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为一个社会范畴的“后现代”

（一）“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作为一个社会范畴的“后现代”，主要是从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国家体制、经济生活基本模式、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社会结构、行动者的行动模式以及人与人之间基本互动关系等方面，从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和概括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尽管后现代思想家对于后现代社会的论述是多元的、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在后现代思想家的笔下，“后现代社会”是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泛滥的新时代（Lyotard，J.-F.1979）。在这种社会中，靠高科技力量符号化、讯息化、复制化的人为文化因素越来越压倒自然的因素（Robins，K.1999），各种事物之间的差异的界限模糊化，因果性和规律性为偶然性和机遇性所取代，休闲和消费优先于生产，娱乐和游戏取代规则化和组织化的活动，生活形式日益多元化（Giddens，A./Beck，U./Lash，S.1994；Wagner，P.1995；Schulze，G.1993；Mueller，H.P.1993），社会风险性增高（Vail，J./Wheelock，J./Hill，M.1999），原来传统社会中以一夫一妻为基础的社会基本单位“家庭”正在逐步瓦解和松散（Primoratz，I.1999）。公民个人自由极端化，各种社会组织也逐渐失去其稳定性，各种组织原则不断地受到批判（Goldfarb，J.C.1998；Friedman，L.M.1999；Holstein，J./Gubrium，J.F.1999）。

由于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泛滥，隐含于信息和科学技术的空前未有的自我增生和自我更新的力量，使社会永远处于不稳定的变动之中。构成社会稳定的原有基本因素，诸如（1）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维持基本组成网络的各传统阶层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2）以传统道德理念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3）协调社会运作的传统文化观念，所有这一切，都受到猛烈冲击，甚至再也不存在了。与此同时，由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泛滥所造成的新兴力量和新兴因素不断地涌现，其势不但迅猛异常，而且简直不可预测，出现越来越多的风险（Jervis，R.1999；Lupton，D.1999；Beck，U.1986；Bauman，Z.1992；Buranen，L./Roy，A.M.1999）。

由此可见，被不同派别的后现代思想家所共同重视的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首先是从它同现代社会的区别性出发的。这就是说，要把握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必须首先将它同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区分开来。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从19世纪中叶和下半叶以来，不论是创立和奠定现代社会学基础的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人，还是在20世纪对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和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等人，都曾经先后对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概括。由于他们的观点和结论并不一致，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和米德五大社会学家的基本观点进行比较并在比较的基础上概括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是从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他看来，以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同以大规模机械工业为动力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而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也是基本上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的。他在《资本论》一书中所描述和分析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生动地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所贯彻的资本主义基本精神原则。

涂尔干在观察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时，更集中考虑个人和社会整体的相互关系方面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历史特征。他认为，传统社会是以机械连带的模式解决个人和社会整体的相互关系，而现代社会则是考虑到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个人自由的因素而采取有机连带的模式。涂尔干高度重视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意义。他认为，现代社会中个人自由的发展不仅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连带的性质，而且也深深影响到指导个人间、个人与团体间、个人与社会整体间相互关系的基本道德精神原则。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涂尔干肯定由于个人自由的发展而引起的现代社会在制度和组织方面的历史性进步，肯定个人自由的发展对于合理协调由复杂分工所产生的各种新社会关系的积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个人自由所造成的现代社会象征性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涂尔干也深刻地分析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对于传统宗教和道德所造成的冲击，并深入分析了与此相关的社会秩序问题。

韦伯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时，强调了它的合理化历史过程的特点，集中分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制度、社会行动和文化生活各个领域所贯彻的合理化过程及其制度化成果。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科层制度的分析，典型地揭示了现代社会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基本特征。韦伯对于现代社会所进行的社会学分析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深入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人行动者进行合理行动的基本机制。在这里，他区分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行动者的个人自由价值观、行动动机和整个社会合理化要求的界限及其相互关系，从而通过社会行动的典范分析而凸显了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和个人自由的特征。

生活在高度发达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帕森斯，比以上三位古典社会学家更全面地看到了现代社会制度法制化、专业化和合理化的成果，因而也试图更系统地解决具有个人自由意志的行动者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制度内进行社会行动的基本原则。他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人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特征，同时也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个人和社会相互关系中的危机。同帕森斯生活在同一时代和同一国度中的米德，虽然也看到了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但他更多地考虑到了个人心理发展和语言使用方面的特征，试图从个人心理发展和社会制度相协调以及行动者间在社会范围内的语言使用的方面寻求解决个人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基本问题。

如果我们从更一般的观点来分析现代社会，那么基本上可以说，由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现代社会基本上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有两个意涵。广义的市民社会是摆脱了旧制度的约束，形成为一种以个人自由民主为基础所组成的法制社会，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称。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市民社会的（Hegel，G.W.1929［1830］；Marx，K.1843）。狭义的市民社会，是特指由市民或公民所组成的非官方社会，某种纯粹由民间力量，并以民间性、群体性和社团性的利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这种狭义的市民社会，也可称之为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这样的狭义的市民社会，只有在给予公民个人以充分自由民主权利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存在和发展。依据这样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既然是以个人自由和民主为基础，在其中实行的各种社会制度和组织原则，都是依据承认人人具有平等基本人权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

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把社会看做是具有自由平等权的个人，依据其个人意愿和基本利益而按照协商民主方式达成共识的途径所建构起来的。对于这样的现代社会，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各派思想家，都曾经根据他们的不同观点进行分析和论述。哈贝马斯在《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论述》（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1985）一书中认为：黑格尔可算作第一位最深刻论述现代性概念的哲学家（Habermas，J.1985：4）。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现代社会具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主体性”概念的胜利，强调个人自由，强调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批判的理性，自由地为其行动承担责任，自由地观察和分析社会和政治制度。第二个特征是“国家和经济这两个秩序的分离”，也就是说，自由地依据各种法制而进行的商品交换所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摆脱了政治统治系统的约束，而通过交换价值和权力的中介，这两种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的社会行动体系，即政治和经济行动体系又在整个社会中相互区分地运作起来。

（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如前所述，作为一个社会范畴的“后现代”，主要是从社会制度、组织、国家体制、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社会结构以及个人和团体之间、个人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在这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学界便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对于后现代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以及在其中生活的个人和群体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Bauman，Z.1992；Baudrillard，J.1981；Bourdieu，P.1979；Bell，D.1973；Touraine，A.1997）。因此，从60年代之后，在西方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界中，便出现了不同种类有关“后现代社会”的社会理论。

所以，本书所要论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包含了各种各样当代社会理论家的重要观点，尤其集中地分析他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基本特征的重要论点。简单地说，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泛滥，符号化和讯息化的人为文化因素压倒自然的因素，各种事物之间的差异的界限模糊化，休闲和消费优先于生产，社会风险性增高，以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原有社会基本单位“家庭”正在瓦解和松散，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球化”（Hitt，W.D.1998），等等。

由此可见，后现代社会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很含糊不清的社会理论：一方面它所分析的社会原本就是含糊的和不确定的，另一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的那些理论家又属于多种类型的多种派别的思想观点。

如果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论述特征来看，可以看出，其特征之一就是以“新”的反传统观点和“新”的论述策略去分析“新”的社会现象（Owen，D.1997）。尽管上述多种多样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分属于不同的理论阵营，采用不同的概念体系和论述风格，但他们几乎都承认社会理论和当代其他各种知识论述一样，是某种“语言游戏”。因此，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最基本特征又可以归结为：对于当代西方“新”社会进行分析批判的语言游戏。

（三）“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多元性

本书论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涉及多位当代社会理论家的社会思想及其理论著作。这些思想家虽然并非全部都可以归纳成“后现代主义者”，其中有些思想家甚至还不同程度地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但他们在论述和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时候，却又在许多方面同“后现代主义者”所谈论的“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相吻合。

例如，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在深刻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时候，指出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多元性、不确定性和象征性（Labbé，Y.1998），使他在这方面同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有关后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论题相类似。

又例如，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也批判“后现代主义”，但他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特征时，强调当代西方社会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等重要方面不同于自18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古典资本主义社会，并指出当代西方社会是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在政治上具有新的“正当化问题”，在社会结构方面出现了“合理沟通”的根本问题，而在文化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哈贝马斯所分析的当代西方社会上述特征，实际上也已经被后现代主义者加以分析。

再例如，法国社会理论家阿兰·图雷纳曾反复指出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着信息爆炸的严重问题，导致一切事物之间的差异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化”，“一切都相互混合”（tout se mélange）（Touraine，A.1997：13）。在阿兰·图雷纳看来，当代西方社会是“一种世界化和全球化的社会”（une société mondialisée，globalisée）（Ibid.），人们的绝大部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领域也被“全球化”，因而，“成千成万的个人都看同样的电视节目，都喝同样的饮料，都穿戴同样的服装，而为了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进行沟通，甚至又使用同样的语言”（Ibid.：13—14）。因此，当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全球化，也就是现代技术、仪器设备和讯息无所不在。阿兰·图雷纳所分析的这些特征，同美国所谓“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丹尼尔·贝尔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提出的观点相类似（Bell，D.1973；1976）。

（四）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观念

从市民社会的基本观点来观察西方社会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就可以更集中地围绕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这个主轴，将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显示出来（Gibbins，J.R.1999）。

其实，市民社会的观念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而且，在当代的各种争论中，也产生过许多不同的论述方式（Cohen，J.L./Arato，A.1992；Gellner，E.1996；Hall，J.A.1995）。在当代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中，各派思想家在探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时，之所以特别强调现代社会的“市民社会”性质，正是因为它是以自由民主和尊重个人基本人权为基本原则的现代社会的社会基础，是同一种具有极权倾向的国家制度完全相反的，也就是同法西斯主义完全对立。作为市民社会的现代社会，其优越之处及其生命力之所在，正是在于承认：在这种社会中，由完全自由的个人所组织和参与的各种多元团体和协会的存在的正当性。由多元的自由群体和协会所构成的社会网络，正是对抗各种具有极权倾向的国家主义的强大社会力量；通过各种由个人所自由组织和参与的团体和协会，才有可能粉碎和抵制试图把每一个公民和社会成员化约成由国家所控制的权力机器的一部分的专制倾向。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强调市民社会正是为了牵制国家权力的膨胀，重视公民的“自我”同社会之间的相当大程度的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 of self and society）（Twine，F.1994），同时也是为了发展公民的各种权利，扩大民主制的社会基础（Friedman，M.1962；Nozick，R.1974；Friedman，M./Friedman，R.1980；Gilder，G.1982；Berger，P./Berger，B.1983；Murray，C.1984；Mead，L.1986；Berger，P.1987；Butler，S./Kondratis，A.1987；Novak，M.1987；Bell，D.1976；Mishra，R.1984；Levitas，R.1986；Block，F.1987；Jordan，B.1987，1989；Loney，M.1987；Gamble，A.1988；Flynn，N.1989；Esping-Anderson，G.1990；Handler，J./Hasenfeld，Y.1990；Andrews，G.1991；Coote，A.1992；Pierson，Ch.1991；Vogel，U./Moran，M.1991；Plant，R.1992；Roche，M.1992）。

在17至18世纪的时候，正当现代社会处于刚刚形成的阶段，由现代思想家所论述的市民社会，主要强调它的（1）个人主义性质，（2）商业性和生产性，（3）和平协商性（Hume，D.1994；Ferguson，A.1995；Kant，I.1991）。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特别强调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性质，并明确指出：“一位公民所具备的最起码的本性，就是他必须成为他自己的主人（he must be his own master），同时他必须握有某些财产（must have some property），以便支持和维护他自身”（Kant，I.1991：78）。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也说：“对于古代希腊或罗马来说，个人什么也不是，而公权力却高于一切。对于现代来说，在欧洲如此众多的民族中，个人高于一切，而公权力才什么也不是。”（Ferguson，A.1995：57）

相对于古代社会，现代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在处理个人间和团体间的各种争论时，主张尊重每个人自由民主权利的容忍和竞争并行的制度，主张以和平协商和讨论的方式而取代并避免暴力介入（Machan，T.R.1998）。卡尔·波普尔（Sir Karl Raimunel Popper，1902—1994）指出：“对于民主，我并不把它理解为‘人民统治’或‘多数人统治’这样一些含糊不清的东西，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无须使用暴力就能够授予或罢免统治权的制度。”（Popper，K.R.1956.Vol.II：151）因此，把市民社会和民主制简单地归结为“主权在民”是非常模糊的，不但不能显示市民社会和民主制的本质特征，而且有可能将它同其他社会混淆起来。

（五）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观念

在当代对于市民社会的争论中，哈贝马斯的观点最引人瞩目。他最重要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市民社会舆论的公众性（publicity）和各种讨论、决策过程的公开性（openness）；另一方面是市民社会中有关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各种意见、舆论、观点和政策的形成过程，都是在公民个人间自由平等合理沟通（rational communication）基础上所进行的论述竞争（discoursive competition）。哈贝马斯指出：“这一切将任意和专制的意志转变成为理性，而这种理性又经过各种特殊论述的论证过程的公开竞争，为实现社会大众一般利益的实际需要，逐步达到一种共识和协议。”（Habermas，J.1993［1962］：153）

为了确保民间社会对于国家公共权威的监督，并保障所有具有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公民对于公共决策的参与，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市民社会中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他说：“所谓公共舆论是指一个公共的公民团体非正式地对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统治结构进行批评和监督。要求某些程序必须公开化的各项规定，例如公开审理案件的规定，也是同公共舆论这一功能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社会和国家之间，并对两者进行调停的领域；在那里，公众将自身组织成为公共舆论的载体。与公共舆论相应的是讯息公开的原则。公共领域的这一原则，过去曾经是在同君主政体的秘密政治斗争中确立起来的，而自那时以来，它使得公众有可能对国家活动实行民主监督。”（Ibid.）

这样一来，市民社会中各种舆论、媒介、传播、争论、决策和政策实行过程，在原则上都不容许有任何“黑箱作业”，不允许任何不透明的讨论、决策和政策施行过程。这一过程是为了保障市民社会不仅存在建立于公众自由平等协商基础上所产生的共识和协议，并通过这种协议而协调个人间、个人与团体间的共同普遍利益，而且，使市民社会真正变成具有思想自由的公民个人所共同建构的“有思想的社会”（sociétés de pensée）。

哈贝马斯比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思想家更加强调市民社会的透明性、公众性、沟通性、自由思想性和语言论述的自由竞争性（Habermas，J.1993［1962］）。他说：“‘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该领域中，我们能够形成某种类似于公共舆论的东西。凡是公民都享有参与该领域之活动的充分保证。不同的私人个体通过交谈行为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公共团体。在他们之间的每一次交谈活动中，都产生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既不像商业人士或专业人士在处理私人事务时那样行事，也不像一个立宪秩序中的成员那样在国家科层组织的法令制约下活动。当公民们不受任何限制地，也就是在集会、结社自由以及表达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进行交谈时，他们便是以一个公共团体的身份在活动。若要在一个大型的公共团体内进行这类沟通活动，那就需要有特定手段来传播讯息，并对讯息接受者施加影响。在目前情况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便是公共领域的传播媒体。当公共讨论指向与国家活动有关的问题时，就进入政治的公共领域，而它是不同于诸如文学的公共领域的。虽然国家可称为政治的公共领域的执行机关，但它却不是公共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诚然，国家权威通常都被看做是‘公共’权威，但它主要是从政治的公共领域那里领承其促进全体公民之福利的任务。只有当政治权威的运作有效地受制于全体公民皆能获得民主讯息这一民主要求时，政治的公共领域才能通过立法机构对政府施加制度化的影响。”（Habermas，J.1973：1—5）

正因为这样，在哈贝马斯关于现代社会的上述基本观点中，不仅已将经典思想家有关现代社会的论述提升一步，而且，也实际上深深地触及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并逐步进入“后现代社会”的西方社会的许多新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的上述论述，既是有关现代社会的，又是有关后现代社会的。

（六）后现代社会的市民社会特殊结构

同现代社会相比较，后现代社会的市民社会结构，并不是古典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简单翻版，但又不是它的简单继续和发展。在后现代社会中，只是原有市民社会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尽可能高度发挥市民个人的自由创造精神和自由表达以及自由参与社会事务的特征，发展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社会中，具有固定组织形式和职能的各种社会组织、管理机构和国家政权，都纷纷被否弃和被不断批判，以便尽可能减少它们对于公民个人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社会具有某种无政府主义的性质。

由于后现代社会中个人自由和自律的无限膨胀，原来在古典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作为一种个人对抗整体社会和国家政权的形式，不论在组织制度和活动形态方面，都表现出极端无政府主义的特征。后现代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是个人自由的真正王国，是追求极端自由的后现代个人回避和对抗国家和社会约束的一种特殊领域。正是在社会和公权力无法顾及的领域中，高度自律的个人可以蔑视法制和道德规范的存在而任意行动。这种领域，以多种多样的存在和活动形式，例如采取夜间活动的酒吧和家庭联欢会等形式而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在他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State and Utopia，1974）一书中所论述的社会状态及其自由竞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后现代社会的理想境界。在这本书中，诺齐克一方面论证了“最低限度国家”（minimal state）的正当性及一切非“最低限度国家”的非正当性，另一方面，也论证了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基本原则。诺齐克的论述当然只是发挥了极端自由主义的理念，而且他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也是古典的洛克式的“自然权利论”，但是，由于诺奇克所追求的极端自由主义包含着后现代主义者的“不确定性”概念的基本因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但极端自由主义同后现代主义的自由理念具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自然权利论，也同样包含了后现代主义对于人的自由理念的因素。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不断地批判古典自由主义，尤其是批判作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建构基础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在追求绝对自由的不断批判中，实际上又不断地同它所批判的经典理论相遭遇，同时，他又在某种程度上返回经典理论的基本观点，类似于重复经典理论的基本精神。为了对这种反复回溯经典理论的尴尬状态进行辩解，后现代主义者可以用尼采的“永恒回归”的口号加以说明，同样也可以用游戏理论中所强调的“自由来回运动”的原则来掩饰。这也说明，自然权利论作为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础，由于肯定个人自然权利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化约性，由于肯定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社会契约所必须保障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同样可以作为后现代主义论述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出发点。在这里，再次看到：后现代社会尽管具有其自身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在许多方面又已经隐含于现代社会之中。

后现代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当然从另一方面否定了国家机器和统一政权的必要性。这一基本特征，又同后现代主义者反中心、反大一统和主张多中心、边缘化以及不断区分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绝大多数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都批判国家政权的正当性，都主张以高度自由和多元性的社会共同体取代现代社会中由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器所控制的现代市民社会。也正因为这样，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无政府状态，又是他们批判现代市民社会基本模式的结果。

（七）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自由

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一方面实现了空前的自律，另一方面又因社会的高度分化和发展而受到相互制约（Infantino，L.1998）。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社会整体同个人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因此，社会整体同个人的关系、其表现形式以及社会整体同个人本身究竟自由到何等程度，可以标示该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水平。越是简单的社会，社会整体同个人两者越是不自由；它们两者不但各自都不自由，而且，两者之间越是相互依赖。反之，越是发展的，因而更加复杂的社会中，社会和个人两者越是自由；它们两者之间的高度自由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助于两者的互动和相互制约。

但是，个人自由越发展，越加剧个人间的竞争，越导致社会中贫富间的分化，使越来越多的竞争失败者被排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使社会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一个“排除的社会”（The Exclusive Society）（Young，J.1999）。

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上述新关系，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造动力，同时也加强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现代文化才面临着“后现代”的挑战（Bertens，H.1995；Scott，A.1990；White，S.K.1991）。

（八）后现代理论家对现代社会的主要挑战

简单地说，后现代理论家对于现代社会所提出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对于一切有关现代社会的“大叙述”论述体系提出根本性的质疑，并对这些长期被认为有利于现代社会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进行批判。“大叙述”论述体系所论证的有关“善的社会”的理想以及它们所设计出来的达到这些理想的种种方案和程序，统统被否弃。各种大叙述论述体系总是千方百计论证：存在着某种达到现代社会理想境界的普遍指导原则。但后现代思想家否认这些基本指导原则的必要性及其正当性，并以实际过程证实：这些基本指导原则不过是用来排斥和否定各种不同意见，甚至有可能导致以这些原则为基础所建立的各种专制主义。

第二，后现代思想家否认任何单一政党或是社会运动的普遍代表性。现代社会中各种政党和社会运动，总是标榜它们可以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利益，甚至标榜它们自己可以引导社会走向理想的“善的社会”。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多元主义和歧义性才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任何试图将多元和歧义统一到一个统治中心或统一到单一的社会秩序中的努力，都是要失败的。

第三，后现代思想家主张鼓励各种各样新的社会运动，并尽可能保持和发展这些社会运动的多元性、分裂性、竞争性、零碎性、变化性和不确定性。在他们看来，后现代社会是以断裂和各种无中心的碎片所组成的结构。后现代思想家反对经典的现代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各种以官僚形式所组成的政党，他们所追求的是不断分裂和不断产生的新社会运动，并期望这些多元的和不断变化的新社会运动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多元化和变动性。

第四，对现代社会的科技知识的信息化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科技及其信息化使当代社会的性质和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代社会的变动性、不确定性及其不可预测性，正是源于当代科技的强大创造力量和控制力量。

（九）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时候，尤其批判它们所标榜的“批判”、“观点”和“代表性”。一般说来，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总是强调它们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客观的观点”和“普遍代表性”。后现代主义者不相信任何具有客观和普遍精神的理性，也不承认具有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语言论述的正当性，更不相信会有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阶层，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或“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任何大叙述体系，都是作为社会部分阶层或团体的意识形态，它们所宣称的客观性都是虚假的。即使靠所谓客观的理性和规范化的语言论述所表达出来的各种观点和政策，也缺乏其正当性。

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认为：整个社会其实是靠掌握不同财富和文化资本的个人或集团之间的语言游戏而构成。语言游戏将相互分裂或对立的各个成员或派别联结成一个虚假的社会整体。因此，在语言游戏中的各个成员都没有资格声称自己是代表全社会说话或进行论述。他说：“所谓社会主体本身也在语言游戏的这种散播中不断解体。社会连带是语言性的，但它不是靠单一的线而联结织成。它是靠遵循不同规则的语言游戏中至少两个成员之间的相互交错而形成的交织物。”（Lyotard，J.-F.1979：32）

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在说明这个社会的性质时，强调指出：现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在各种技术剧烈演变的支持下，是同国家功能的根本转变相辅相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再生产的功能，越来越集中在行政管理技术人员和各种自动化机械设备（automates）。整个社会的各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过程，都越来越依赖对于信息的掌握，而各种信息的掌握和处理又越来越集中在各种类型的专家集团中。所以，现代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同时又是决策阶层。他们不再是单靠传统政治集团来构成，而是靠各企业主、高级公务员、各专业机构的领导层级以及工会、政治和宗教团体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都回到其自身，但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自身本身又是很微弱的。自身是微弱的，但不是被完全隔离，而是被纳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复杂和高度运动着的关系网中；每个自身都被放置在复杂的沟通网络的各个纽结中（Ibid.：29—31）。

（十）后现代社会中的语言游戏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能说整个社会问题都可归结为“语言游戏”，但是，语言游戏至少是后现代社会的存在及其运作的一个最低限度条件，它构成后现代社会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哪怕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经依据早已进行的语言游戏规则而被放置在特定的社会人际关系中；而且，由此出发，每个人也在现实生活中，依据语言游戏的原则和实际进行过程，从一种社会关系转移到另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中。总之，“社会联结的问题，作为问题，是语言的一种游戏，也是不断地发问、不断地提问题和语言指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就构成为社会联结本身”（Lyotard，J，-F.1979：32）。

为此，为了深入理解后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不仅要依据沟通理论，而且也要遵循游戏的理论。整个社会就是靠语言沟通和语言论述的相互关联和相互转化的游戏构成和不断再生产的。

现代社会中的语言游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语言游戏才能充分表现社会自由的本质，才能显示被投入到社会关系网中的每个公民的高度自由。不仅如此，语言游戏还进一步显示游戏本身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及其相互之间的不可化约性。语言游戏的这个特点，集中显示了其本身的多质性，也就是它的不可统一性和不可同一性。语言游戏的这个特点正是对抗传统社会寻求统一性和同一性的最大力量。语言游戏的多质性，还不仅表现在语言游戏本身所呈现的形式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投入到语言游戏的任何一个个人的高度独立性、特殊性和不可取代性。所以，后现代社会的各种语言游戏，不但不会导致传统社会的统一性和有利于统治阶级进行控制的那种共识，而且有利于促进和推动社会中的各个成员的特殊性，有利于社会多元化的发展。

同利奥塔相类似，阿兰·图雷纳也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种“计算机程序化的社会”（la société informatisée）、“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的社会”（Touraine，A.1997：13—17）。

由此看来，后现代思想家对于当代社会的各种论述，主要是强调后现代社会的语言论述的结构的特殊性、由各种语言论述所组成的知识的中心地位以及靠语言游戏所进行的各种社会正当化程序。同现代社会的市民社会结构相比较，后现代社会并不是彻底破坏原有的市民社会，而是将其改造成为既没有统治中心，又没有稳定秩序的多元化和变动性的社会。这样的后现代社会必须靠对于语言游戏的分析和解剖才能揭示清楚。所以，关于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都进一步同语言游戏和语言论述的新特征相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社会具有“象征性”、“游戏性”、“自我生成性”、“正义/非正义界限的模糊化”、“裂变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特征的原因。

在当代的社会理论家中，对于后现代社会的上述各种特征进行深入研究的，除了前述几位思想家以外，还包括德国的鲁曼（Nikles Luhmann，1927—1998）和英国的季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后两者当然不属于后现代主义者，但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的“反思性”、“全球性”、“象征性”、“风险性”和“多变性”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Giddens，A.1991，1994；Luhmann，N.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