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虞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此以言语观人之始也。必于试功而庸服，则所贵不在言辞也。誓、诰之体，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诰四国之文也。说者以为周公将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于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盖圣臣为贤主立言，是谓贤能任圣，是亦圣人之治也。曾氏巩曰：“典、谟载尧、舜功绩，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载之，是岂寻常所及哉？当时史臣载笔，亦皆圣人之徒也。”由是观之，贤臣为圣主述事，是谓贤能知圣，是亦圣人之言也。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调而鼎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司马迁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是则男女慕悦之辞，思君怀友之所托也；征夫离妇之怨，忠国忧时之所寄也。必泥其辞而为其人之质言，则《鸱鸮》实鸟之哀音，何怪鲋鱼忿诮于庄周；《苌楚》乐草之无家，何怪雌风慨叹于宋玉哉！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舒其所愤懑而有裨于风教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为名，则是争于艺术之工巧，古人无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夫子无所事作也。《论语》则记夫子之言矣。“不恒其德”，证义巫医，未尝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诚不以富”之叹夷、齐，未尝言出于《诗》也；“允执厥中”之述尧言，“玄牡昭告”之述《汤誓》，未尝言出于《书》也。墨子引《汤誓》。《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诗》、《书》初无识别，盖亦述作无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据古书出孔子前者，考证《论语》所记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书或有伪托，不尽可凭。要之古人引用成说，不甚拘别。夫子之言见于诸家之称述，诸家不无真伪之参，而子思、孟子之书，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于《论语》所不载。而《论语》未尝兼收，盖亦详略互托之旨也。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荟萃，创新述故，未尝有所庸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周衰文弊，诸子争鸣，盖在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之已乖也。然而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训是也。《管子·地圆》，《淮南·地形》，皆《土训》之遗。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晏子春秋》，柳氏以谓墨者之言，非以晏子为墨，为墨学者述晏子事以名其书，犹孟子之《告子》、《万章》名其篇也。《吕氏春秋》，先儒与《淮南鸿烈》之解同称，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斯固然矣。然吕氏、淮南未尝以集众为讳，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权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于一律，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刘安托于道家之支流。斯又出于宾客之所不与也。诸子之奋起，由于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世之讥史迁者，责其裁裂《尚书》、《左氏》、《国语》、《国策》之文，以谓割裂而无当，出苏明允《史论》。世之讥班固者，责其孝武以前之袭迁书，以谓盗袭而无耻，出郑渔仲《通志》。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也。迁《史》断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书》、《左》、《国》，岂将为凭虚亡是之作赋乎？必谓《左》、《国》而下为迁所自撰，则陆贾之《楚汉春秋》，高祖、孝文之传，皆迁之所采摭，其书后世不传，而徒以所见之《尚书》、《左》、《国》怪其割裂焉，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书》断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迁《史》，岂将为经生决科之同题而异文乎？必谓孝武以后为固之自撰，则冯商、扬雄之纪，刘歆、贾护之书，皆固之所原本，其书后人不见，而徒以所见之迁《史》怪其盗袭焉，可谓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载言为翻空欤？扬、马词赋，尤空而无实者也；马、班不为“文苑传”，藉是以存风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叙事为征实欤？年表传目，尤实而无文者也。《屈贾》、《孟荀》、《老庄申韩》之标目，《同姓侯王》、《异姓侯王》之分表，初无发明而仅存题目，褒贬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汉初经师，抱残守缺，以其毕生之精力，发明前圣之绪言，师授渊源，等于宗支谱系；观弟子之术业，而师承之传授，不啻凫鹄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学者不可不尽其心也。公、穀之于《春秋》，后人以谓假设问答以阐其旨尔。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非如后人作经义，苟欲名家，必以著述为功也。商瞿受《易》于夫子，其后五传而至田何，施、孟、梁丘，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尝有书，则三家之《易》著于《艺文》，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学也。是知古人不著书，其言未尝不传也。治《韩诗》者不杂齐、鲁，传伏《书》者不知孔学，诸家章句训诂，有专书矣。门人弟子援引称述，杂见传纪章表者，不尽出于所传之书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则诸儒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于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盖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而口耳竹帛，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