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作缘起：圣经中译本多元语言形式存在

据2006年世界联合圣经公会的报告，《圣经》新、旧约全书已有301种不同文字的译本，若包括地域性方言及部分翻译，《圣经》的翻译语言已经超过了2287种。可以说，《圣经》已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翻译语言最多、流行最广的书籍。

如果有人讲，在中国历史上，《圣经》是翻译版本最多、汉语言文字表现形式最多，同时拥有白话和文言两种语体、具有最多汉语方言文字形式的书籍，不仅由此创制了12种少数民族文字，还有近20种少数民族文字译本，而且还是近代史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书籍，肯定会有许多人不相信。

但事实就是这样。《圣经》中译本的确拥有如此众多的历史“之最”，这与汉语言文字的超发音、超方言性质有关，与清末民初进行的汉语言文字改革和文化转型有关，也与西南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实际状况有关。圣经翻译最活跃兴盛的清末民初时期，即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语言文字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也是汉语文言文及其文化向白话文转化的时期、汉语拉丁化呼声甚高和努力实践的时期、语言文字改革最为活跃的时期。在清末民初汉语言文字的转型和改革中，我们的语言出现了多种因文字改革和语体变化而产生的表现方式，有些甚至是非常短暂的过渡性书写方式。《圣经》都曾以这些文字形式出版过不同的翻译版本。这可以从《圣经》中译本有文言、半文半白、白话文、方言汉字、方言教会罗马字、王照官话注音字母、国语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拼音、快字、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盲文等众多译本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中西方直接发生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关系，是近代世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种文化关系不仅参与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政治格局，更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语言接触既是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一切交流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大规模、多语种的跨文化深度语言文化交流，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的一种现代性文化现象，也是在近代对外文化关系史中出现的以往历朝历代未曾出现过的文化全球化变局。

近代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是从基督宗教传教士来华开始的。圣经是一部集宗教价值、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于一身的基督教经典，也是一部浓缩古希伯来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精华的巨著，更是西方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哲学源泉。圣经翻译对于德、英、法、意等欧洲国家语言来讲，不仅是宗教教义的传播，更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对输入国的语言、文学、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最早可推至唐朝。自635年（唐代贞观九年）景教入华编译圣经开始，圣经汉译在我国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圣经翻译活动虽然有中断，但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圣经翻译仍然没有结束。作为基督宗教唯一经典的《圣经》，在基督宗教传播翻译的历史过程中，必然涉及怎样译成中国的本土语言、如何适应和影响本土思想文化的问题。从目前遗存的近百种圣经译本中，我们可从语言学的维度来看待圣经从古至今的各种译本。

从语言角度来看，圣经译本可分为汉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两大类。

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语言差距之大使人们难以互相沟通，各民族语言和方言的圣经译本于是应运而生。按现代语言学分类，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可分为5个语系、9个语族、19个语支。5个语系，即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均有圣经译本。9个语族中，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孟—高棉语族、斯拉夫语族8个语族有圣经译本。19个语支中，壮傣语支、藏语支、彝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苗语支、西匈语支、蒙古语支、满语支、佤绷龙语支、东斯拉夫语支11个语支有圣经译本。

从汉语语体角度来看，圣经汉译本可以分为三类。

（1）文言译本，即深文理译本：历史上曾出现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纪略》、阳玛诺《圣经直解》及白日升译本、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郭实腊）译本、四人小组译本、委办译本（或代表译本）、裨治文译本、高德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怜为仁译本、胡德迈译本、和合深文理译本。

（2）半文半白译本，即浅文理译本：历史上曾出现杨格非浅文理译本、施约瑟浅文理译本、包约翰/克陛存译本、和合浅文理译本。

（3）白话译本：中国是个多方言的国家，7大方言中的6大方言有圣经译本。其中，吴、闽、粤、客家、官话5大方言的9个分支有圣经汉字本。它们是上海话译本、苏州话译本、宁波话译本、杭州话译本、福州话译本、厦门话译本、汕头话译本、广州话译本、客家话译本、三江话译本、南京话译本、北京话译本、汉口话译本。1919年，还出现了白话体的集大成本和合官话译本。这是中国基督教会沿用至今的圣经译本。

从汉语文字形式来看，圣经译本基本可分为七类。

（1）汉字本：历史上曾有文言文汉字本、白话文汉字本（含方言汉字本）。

（2）教会方言罗马字本：这是传教士根据拉丁字母拼写各地方言的译本。6大方言中的15个分支有罗马字本，是南京话译本、北京话译本、山东话译本、上海话译本、宁波话译本、杭州话译本、台州话译本、温州话译本、金华话译本、建宁话译本、邵武话译本、福州话译本、兴化话译本、厦门话译本、汕头话译本、建阳话译本、海南话译本、广州话译本、客家话粤台分支方言译本、客家五经富话译本、客家汀州话译本、客家建宁话译本。

（3）王照官话注音字母本：用王照官话注音字母来拼写圣经，出现过天津话、汉口话、河北话、胶东话的圣经译本。

（4）国语注音字母本：出现过福州话和胶东话的圣经译本。

（5）盲文字本。

（6）快字本：即早期速写方式的圣经译本。

（7）威妥玛拼音本。

从文本形式来看，圣经译本则有汉字本、汉字与外文对照本、汉字与国语注音字母对照本、汉字与王照官话注音字母对照本、汉字与教会罗马字对照本、教会罗马字与国语注音字母对照本等多种。就版本而言，有单卷本、多卷本以及《旧约全书》《新约全书》《新约附诗篇》《新旧约全书》等，总数超过千种。仅以曾影响最大、出版销售各种版本《圣经》的美国圣经会、英国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来看，从1814年至1934年就销售了225000000册^[1]；1814年至1950年则销售了279 351 752册^[2]。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会基本以和合官话本（后称和合白话本，现简称和合本）为教会专用的圣经译本，不再出版其他汉语文言文本或方言本的圣经。截止到2007年12月，中国基督教会已印刷发行和合白话本5000万册，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国家之一。^[3]

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传教士利用自己拉丁母语的拼音优势，结合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为那些只有口语而没有文字的西南少数民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形式为主的拼音文字，即滇东北柏格里苗文（老苗文）、框格式东傈僳文、富能仁西傈僳文（老傈僳文）、景颇文、载瓦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花腰傣文、黑彝文等。传教士还借用了汉语的国语注音字母，修改创制了胡致中苗文、纳西文。他们翻译出版了景颇语、载瓦语、东傈僳语、西傈僳语、彝语诺苏话和葛泼话、拉祜语、佤语、纳西语、德宏傣文、西双版纳傣文、花腰傣语、花苗语、川苗语、黑苗语、布依语等语言文字的圣经全本或节译本。其中，景颇文、富能仁西傈僳文和柏格里苗文等至今还在社会上广泛使用，东傈僳文、胡致中苗文在贵州凯里地区的信教群众中仍然被使用着。这些译本不但结束了这些民族没有文字的历史，而且这种采用拉丁字母为西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法，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地为少数民族创建文字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借鉴和启示。

在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中，传教士还翻译出版了蒙古文（卡尔梅克蒙古文、喀尔喀蒙古文、布里亚特蒙古文），藏文（藏语文言文、藏语拉达克方言、藏语拉霍尔方言），满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的圣经译本。在中国台湾地区，传教士以及今天的台湾基督教会还为台湾少数民族创建了使用至今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翻译出版了圣经译本。

长期以来，佛经翻译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圣经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却不为人所重视。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差异，基督教内部众多教派之间的分歧和隔阂；以及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学术界对此问题有意无意的忽视和欠缺，再加上圣经译本研究的客观难度较大（档案资料和各类译本绝大部分保存在国外，外文资料占多数），至今仍然没有一部对所有圣经中译本进行历史考察的学术研究专著。关于圣经中译对宗教、思想、语言、文化等方面影响的专题研究，更是付之阙如。甚至可以说，圣经翻译及其影响的研究，尚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