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确保“一带一路”倡议

幻灯片中任何关于中国的简介所体现的价值都与简介中孙子语录的数量成反比。［毛文杰（Mulvenon）的“第三法则”］

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市场正在影响私营安保行业的供需。对私营安保公司的要求已经开始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变。2016年的中国人员遇袭事件和中国基础设施遭破坏事件就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公司所面临风险的严重性。“一带一路”倡议对私营公司提供安保服务的需求与美国在大规模冲突中的介入截然不同。“中国的私人武装”是维持中国对外投资扩张的关键支柱，但整个行业迫切需要适当的法规、效率和专业性。

在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中国官员被袭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Bishkek）外交大楼的爆炸波冲击所震惊。尽管由于靠近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向来是毒品和武器走私的首选路线，但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从未显示出中国会遭受直接的恐怖威胁的迹象。2016年8月31日下午，1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试图在中国大使馆制造破坏。汽车炸弹的爆炸导致袭击者死亡和3名当地工作人员受伤。自从1991年独立以来不安全感在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蔓延，对当地“基地”组织（Al-Qaida）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IS）的担忧日益增长，除此之外，这次袭击是中国在该地区遭受的首次公开威胁。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中国与60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交流合作。当前，“一带一路”发展势头正劲。然而，“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对许多重大风险免疫，对于在海外经营的中国公司来说，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风险是全新的挑战。

中国企业，包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英文原被标称为One Belt One Road，OBOR）的国有企业，必须应对任何在海外经营的公司都会面临的一系列新风险。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次访问中亚诸共和国时，宣布中国有意推行大规模投资政策的计划，强调在古代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的辉煌中恢复中亚与中国关系的经济文化纽带，提倡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虽然这一天正式标志着新丝绸之路倡议的开始与中国在亚欧大陆角色的重新定位，但中国向西方的转进（pivot to the West）早已植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发展政策中。这些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任期内颁布的政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石，为习近平的愿景打下了基础。此外，中国转向西方也可以被视为先前启动的“西部大开发”（Great Development Program of Western China）规划的国际化进程。“西部大开发”旨在运用东部省份的成功经验建设西部边疆地区。

中国丝绸之路的“复兴”建立在货物自由运输、贸易壁垒消除、物流和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基础上。

2014年3月的中亚之行刚刚过去1年，习近平就通过访问欧洲内陆物流港杜伊斯堡（Duisburg）开启了欧洲之旅。他一心关注连接重庆物流港与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Yuxinou）国际铁路（发车频率为每周3次）。“一带一路”的铁路交通线使中国货物能更快地进入欧盟（European Union，EU）市场。同时，铁路货运在不到3周的时间内就能将欧盟制造的高科技零部件交付给中国工厂，而集装箱货船的平均运输时间为5周。

2015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NDRC，以下简称“发改委”）同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MFA）、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MOFCOM）联合发布了更新过后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田绍辉（音，Tian Shaohui），2015年］。该文件给出了直到下一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发布之前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都必须遵循的官方路线。中国如何逐渐重新发现自己在亚洲的角色，被详细记载在这份总结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点的文件中，关键点如下：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变革所散发的吸引力也离不开良好的政府治理和遍布欧亚大陆的机构建设。在欧盟方面，一些国家元首正式承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以吸引更多持续增长中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然而，即便如此，在与中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和评估“新丝路计划”（New Silk Road Initiative）长期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方面，欧盟仍然没有制定共同的指导政策。欧盟需要中国的财政支持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一点并未被持续的危机所掩盖。此外，欧盟更深入地介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消除亚洲国家和美国对隐秘的中国经济和政治雄心的潜在怀疑。俄罗斯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正如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竞争政策——“钢铁丝绸之路”（Iron Silk Road）和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EEU）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种合作机会而不是威胁。从结果来看，这些计划的成功实施加上俄罗斯改革其治理体系和政治统治体系的能力，将使俄罗斯和中国成为尚未成熟的新全球秩序的重要议程制定者［科济列夫（Kozyrev），2015年］。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2015年11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中亚之行，是自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战争中退出以来美国对中亚地区的首次高级别访问。尽管奥巴马总统已经证实，预计仍将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军事人员不会减少［拉加万（Raghavan）等，2015年］，但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亚军事基地。2014年，随着北部配送网（Northern Distribution Network，NDN）公路和铁路军事补给运输路线的终止，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以下简称“北约”）在马纳斯（Manas，吉尔吉斯斯坦城市）和杜尚别（Dushanbe，塔吉克斯坦城市）附近的军事基地也随之关闭。随着这些军事基地的关闭，美国在中亚的外交政策不再秉持交换补偿的立场，即人权的作用必须与军事后勤的必要性相平衡。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国务卿强调了中亚各共和国间的多向外交政策如何需要考虑美国的作用，以平衡来自邻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压力。不同于媒体公报，美国的主张既不能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也不能阻止俄罗斯投送其军事力量。而且以大量经济投资为后盾的美国政策可能会重回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复兴古代丝绸之路的政策。

对努力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冷嘲热讽源于地方精英们的看法，即美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会谈”（talk）而不是行动，同时也源于美国虽然几乎没有为谈判提供任何切实的投资，却成为比中亚各国政府区域合作更热心的拥护者［费根堡（Feigenbaun），2015年］。

在“一带一路”倡议行动计划公布后，中国与其伙伴国家之间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6%，总值在2015年年底达到4800亿美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离不开便捷可用技术专长，以及迅速的融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新经济合作区总价值已经超过200亿美元（安永，2015年）。然而，那些获得中国技术和基础设施，或授予中国国有企业自然资源开采权的弱小国家，往往没有能力确保充分的当地安保措施。因此，中国建设的基础设施和相关人员很容易成为有政治动机的反叛组织，甚至成为那些认为中国公民是“高价值猎物”的犯罪团伙的目标。尽管中国能源行业的国有企业在采用高标准安保服务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比较成熟——由于之前在非洲的经验——但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多数其他国有企业仍然没有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最近发生在2016年的袭击事件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公司面临风险的严峻性。然而，中国政府尚未出炉一套合适的解决方案，甚至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几家国有企业之间都没有进行讨论。机遇在于，如果采用适当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些风险可以成功地被缓解。而危险在于，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风险，那么它们不仅会危及整个“一带一路”倡议，而且还会危及中国在其他方面的经济利益和倡议。

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PLAN）通过将中国公民从海外热点地区——如利比亚（2011年）和最近的也门——撤离，已经展示了成熟的危机管理能力。在也门危机中，中国驻该地区外交使团与在亚丁湾行动的海军军舰共同努力，在将数百名中国公民从也门转移到吉布提之前，成功地确保了他们的安全。从热点地区撤离公民通常不是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政府必须承受财政和政治负担。因此，雇用小规模私营部队似乎在效率、效益和经济方面直接有利。几年后，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开始认真考虑采用国际专业反恐知识来培训官员。在英国、以色列、南非和荷兰等国专家的支持下，私人安保培训在中国主要城市——从北京到深圳——蓬勃开展起来。自2010年以来，几家中国私营安保公司的业务模式已经从地方性的安保服务提供者——即所说的富裕客户的保镖——发展到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的国际安保公司。目前，中国私营安保公司数量的增加反映了市场对安保力量的需求激增。同时，缺乏一家领军公司也很好地显示了这还是个新兴现象。

虽然非传统安全威胁被认为只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部分特征，但在很多拥有大量中国投资的国家，其他几种危机也可能会出现。这可能将会包括当地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的社会冲突、环境退化以及围绕着中国企业明显缺乏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争议。尽管海运被认为是不久的将来主要的货运形式，但中国通过与欧盟间总长达12000公里的铁路网推动的陆路连通的复兴，出于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考量，将在范围和规模上不断扩大（阿尔杜伊诺，2014年）。此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动乱爆发点也很多，包括索马里海岸和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海盗活动。

因此，如果不及时解决几个威胁安全的因素，“一带一路”长期倡议可能会受损害。外生因素包括中亚国家之间的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阿富汗稳定所面临的难题以及日益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经济竞争。同时，内生因素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稳定，新疆的稳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支柱。所有风险中最重要的、需要最先被考量的是对中国企业和驻外中国工人的安全威胁正在增加。这些威胁包括常见的犯罪活动（如抢劫、敲诈）、绑架勒索以及对人员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一带一路”覆盖了广阔的地理区域，包括海路和陆路，这使得状况更加复杂。中国公司的任务不是向孤立的热点地区或其他孤立的受关注地区提供安保服务，而是在整个“一带一路”倡议的运作区域内提供安保服务。因此，计划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公司迫切需要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并制定相关的危机管理程序。

“一带一路”的发展正迫使中国的“银行外交”，不得不去和参与该倡议的国家进行更广泛的政治和安全接触。而且20世纪中叶建立的西方多边政府和合作机制并不是为了跟上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设计的。在这方面，过去20年见证了地缘政治平衡翻天覆地的变化。

鉴于此，中国正在加强其在多边组织运作中的经济外交和信心建设。最近的努力因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而达到巅峰，该银行得到了57个成员国的支持。同样，在2015年的欧亚经济联盟峰会期间（新华社，2015年），莫斯科正式认可北京是“一带一路”关键地区，即中亚地区的领先经济体。在过去的10年中，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投资，该地区逐渐被拉入中国经济的影响范围之内，但俄罗斯仍然保持着安保方面的垄断地位。此外，阿富汗和平进程影响着该地区的整体安全关系。俄罗斯接纳克里米亚地区点燃了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联邦加强了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系。雇用俄罗斯志愿者支持乌克兰独立派人士也突显了另一个市场机会。现在，中国国有企业也可能雇用训练有素的前俄罗斯军事人员。两家俄罗斯公司已经在中国香港设立办事处，以促进其在中国内地的安保服务业务。与其他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相比，俄罗斯公司的销售策略相当直截了当：“仅需要西方安保公司开价的一小部分，你就能雇用它们的俄罗斯同行。”另外，在涉及中亚的业务中，掌握俄语是一项额外的加分项。

尽管途经中亚连接中国和欧洲的新铁路线正牵引“一带一路”陆路倡议，但是在该地区运作的中国国有企业将面临的危机数量却在相应地增加。这些威胁包括地区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如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边境冲突，和奥什发生的吉尔吉斯种族暴力事件（2010年），以及在中国国有企业工人和当地民众之间不断增加的抗议和暴力行为，如阿克托盖（Aktogay）铜矿事故（哈萨克斯坦，2015年）。

关于欧亚大陆桥（Eurasian Land Bridge），中亚和南亚不仅将在平衡大国方面起主导作用，而且将迫使中国在区域安全问题上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中国在该地区的总体战略包含了不同的角色，从能源安全维护、区域经济一体化、水资源管理到反恐措施等。十多年前，中国与刚刚独立的各中亚共和国开展了长期战略合作，目前它正显示出影响力。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或美国已经完全被中国替代。但是中国发展投资项目的战略能使双方都真正受益，而且它避开了关于国内政治事务的讨论，这使中国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外国合作伙伴［奥尔库特（Olcott），2013年］。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是中阿建交60周年。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包括阿富汗在内，阿富汗不仅作为中国的邻国参与“一带一路”，它同时还是多个经济项目的关键参与者。不仅是中国，俄罗斯和邻国都担心喀布尔（Kabul）对该国安全方面控制力的迅速恶化将破坏南亚和中亚的稳定，增加宗教极端主义的机会［伯尼科夫（Bortnikov），2015年］。阿富汗的不稳定性使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蒙上了一层阴影，特别是价值630亿美元中巴经济走廊也受到影响。在喀布尔政府突然垮台的情况下，破坏性的连锁反应不仅会影响中国在中亚和自身西部边界更多的经济投资，而且还会波及欧盟。不过，“一带一路”倡议还需要在海上航线和陆地运输线方面都进行广泛的安全考量。

如前所述，中国对私营公司提供的安保服务的诉求，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期间所要求的服务有很大不同。由于对私营安保公司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私营安保公司的演进将成为未来几年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过去的15年中，全球范围内混合型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增长日益为新一代国际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目前，中国安保市场资金规模的增长，远远超过西方工业化国家不断收缩的可用于投资私营安保行业的预算。因此，私营安保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然而，这些全球私营安保公司仍然存在一个共同的难题，这难题源于他们迄今为止仍采用的“一刀切”做法。这背后一个关键问题是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国国企的运营文化。在克服与中国企业交往中固有的文化障碍方面，他们相对缺乏经验，因此常常错失机会。同时，中国私营安保公司面临的学习任务非常紧迫。此外，非不可抗性因素导致的失误，如“翻译中的语意误差”，在该行业不会被给予第二次机会。

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的威胁并不局限于“一带一路”。在中国公司经营所在的国家，其他危机也可能会出现。当地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的社会冲突激化，或者是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完全缺失而引发的矛盾，例如环境恶化，可能导致潜在的摩擦。因此，中国私营安保公司朝能够提供安全评估、情景规划、危机预防和缓解的有效模式演变是促进长期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的关键要素之一。造成国内外中国公民丧生的致命恐怖袭击也提高了公有和私营安保力量提升培训和情报收集的意识。自2014年以来，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正式为反恐官员开设了专门的培训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