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网络化个人主义、社会联系与孤独感研究现状

在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研究路径中，社会网络、自我传播网络、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不同的传播媒介被用于维系个体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提供了个体减少孤独感的社会资源，但唯有通过不同传播媒介所建立起来的传播网络，才能给个体带来减少孤独感的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源。

一、网络化个人主义、社会联系与孤独感的主要理论取向

作为群体的动物，人越是面对庞大的人群，越容易感到孤立与寂寞，这大概是卢梭当年念念不忘日内瓦小城的情结所在吧。当人们言及“家”这个概念的时候，总会勾起各种各样的体验与记忆。在现代欧洲的想象中，家有各种不同的意涵：家可以是社会的或是个体的，可以是物理意义上的也可以是社会关系方面的，可以是我们出生且赋予我们身份的地方，可以是我们的归宿也可以是我们的来源之地……物理属性上的家是精神家园的基础，而我们的精神家园却不见得必然在物理家园的范围内。家的边界可以超越物理意义的家门而通向自己的邻居、社区、村庄或城市。家是一个地方，但更是承载着家人、好友以及各种人、事、物的地方，也正是这个空间，给了我们每个人以归属感以及那种十分亲切的感觉。这个空间承载着特殊的活动与社会关系。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回不去的家乡成为现代诗歌、民谣、小说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孤独感随之而来。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与现代性相随的城市化进程将个体置于陌生人社区，这种现实家园与理想家园、现实社会关系与理想社会关系之间的落差导致了现代人的孤独感。

面对城市化，伯曼指出社会关系对现代人日常所体验到的孤独感有着重要影响。城市化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产物。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占到人口总数的69.6%。城市化导致了传统社区的消逝，与之相伴的新型人际关系带来了现代人所感受到的孤独与寂寞[59]。

在此时代背景下，存在两种对于媒介的看法：第一种是，媒介让我们沉溺于虚拟空间的互动，导致了我们的群体性孤独；第二种则是，媒介延伸了我们的社会网络，能够帮助我们超越孤独。

（一）虚拟互动与群体性孤独

现代人对城市现代化的回应就是选择“宅”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仅仅通过虚拟的社会网络与他人联系，而不愿在现实场景中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依据齐美尔的观点，如果人们不把城市生活的喧嚣阻挡在外，那么人们将会失去自制。所以，当人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时，城市的人典型的交往模式就变成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们密切观察周遭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威胁，防范任何可能的侵入，苦苦经营一个不被打扰的私人空间。与其与身边的人交流，他们宁可沉溺于虚拟空间之中进行交往。

这种看法背后的媒介观或许更为接近雪莉·特克尔等人的观点。与之对应的图景或许是群体性孤独中所刻画的，我们宁愿与虚拟空间中的角色进行交流，而不愿意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展开互动。

雪莉·特克尔提出群体性孤独的观点，即我们宁愿聚在一起玩微信也不愿意面对面地交流。在特克尔思想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对于现代人之所以孤独的看法，这种看法与莱斯曼的非常相似。莱斯曼的观点是，现代人之所以孤独，是由于这是一个由他人导向的社会（others directed），我们每个个体都在意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而我们都根据社会的规定、条款调节着自己的行为与生活模式，从而与我们内在的自我割裂开来，而这种与内在自我的割裂使得我们无法认识自己，进而导致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孤独感。由他人导向的个体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同时他们会随时监视自己的外部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人导向的个体是与内在的自我、情感、灵魂割裂开来的。这种特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由家人、教师、大众传媒所形塑。对这类人而言，最终的结果是焦虑的扩散以及从来无法让其感到满足的在同辈中的获欢迎的程度，由此，正如莱斯曼的著作题目一样，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群体性孤独的社会[60]。莱斯曼的思想与后期很多研究新媒体与孤独感的研究有联系，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点的很多研究都指出，那些存在特质性孤独的个体，之所以选择CMC，就是因为人格特质的孤独。孤独感往往与诸如害羞、内向、社交无意愿等人格变量有所联系。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不愿意与人交流，而CMC则提供了一个让他们进行身份实验的空间。同时，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之所以希望使用互联网，就是为了能够体验在现实生活中所缺失的身份[61]，这就是雪莉·特克尔在其名著《镜中自我》中所刻画的场景，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那部分身份，经由互联网得以实现，我们通过扮演一个未曾扮演过的角色，而让自己变得完整[62]。

系统理论观认为，媒介介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后，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系统产生负面影响。系统理论的代表学者弗兰德斯（Flanders）指出，该理论的核心预设是生命体的行为反映了系统中多层级系统的影响[63]。这些层级包含了从细胞到全球化的各个层面。基于系统理论，孤独感可以被看作一个反馈性的系统，用于帮助个体或社会维持在一个稳定、良性、合理的人际关系阈限之内。他的理论并非源自实证性的研究，而是对米勒的系统理论的扩充。弗兰德斯将孤独看作是有潜在危害的，但同时认为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反馈，帮助我们和社会维持在一个较好的人际关系水平。系统理论认为个体与环境都是影响我们行为的重要因素。影响我们行为的要素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够看出它们的影响作用。系统理论认为行为的形成原因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中完成。因此，系统理论对于孤独感的界定是，孤独感是个体的适应性反应系统，用于将个体从缺失社会关系的状态带到理想社会关系的状态。这样一种界定方式，并没有排除从认知层面对于孤独感的界定。系统理论特别提出了大众媒介出现之后，对于人们交流时间的替代作用，而媒介对交往时间的替代效应，则是大众媒介以及新媒体研究路径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二）自我传播网络与超越孤独

针对上文中所提到的“宅”的现象，另一种解释是，当我们宅在家中，基于社会网络与他人进行交流时，我们或许正在分享彼此的体验；当我们使用微信与朋友用语音联系时，我们或许正在进行深层次的自我表露，吐槽生活中的种种不快。我们之所以不选择面对面的交流或许只是由于好友离我们甚远，我们只能选择那些可以克服地域性障碍的媒介罢了。

这种看法背后的社区观如图2-1所示。该图的意涵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不以封闭的社区为单位，我们积极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网络，对我们重要或者志同道合的人或许离我们很远，同时在所居住的社区中并不存在太多自己所熟悉的人，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以自我为单位，而非以社区为单位缔结起来。

这种看法背后的媒介观，或许更类似于齐美尔的看法。与之对应的图景或许是：我们并非沉溺于虚拟空间之中，我们只是通过各种媒介手段与自己的社会网络保持联系。这就是所谓的网络化个人的时代。

其实，斯莱特的思考与齐美尔就现代性、空间流动与现代人的社会心理的分析十分类似。可以说，斯莱特的观点刻画了现代社会流动性对我们社会关系的冲击，而伯曼的观点则很形象地描绘了现代性以后，社会关系遭到破坏的现代人的精神体验。齐美尔指出，现代性带来的城市化进程，在空间上带来了流动性，使得个体从原先的以群体为单位的社区，转变为城市中以个体为单位的原子，于是导致了现代人的孤独与疏离。同时，齐美尔提出了斯莱特与伯曼未曾提出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变量：中介化交流的出现。通过媒介的中介作用，我们可以与不在身边的社会关系保持联系。

网络化个人主义所刻画的图景是：在网络化个人主义的视角下，我们之所以一起玩微信，只是由于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实在不是我很愿意联系的，而在微信另一端的那个人很可能可以提供给我更好的社会支持与情感慰藉。

其实，上述两种观点，包含着两种社区模式，第一种是门对门的社区模式，如果基于这种想象，那么现代人必然是孤独的，因为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人往往离我们较远。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现代人的社区模式或许并不是以传统意义上的社区为单位的，而是以自我为单位，通过不同类型的传播工具缔结，进而实现人对人的社会网络模式。也正因此，对应着两种对媒介的看法：在前者看来，媒介消耗了我们与他人交往的时间，因为我们用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与虚拟空间中的他者交往，而不愿与邻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但在后者看来，媒介实则就是我们社交网络的延伸。

二、网络化个人主义、社会联系与孤独感的主要议题

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崛起，是21世纪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在今天，移动、社交、互联媒介正越来越深刻且密切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迅速改变着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改变是：通过对移动、互联、社交媒介的整合使用，个体缔结了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我传播网络，借此个体可以构成极为广泛、具有鲜明异质性并超越时空的社会网络，由此形成了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现象。自我传播网络使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得以流动，社会支持得以发生，进而影响着现代人的孤独感。恰如威尔曼所指出的，由ICT所形成的联结可能是松散的，但由此构成的网络不但具有极强的社会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变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

国内外学界对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研究，涉及社会学、心理学与传播学等诸多学科。这些学科在理论视角、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及研究架构上各有侧重，但也有重合的地方。目前，对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议题。

（一）社会网络

以网络化个人主义为视阈对社会网络展开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将重点放在对社会网络现状的描述上；第二类将社会网络看作结构性因素，分析该变量对自我传播网络使用及社会心理的影响。

社会网络的描述性分析，是研究网络化个体的基础。在美国[64]、荷兰[65]等国家，有研究基于全国样本，展开实证调查，对社会网络结构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在新加坡及中国台湾，有研究以特定群体为样本，对学生[66]、社区居民[67]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上述研究通过对社会网络的分析，更好地描述了网络化个体的社会关系现状。

社会网络对网络化个体的行为与认知具有结构性影响。有学者指出，社会网络作为结构性变量，将对个体ICT使用行为与幸福感产生影响：在网络化个人主义时代，社会网络的结构将对个体ICT的使用产生影响，同时强关系虽然依旧重要，但弱关系对个体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影响[64]。

（二）自我传播网络

迄今为止，传播科学对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研究，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ICT使用行为，包括对使用方式、时间、频率、地点进行实证调查；二是对使用行为的本质进行分析；三是对行为的影响因素与结果进行建模；四是对ICT整合使用的研究。

网络化个体的ICT使用行为研究，多将重点放在ICT使用习惯、频率、时间、动机等方面。以ICT类型对现有的研究予以划分，学者分别就手机短信与电话[68]、互联网[69]、社交网络[70]、即时通信工具[71]使用行为的不同面向进行了分析。

学界对网络化个体ICT使用行为本质的分析，多源自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视角。如梁永志（Louis Leung）指出，人们之所以倾向于使用ICT，是由于ICT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可以让个体扮演多重虚拟的角色，通过身份实验，可以体验在现实生活中所缺失的身份[61]。又有其他学者根据戈夫曼的理论指出，人们使用ICT往往可以让自己更好地做到自我表露（self disclosure）、自我呈现（self presence）及隐私管理（privacy management）。

ICT使用行为影响要素的分析，多从数字鸿沟与社会关系网络入手。针对数字鸿沟的研究强调的是人口变量的影响，如年龄是影响自我传播系统使用的因素之一。ICT往往更容易为年轻人使用，对年轻人而言，他们的时间更多，而且学习速度更快[72]。除手机电话外，IM、SNS、email在中国自90后、00后出生便深深植入他们的生活之中。这些数字土著（digital natives，指和高科技一起诞生、学习生活、长大成人者）可以更快地接受这些技术[72]。也有学者分析了社会网络对ICT使用的影响。

ICT的整合使用，构成了自我传播系统。社会在传播中发生，这个理念在网络化个人主义时代日趋得到验证。社会网络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73]，包括“谁”在我们的关系网络中，我们“如何”与他们进行交流。现代社会的人际社会网络与多维度的技术是勾连在一起的，并形成了自我传播系统[64]。

（三）网络化个人主义与孤独感

孤独感是当理想社会关系与实际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差距的时候，个体所感知到的负面体验。网络化个人主义视域下孤独感的研究主要可以从社会网络与ICT使用这两个角度展开。

社会学以社会资本为解释变量，指出社会关系中蕴含着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这对个体孤独感的抑制有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社会关系对个体幸福感而言有很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之所以会带来诸多的影响，是由于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和归属感联系在一起[74]。当理想的社会关系无法获得的时候，人们就有可能面临较高的生病或面临情绪失控的风险。涂尔干在其著作《论自杀》中曾指出，现代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理想社会关系的缺失[75]。

传播学以传播行为为解释变量，分析媒介使用行为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在网络化个人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的同时，人们日常生活中ICT使用的行为方式也变得比以往更为复杂。有学者指出，ICT对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和显示行为有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72][76]。但由于ICT使用行为的复杂性，ICT使用对网络化个体所造成的行为后果依旧没有统一的结论：从替代假设入手的传播学者指出，ICT使用将减少个体线下与他人交往的时间，而线下社会关系对个体的幸福感是至关重要的[48]；有传播学者基于“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认为ICT是现代人社会关系的延伸，并通过实证的方式分析社会网络的广泛性与异质性将如何对基于ICT的社会结网行为产生影响[64]；从网络化个人主义视角入手的传播学者则直接分析社会网络、ICT中介社会网络与社会参与、幸福感等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由ICT所建构的自我传播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传递渠道，线上的社会资本虽然与线下社会资本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其对个体所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是类似的[66]。

相关学术史经梳理后，见表2-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