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道的实现：“隐而任之”
幸运的是，近些年地不爱宝，孔子没有谈到的问题却在出土文献中被涉及，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从维护公正的角度，孔子、早期儒家将会对“其父攘羊”之类的问题做出何种回应。2004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其内容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基本相同。据学者研究，《内礼》应是孔门嫡传曾子一派的作品，其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内礼》说：
面对父母的“不善”之行，《内礼》主张“止之”，具体讲，就是要谏诤。由此类推，对于“其父攘羊”，孔子一定也是主张谏诤的。如果说“隐”是一种率然而发的性情之真，是对亲情的保护的话，那么，“谏”则是审慎的理性思考，是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在孔子、早期儒家看来，这两者实际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儒家虽然主张“事亲有隐而无犯”（《礼记·檀弓》），却一直把进谏作为事亲的一项重要内容。“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谏诤章》）“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因此，不好简单地说，儒家错误地夸大了血缘亲情的地位，为了血缘亲情就无原则地放弃了普遍准则。在重视血缘亲情的同时，儒家对于是非、原则依然予以关注，依然主张通过谏诤来维护社会正义。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对于谏诤的态度呈不断强化的趋势。在《论语》中，只说“几谏”，几，微也。微谏，即微言讽谏。在成书于曾子一派的《孝经》中，则说“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争，读为“诤”，谏诤之意。到了《荀子》，则明确提出“从义不从父”，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义”的地位越来越凸显，谏诤的作用也不断被强调。但问题是，当子女的谏诤不被父母接受时，又该如何实现直道？又该如何兼顾情理两个方面呢？《内礼》的回答是“隐而任之”，任，当也，即为父母隐匿而自己将责任担当下来。故根据儒家的观点，直躬的根本错误在于当发现父亲攘羊后，不是为其隐瞒而是主动告发，正确的态度则应是，替父亲隐瞒而自己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样情理得到兼顾，亲情与道义得以并存，这才是真正的直，是率真、率直与公正、正直的统一，是直道。所以，为全面反映孔子、早期儒家思想起见，我们不妨根据《内礼》的内容对“亲亲相隐”章补充一句：
“亲亲相隐”是对亲情的保护，是率真、率直；“隐而任之”则是对社会道义的维护，是公正、正直。由于兼顾了情与理，故是直道也。两者相结合，才能真正全面地反映孔子、儒家对待“其父攘羊”之类行为的态度。以往学者在讨论该章文字时，由于没有对“直”字做细致的分疏，不了解孔子情景化的表述方式，以偏概全，反而在“亲亲相隐”的是非对错上争论不休，控辩双方恐怕都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没有把握住孔子对于“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整个事件的真实态度。
那么，“亲亲相隐”是否有一定的范围、条件呢？是否只要是亲人的过错都一概可以“隐而任之”，由己代过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儒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派别态度可能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一般而言，早期儒家主张“亲亲相隐”是有一定范围和条件的，主流儒家是情理主义，而不是亲情主义，更不是亲情至上论。如简帛《五行》篇就认为，虽然为亲人隐匿是合理、必要的，但并非没有条件。其文云：
《五行》提出了处理罪行的两条原则：简和匿。其中“简之为言犹练也”，练，指白色熟绢，引申为实情。《礼记·王制》：“有旨无简不听。”孔颖达疏：“言犯罪者，虽有旨意，而无诚（情）实者，则不论之以为罪也。”就是作实情讲。因此，简是从实情出发，秉公而断，是处理重大而明显罪行的原则，故又说“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匿匿”的前一个匿是动词，指隐匿；后一个匿应读为“昵”，指亲近。《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昵。”杜预注：“匿，藏也。昵，亲也。”所以匿是从情感出发，隐匿亲近者的过失，是处理轻微、不容易被注意的罪行的原则，故又说：“有小罪而赦之，匿也。”《五行》简、匿并举，是典型的情理主义。在其看来，论罪定罚的界限不仅在于人之亲疏，还在于罪之大小，不明乎此便不懂得仁义之道。对于小罪，可以赦免；对于大罪，则必须惩处。据邢昺疏，“有因而盗曰攘，言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论语注疏·子路第十三》）。可见，“其父攘羊”乃顺手牵羊，而非主动偷羊，显然是属于“小罪”，故是可以赦免的，孝子的“隐而任之”也值得鼓励。只不过前者是法律的规定，后者是伦理的要求而已。但对于“其父杀人”之类的“大罪”，则应依法惩办，孝子自然也无法“隐而任之”，替父代过了。《五行》的作者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故子思一派显然并不认为亲人的过错都是应该隐匿的，可隐匿的只限于“小而隐者”，即轻微、不容易被觉察的罪行。其强调“不简，不行”，就是认为如果不从事实出发，秉公执法，就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正义。[14]又说“不以小道害大道，简也”（第34~35简），《五行·说》的解释是：“不以小爱害大爱，不以小义害大义也。”小爱，可理解为亲亲之爱；大爱，则可指仁民爱物之爱。小义、大义意与此相近，前者指对父母亲人的义，后者指对民众国家的义。故子思虽然简、匿并举，但更重视的是简，当小爱与大爱发生冲突时，当小义与大义不能统一时，则反对将小爱、小义凌驾于大爱、大义之上，反对为小爱、小义而牺牲大爱、大义，也就是说，子思虽然也认可“隐而任之”的原则，但又对“亲亲相隐”做了限制，“其父杀人”之类的大罪并不在隐的范围之中，子思的这一主张显然与孟子有所不同，而代表了一种更值得关注的思想传统。
现在回头来看《孟子》中饱受争议的舜“窃负而逃”的故事，就能发现这段文字其实也是可以从“隐而任之”来理解的，只不过其立论的角度较为特殊而已。据《孟子·尽心上》：
当面对父亲杀了人，儿子怎么办的难题时，舜做出了两个不同的选择：一方面命令司法官皋陶逮捕了杀人的父亲；另一方面又毅然放弃天子之位，背起父亲跑到一个王法管不到的海滨之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可以看到，孟子与子思的最大不同是扩大了“亲亲相隐”的范围，将“其父杀人”也包括在其中。当小爱与大爱、小义与大义发生冲突时，不是像子思那样坚持“不以小道害大道”，而是折中、调和，力图在小爱与大爱、小义与大义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维持平衡的关键，则是舜的“弃天下”，由天子降为普通百姓，使自己的身份、角色发生变化。郭店竹简《六德》：“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说明早期儒家对待公私领域是有不同原则的。依此原则，当舜作为天子时，其面对的是“门外之治”，自然应该“义斩恩”，秉公执法，为道义牺牲亲情；但是当舜回到家庭，成为一名普通的儿子时，其面对的又是“门内之治”，则应该“恩掩义”，视亲情重于道义。故面对要身陷囹圄的父亲，自然不能无动于衷，而必须有所作为了。另外，舜放弃天子之位，或许在孟子看来，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为父抵过，为其承担责任了。这样，孟子便以“隐而任之”的方式帮助舜化解了情与理、小爱与大爱之间的冲突。这里的“隐”是隐避之隐，而“任之”则是通过舜弃天子位来实现。
另外，被学者不断提及的石奢纵父自刎的故事，也可以看作“隐而任之”之例。据《韩诗外传》、《史记·酷吏列传》等记载，石奢是楚国的治狱官（“理”），任职期间路上有人杀人，他前去追捕，发现凶手竟是自己的父亲。石奢放走了父亲，自己返回朝廷向楚王请罪。虽然楚王表示赦免，但他仍以“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为由，“刎颈而死乎廷”。可以看到，面对“其父杀人”，石奢同样做出了不同选择：一方面以执法者的身份放走了杀人的父亲来尽孝，另一方面又向朝廷自首，并选择了自杀来尽忠。毕竟，杀人是大罪，石奢不能谎称人是自己所杀，去替父抵罪，故严格说来，石奢并非隐匿了父亲的过错，而是隐护、庇护了父亲。但这样一来，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格局下，又使自己陷入不忠。石奢的刎颈自杀，表面上似乎是为自己的“徇私枉法”谢罪，但同时也是为杀人的父亲抵罪，是“隐而任之”的表现，“隐”是隐护之隐，“任之”则通过石奢的自我牺牲来完成。由于石奢的自我牺牲，其父杀人已不再是关注的中心，可以不被追究或至少可以减轻罪责了。而这一“隐而任之”的背后，则是石奢悲剧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