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

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制作，今之六艺是也。

夫子有德无位，则述而不作，故《论语》、《孝经》皆为传而非经，而《易·系》亦止称为《大传》。其后悉列为经，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别于后儒之传记尔。周末儒者，及于汉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经纶，蹈于妄作；又自以立说当禀圣经以为宗主，遂以所见所闻各笔于书而为传记，若二《礼》诸记、《诗》、《书》、《易》、《春秋》诸传是也。

盖皆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后世笺注自不同也。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明自嘉靖而后，论文各分门户，其有好为高论者，辄言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世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谓于古未之前闻。

夫后世文字，于古无有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汤、武之事，皆曰：“于传有之。”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岂史官之文乎！今必以为不居史职，不宜为传，试问传记有何分别，不为经师，又岂宜更为记耶？记无所嫌而传为厉禁，则是重史而轻经也。文章宗旨，著述体裁，称为例义。

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独于此等无可疑者，辄为无理之拘牵，殆如村俚巫妪妄说阴阳禁忌，愚民举措为难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学，其为瞽说，可胜唾哉！今之论文章者，乃又学而不思，反袭其说以矜有识，是为古所愚也。

辨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必拘拘于正史列传而始可为传，则虽身居史职，苟非专撰一史，又岂可别自为私传耶？若但为应人之请，便与撰传，无以异于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为，己居其官，即可为之，一似官府文书之须印信者然。是将以史官为胥吏，而以应人之传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说尤不可通矣。道听之徒，乃谓此言出大兴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人之矫论，持门户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尝言：“见生之人，不当作传。”自是正理。但观于古人，则不尽然。按《三国志》庞淯母赵娥为父报仇杀人，注引皇甫《列女传》云：“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李翱撰《杨烈妇传》，彼时杨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朱先生言，乃专指列传一体尔。

邵念鲁与家太詹尝辨古人之撰私传曰：“子独不闻邓禹之传，范氏固有本欤？”按此不特范氏，陈寿《三国志》裴注，引东京、魏、晋诸家私传相证明者凡数十家，即见于隋、唐《经籍》、《艺文志》者，如《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之类，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挟兔园之册，但见昭明《文选》、唐宋八家鲜入此体，遂谓天下之书不复可旁证尔。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人物一门，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而隋、唐以前，史传昭著，无可参互详略施笔削者，则但揭姓名为《人物表》。说详本篇《序例》。其诸史本传，悉入文征以备案检。所谓三家之学，文征以拟文选。其于撰述义例，精而当矣。

时有佥人，穷于宦拙，求余荐入书局，无功冒餐给矣。值督府左迁，小人涎利构谗，群刺蜂起，当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荐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诪张以罔上也。别有专篇《辨例》。乃曰：“文征例仿《文选》、《文苑》，《文选》、《文苑》本无传体。”因举《何蕃》、《李赤》、《毛颖》、《宋清》诸传出于游戏投赠，不可入正传也。上官乃亟赞其有学识也，而又阴主其说，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华》有传五卷，盖七百九十有二至于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传之体，公卿则有兵部尚书梁公李岘，节钺则有东川节度卢坦，皆李华撰传。文学如陈子昂，卢藏用撰传。节操如李绅，沈亚之撰传。贞烈如杨妇、李翱。窦女，杜牧。合于史家正传例者凡十余篇，而谓《文苑》无正传体，真丧心矣！

宋人编辑《文苑》，类例固有未尽，然非佥人所能知也。即传体之所采，盖有排丽如碑志者，庾信《丘乃敷敦崇传》之类。自述非正体者，《陆文学自传》之类。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传》之类。藉名存讽刺者，《宋清传》之类。投赠类序引者，《强居士传》之类。俳谐为游戏者，《毛颖传》之类。亦次于诸正传中；不如李汉集韩氏文，以《何蕃传》入杂著，以《毛颖传》入杂文，义例乃皎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