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 诗艺与政治
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论学习实践智慧
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著
董波 译
我说，“那么，当一个这样的人遇到了这个问题：‘什么是可敬的？’，他按照从立法者那里学到的回答，却在辩论中遭到反驳（exelenchēi），并多次以各种方式遭到反驳（pollakis kai pollachēi elenchōn），这动摇了他的信念，使他相信这与其说是可敬的不如说是可耻的；而如果关于正义、善以及一切他尤其抱有敬意的事物，他有了同样的经历，你试想，在尊重和服从这些传统道德方面他今后会怎样行事呢？”
他说，“不可避免，他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继续尊重和服从了。”
《理想国》，538d-e（P.Shorey英译）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的雅典，有两种相互对立的道德和公民教育观念，它们为得到父母和年轻人的信奉而展开竞争。一种（据柏拉图《智术师》中爱利亚异乡人的观察）是
悠久的（archaioprepes）、传统的（patrion）方式，以前的父亲经常对他们的儿子们采用，今天仍然经常采用。这种方式一方面是发怒，一方面是较温和的规劝，整体上来说，最恰当的称呼是训诫（nouthetētikēn）。[1]
另一种是专家的主张：除非由一种精确、实用、近似于科学知识的技巧来指导，否则道德教育毫无用处。传统方式的支持者将道德培养视为一种习惯培养和文化养成（acculturation）的过程，每个成年公民都可以参与其中，就像是对公民之树上幼嫩的枝条进行矫正和引导。反对者则认为，不能仅仅因为文化养成的方法及其赋予的公民价值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悠久地位，就特别值得尊重。他要求价值的表述应当体现为精确的知识，类似于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他坚持认为，只有拥有这种知识并能够传授这种知识的人才有资格担任道德教师。[2]一方坚持众人的权威；一方则要求我们漠视这种权威而信从智慧者。
当我们思考这场关于道德培养的辩论时，我们马上会想起两部作品作为核心文本。一部是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另一部是阿里斯托芬的《云》。它们都以苏格拉底为核心人物，并且都将苏格拉底描绘为传统方式与传统价值的反对者。本文将首先检验阿里斯托芬对实践智慧的两种不同教育方法的描述，接下来检验其与柏拉图所描绘的苏格拉底的观点和目标之间的关系。我将论证，《云》对传统的和智识的两种模式都展开了耐人寻味的批评，并就道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更复杂的理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难题。
认为《云》能促使我们注意道德的反思，这马上会遇到这个障碍：我们对苏格拉底的敬重。十九世纪以一种高度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苏格拉底的成就，例如黑格尔和基尔克果对他的“否定性”论辩的评论，以及尼采对他的深具矛盾性的描述。[3]相反，我们的时代则对苏格拉底安然接受，甚至过度吹捧。流俗的看法认为，苏格拉底是“真诚”和“自我实现”这些自由观念的早期倡导者。当代的父母很少有人不乐于把孩子托付给他。认为苏格拉底的教诲可能确实存在危险或颠覆了重要价值的观点，看来不可接受。[4]一位在道德发展的撰述方面颇具声名的作者甚至把苏格拉底（与马丁·路德·金一起）描绘为人性发展最高阶段的范例。这种理论的逻辑暗示：如果不赞同苏格拉底就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而批判苏格拉底就是在证明自己“困于”发展的低级阶段。[5]
这种不加批判的吹捧，给《云》的声誉带来了不利影响：这是一出鲁莽而无礼的谐剧，伟大导师一亮相就在篮子里晃来晃去，嘴里不知所云地念叨着水芹菜。随着剧情的深入，他被指责为败坏青年并造成社会分裂。苏格拉底本人把这部戏剧列为对他的“早期诽谤”之一，他认为这些诽谤间接导致了对他的起诉，就此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申辩》18a-e）。想到我们敬重的人对《云》提出这样的指控，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部恼人的作品？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云》中的苏格拉底表面上有很多明显的不同，后者的形象似乎支持《申辩》中的指控。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则诲人不倦，无论是遇上邦民或是智术师，他都规劝他们追求美德和灵魂的健康，而不是世俗的成功。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这位教师则教导学生们蒙骗债主、打赢官司、求取名声和权力，对美德和灵魂未置一词。不仅如此，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虽然批驳常人对自己信念的辩护，但似乎并未严词抨击这些信念的内容。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则讥刺常人的宗教和道德信念，并传授一种新宗教和一种鄙视法律的态度。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兴趣集中于道德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目的深感不满；而在阿里斯托芬的笔下，我们则看到了一个对跳蚤肠管的生理学斤斤计较的科学家。概括来说，《云》中的苏格拉底像是对公元前五世纪的智术师—科学家的混杂的类型化描绘，从而掩盖了历史中的苏格拉底对于公元前五世纪诸多思想的批评态度。[6]
对《云》的现代批评大多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阿里斯托芬的确把苏格拉底描绘为智术师式的教育者并加以抨击，那么，这种抨击就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7]两种最常见的反应是：一是诋毁阿里斯托芬，说他迟钝或更糟；一是否认阿里斯托芬在这出戏中真的抨击苏格拉底。第二种观点很难自圆其说，[8]但它的结论的确有吸引力：我们可以继续尊重剧作者的才智。并且，这种观点可以很合理地提出对剧作本身的新解读，这比来自传记材料和揣摩作者心理的支持更可靠。这种观点主张，此剧并没有抨击苏格拉底颠覆雅典青年的道德教育，最多不过是对一个闲扯之人的温和嘲讽。错误完全归于斯瑞西阿得斯，他一心想把新领受的教育用于不道德的目的。苏格拉底从来没有鼓励他去行骗：苏格拉底的神——云神最后谴责了这个老人缺德的想法。“不正当的言辞”（Wrong Speech）给予斐狄庇得斯的教导不能解读为苏格拉底观点的表达。的确，苏格拉底明显与这一教导划清了界线，因为在两种言辞开始辩论之前他已经离开了舞台。简言之，对《云》中的苏格拉底的这种解释，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柏拉图笔下的智术师高尔吉亚应苏格拉底的要求对教授修辞学所做的辩护：
在我看来，如果某人成了修辞家，然后不公正地使用这种能力和技艺，我们不应憎恨他的老师并把他逐出城邦。因为，他传授修辞的技巧是为了公正地使用，而这个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应当被憎恨、放逐并杀死的是没有正确使用的人而非他的老师。（《高尔吉亚》457b-c）
这一比较反而为设想中的解决方案带来了困难。因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这种辩护完全是不充分的。他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多次断言：其一，修辞学教师应该具备分辨对错的知识，并能够传授给学生（否则他的职业就不是一门技术technē）；其二，这一知识足以带来正确的行动，因为只要掌握了关于善的真正知识，就不可能违背它而行动。所以，如果一个学生行为糟糕，那一定是老师的失败。格尔泽（Gelzer）和厄尔布斯（Erbse）为了说明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并无大的不同，为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一种辩护，但如果阿里斯托芬真的赞成苏格拉底悖论（Socratic paradoxes）的话，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辩护。两个苏格拉底之间的差异并没有真正消除。[9]
更迫切的问题是，这种理论尽管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观察，但它没能正确地理解这些论据。首先，苏格拉底在两种言辞辩论时虽然离场，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反对胜利一方的不道德：根据剧场惯例，扮演苏格拉底的演员还需要扮演两种言辞中的一方。此外，按剧中人所说，正是苏格拉底把这两种言辞作为教育需要的前提（行112），也正是苏格拉底为斐狄庇得斯安排了这场辩论。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斐狄庇得斯开始仍对辩论结果有所怀疑（行1112），之后他却变成这种新式教育彻头彻尾的信徒，并且诉诸苏格拉底的权威来为自己打父亲的行为辩护（行1432）。无论这期间到底是“不正当的言辞”还是苏格拉底本人指点了他，他并没有感到二者有根本的不同。并且苏格拉底本人也对斐狄庇得斯的进步感到满意，说他已经可以逃脱任何诉讼的指控了（行1151）。全剧从头到尾，苏格拉底也没有试图传授正义，也未曾规劝人们正义地使用修辞技巧。他的态度往好里说是道德中立，往坏里说是容忍欺骗。[10]
所以，关于剧中充斥的对新式教育的滥用，《云》并没有免除苏格拉底的责任。那么，我们如今怎么解释这一抨击的粗暴性呢？批评家们都同意，阿里斯托芬不可能对苏格拉底一无所知。他一定明白，除非观众们能够认出他所表现的人物就是苏格拉底，否则这种讽刺性的模仿就不可能成功。的确，《云》常常以生动的风格讽刺性地模仿人们从柏拉图的描述中所熟悉的那个苏格拉底的言行举止。因此，多数批评家（由于不愿意无端指责阿里斯托芬有恶意中伤的意图）[11]断定问题出在作者的辨别能力上。阿里斯托芬把苏格拉底等同于智术师，是因为他说不出二者的区别。《云》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总体抨击。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人们熟悉的人物被选中，他的古怪的生理学和广为人知的举止提供了很多笑料。这位谐剧作家的表达出于这样的立场：
对他来说，所有哲学的、科学的思索，所有不偏不倚的智识上的好奇心，都是无聊和愚蠢的。对知识分子至关重要的差别在这样的人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不可理喻的，而且常常是微不足道的。[12]
正如对很多人来说，“巴赫和拉赫玛尼诺夫有什么不同，工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同，牛津和剑桥有什么不同，英格兰和苏格兰有什么不同”无关紧要，阿里斯托芬本可以知道苏格拉底和智术师之间的区别，只不过他没有理解。
如果不仅仅局限于心理猜想，这一理论就必须建立于作品的内容之上。概括起来，这种理论必须断定：（1）《云》将苏格拉底等同于智术师；（2）在被视为二者等同的各个方面，等同都是错误的。要对多佛（Dover）的这一批评进行评价，遇到的初步困难是：（至少在我）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智术师思想”。就《云》所处理的问题而言，很难想得出比普罗塔戈拉与安提丰、克里提阿与（柏拉图笔下的）忒拉绪马霍斯更南辕北辙的思想家了。[13]但多佛对《云》的这种批评存在的关键困难是：它无法准确地指出所宣称的“误导性的等同”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多佛罗列的几对例子中，我们会发现在某些方面等同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富有成效的。（比如第二对例子，从多佛写出来到我们看到之间的这段时间表明，当时的这一等同本来是一个敏锐的预言。）在首先还没有深入追问到底在哪些地方被认为出现了混同，以及作者在哪些问题上混同之前，我们当然不能将一部作品斥为混淆不清。（工党的哪一翼被描绘为共产主义？关于什么问题？在何种假设条件下？我们面对的可能是恶意的诽谤也可能是真理的揭示。如果不仔细审查证据我们就不可能分清楚。）所以，多佛的假设太容易被当作借口从而放弃对作品的解读，这才是最危险的。
对《云》来说，关键集中在道德教育问题以及在这一问题上传统的和专家取向的两种观念的对立。如果阅读时认真关注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1）在本剧的核心内容方面，把苏格拉底等同于他的某些同代人，体现了对他的思想的某种耐人寻味的批评；（2）在作品内容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这种值得关注的批评；（3）对于理解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远非无关的是，正是沿着《云》所预示的主要线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修正了苏格拉底式的道德教育规划。分析剧中两种言辞的辩论，我们就可以最直接地触及《云》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