对重庆集聚创新人才、项目、资金形成了较大竞合挑战。一是补贴政策和服务政策趋同,使得各省市对创新团队和项目竞争强度逐步加大。如各省市为集聚创新要素出台了系列招商引资、民营经济和人才政策等,使得依托政策优势获取增量转移资源的可能性逐步降低。二是政策趋同情况下,对行政服务效率和配套环境成本的要求将不断提升。重庆与上海、深圳等沿海城市比较存在的明显软服务短板,将对项目、人才和资金集聚产生更大的制约效应。

周边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重庆消费人群和产业项目的虹吸效应需要关注。一是随着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尤其是高铁的快速发展,各区域(省市)间生产要素流动加速。周边成都、武汉超大城市以及西安特大城市的新兴服务业态集聚优势,必然将对重庆产业项目和消费人群形成率先吸引效应。二是周边城市创新平台、创新能力和创新人群的快速集聚,将对重庆创新项目和创新团队形成更为显著的虹吸效应。如果缺乏具备鲜明特征的区域创新竞争优势,重庆创新发展后发追赶压力将日趋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