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罗纳德·H.科斯，1910年12月29日出生于伦敦郊区威尔斯敦；1929年10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商业学士学位；1931年，科斯获得伦敦经济学院一项欧内斯特·卡赛尔爵士奖学金，在美国学习和调研一年，并形成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的主要思想和论点。由于他生性谨慎，这篇论文直到1937年才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四期）。在《企业的性质》一文完成后的整整20年中，科斯关注的是学界关于边际成本定价的争议；在此期间，他的研究都与广播垄断有关，他对真实世界中广播业专利权和垄断权的调研及精湛解释，是促成他完成另一部创世之作《社会成本问题》的重要原因和途径。1951年，科斯迁居美国，在布法罗大学获得职位，陆续发表了在详尽调查基础上的有关英国广播业垄断问题的系列论文。1958年，科斯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用近一年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随后，他受聘于弗吉尼亚大学经济系，写成《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部分观点是错误的，而科斯根本不同意当时芝加哥学派所坚持的庇古观点，从而引发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之争。争论的直接结果是科斯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这是一部传世经典之作，它是上个世纪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献，与《企业的性质》一起成为科斯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奠基之作。

一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一书，是由科斯在多个年段与多种场合的演讲稿、随笔和对多位杰出经济学家的传记性评论汇集而成的一部著作，但该书还是有一个重要主题，全书凝聚了这位伟大经济学家对古典以来主流经济学的演化、性质、方法、边界和政府管制等重大问题的看法，非常值得一读，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毋庸置疑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一场重要运动，即努力扩张“帝国疆域”，经济学家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律等，几乎包括整个社会科学，他们已经发展出一套政治学的经济理论，还有婚姻经济学等，自杀经济学也可能产生。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学与各个学科的边界是怎样决定的？科斯给出的答案是：由竞争决定，而且这一竞争过程本质上与决定企业活动的竞争过程一样。因为对某个学科的从业者来说，他是根据是否有利可图来扩大或缩小试图回答的问题的范围。

具体来分析，经济学疆域扩张有两个原因或因素。其一，经济学家越来越专注于更形式化、更工具化、更一般化的数学分析。因为数学工具的一般性给经济学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张提供了极好的手段和便利，经济学家们可以大胆地重复在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功或失败。但科斯认为，工具是区别专业学术团体的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因素。典型的例子就是线性规划这样的研究工具，其他学科的学者更易于获得或掌握这样的工具。在方法上，科斯更推崇马歇尔曾经概括的经济学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也即由于人类行为的重要决定性变量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因而经济学家能够使用“货币测量标杆”，它使经济学分析更加精确化和能够被检验。

因为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由研究对象决定，所以经济学疆域扩张和边界形成的决定因素是它的研究对象。就研究对象来说，经济学家的兴趣范围不断扩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广义化，经济学家已经把经济学定义为“人类选择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人类所有的目的性行为。“经济人”最大化的不再仅仅是货币收入、物质享受等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明确地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不能用纯“货币测量标杆”度量的利益。经济学家通过把经济学解释经济体系运行的最基本假设扩展到对个人面临所有非经济领域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的解释中，从而把经济学变为解释人类所有目的性行为和选择的一种普遍理论。针对这种态势，尽管科斯也认为“在经济体系、法律或政治体系中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所以，其行为从广义上来说应该是相似的”，但他特别强调，“这决不意味着经济学家所发展起来的用于解释经济体系中的人类行为的理论或方法就可以一成不变地移接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因为在不同领域，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当人们作出选择时，所处的制度结构也是不同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是经济体系如何运行，也即制度。甄别和理解人们追求的目标和所处的制度结构的专业化理论，是其他学科的学者难以掌握的，而这一理论也适合分析社会制度的其他关联特征。因此，科斯断言，关于社会制度对经济体系运行的影响的研究，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永久领地。

二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类选择的科学，但经济学家自己如何选择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对于这一经济学的科学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使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呈现出重大分岔，而科斯的思想及其贡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追随者的信奉。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一个理论或假设能否成为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的精确度、覆盖率和一致性来检验。对弗里德曼来说，对于一种经济理论的竞争性，预言或假设的真实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简要的预言能够通过检验并与事实相比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精确度。这说明理论能用较少的投入获得对大量现象的解释，这正是经济理论竞争性的体现。但科斯认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是错误的。

科斯选择经济学理论的方法与主流实证经济学大相径庭。首先，科斯认为，可验证的预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理论旨在帮助我们理解经济体系为什么会以当前的形式运行，那么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就是必要的。其次，具有真实假设的新理论是无法按照弗里德曼的标准进行检验的。经济学家不会等到理论的预言被检验之后才作出他们选择什么理论的决定；而一项旨在揭示一个没人相信的理论会产生不正确预言的检验性研究，其收益是极低的。科斯举了哈耶克事件、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三个已被公认的牵涉经济学理论非常重要变化的事件，说明按照弗里德曼的标准选择经济理论，科学活动将瘫痪。综合上述两点，我们就不难理解科斯的结论，尝试性预言可验证的方法，并不是选择经济理论的“经济”方法；不仅“不经济”，而且可能只会有无效“产出”，因为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是最重要的。

三

科斯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涉及的演说、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称为“思想市场”。同普通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一样，要使思想产品更加富足，我们必须运用“自利”这种人类强大的动机。因此，从规范的角度来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保持思想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是最有利于思想自由发展的政策。

科斯看到，在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已表现出一种褒思想市场贬商品市场的倾向，从而出现了要让思想市场自由放任、让商品市场接受政府管制的“悖论”。这种观点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约翰·弥尔顿，他的著作《论出版自由》写于1644年，远远早于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弥尔顿坚持思想市场的自由放任是至高无上的，“给我知的自由、说的自由、凭良心坦率争论的自由，这是高于一切的自由”。在科斯看来，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这两种市场的运行，大体上来说并没有很大区别，思想市场同样存在大量“市场失灵”问题，同样需要政府管制。

思想市场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主要表现在，思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主体都是受利益最大化支配的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洁白无瑕的圣徒，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商品市场上的人如此，思想市场上行走的人也不例外。在商品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常把消费者无知和防止欺骗视为政府干预的理由。那么在思想市场上，各种出版物和政治家的演说中存在大量错误和误导性的言论，难道就不必政府干预了吗？在思想市场中，同样存在大量的外部性问题，如传播改革和建设思想的人由此产生的利益或损害都应得到补偿，并有合适的产权制度安排。总之，科斯认为，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摒弃对政府在两个市场上的表现所持有的矛盾态度，而采取更为一致的观点”。

四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之际，科斯分别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了“国富论”和“亚当·斯密论人性”的公开演讲。在这两个演讲中，科斯盛赞亚当·斯密通过一系列绝妙手笔成功造就了一个经济分析体系，在这个分析体系中，过去两百年的经济学得到了一些梳理，但还有一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许多经济学家有这样的看法，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之间存在某些不一致，雅各布·瓦伊纳把它概括为所谓“斯密问题”。在本书的这两篇演讲稿中，科斯充分发掘了这一“问题”，科斯的结论是：在亚当·斯密那里，自利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最强大动机，但绝不是唯一的动机。亚当·斯密把其他动机也包含进分析，并没有削弱而是强化了斯密关于经济体系运行要依靠市场力量的观点。科斯认为，关于人性的研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有完美的结论和统一，并不存在“斯密问题”。在《国富论》中，斯密表明人类社会完全是由自利而根本不是由什么仁慈主宰，只有自利才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基础。而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同样表明，仁慈或利他会影响人类的行为和经济运行，但仁慈或利他属于“私人问题”，“仁慈或爱是个人化的；它在家庭中表现得最为强烈，也可能存在于同事和朋友之间。然而，随着关系的疏远，相互之间的爱或仁慈就会减弱”，一个人穷其一生也难得博得几个人的友谊。因此，总的来说，仁慈或爱是家庭的延伸，最受影响的是家庭中的劳动分工，它在现代经济劳动分工中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要依靠仁慈或爱来提供充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是不可能的，从家庭分工、人格化交易向社会分工、非人格化交易的转变，正是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根本动力和标志。可见，科斯对“斯密问题”的“发掘”是多么精辟，使亚当·斯密关于人性学说的真谛得以重见天日。

金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