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住“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和“系统性、专业性”三个基本原则，在为21世纪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繁荣发展廓清了道路的同时，也高屋建瓴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指明了方向。在继承和发展传统“三全”育人理念的基础上，本书原创性地提出了全环境育人理念，以回应网络信息时代思想教育的本质和前沿问题。本书旨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为理论依据，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网络育人实践为现实依据，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不断探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贡献绵薄之力。
全环境育人理念下网络文化建设与网络思政教育的主体性问题探讨[2]
——以北京大学的实践探索和模式创新为例
在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实践推进和理论发展60余年的进程中，与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条件相契合、相适应，其教育模式经历了从对象性改造向主体性教育的转变，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深度融入世界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刻影响了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进一步调整变革提供了实践依据、理论依据及模式转变的理论基础，凸显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需要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3]
在这一实践变革和理论自觉的过程中，以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全球普及应用为基础的网络社会的形成，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带来更深层的挑战和机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应运而生；面对教育环境的颠覆性变化和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崛起，这一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必须更加深入地思考新的教育模式下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必须从全环境育人的理念出发，以尊重青年主体性为前提，建构新型的教育主客体关系模式。[4]
何谓“全环境育人”？简而言之，即是在青年教育场域呈开放性、虚拟性、共享性、平等性等特征条件下，思想教育应强调网络虚拟环境的教育功能，统筹线上/线下领域；凸显青年主体性的教育地位，协调自育/他育途径，追求信息有效传播、观念有效传递、价值有效传承、行为有效塑造的教育理念。
一、全环境育人理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基本观点
网络社会起源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革命性发展与高速普及，公众对信息自主和言论自由的客观需要为互联网的全球广泛应用提供了现实基础；从信息传播途径到社会交往方式再到社会客观存在，互联网平台不断催生网络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5]伴随这一进程，传统教育模式中主、客体泾渭分明的格局被不断突破。从教育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看，“教授治学”向“师生共治”转变，学生在大学教育和高校管理中的作用不断被激发；从教育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看，“内容至上”的观念正在不断被颠覆和修正；从教育环境的开放程度看，封闭物理空间的主体地位已经逐步让渡给开放的虚拟空间；从教育客体的发展路径看，早熟性、叛逆性的自我成长已经取代规训传承成为大势所趋；从教育对象的社会角色看，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向后喻文化时代过渡，“文化反哺”的现象更加突出。[6]
“三全”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理念中对于教育主体、教育载体和教育过程的统筹安排，实际上暗合了“谁来教”“教育谁”“教什么”“怎样教”这四个基本问题，针对人、时间、空间、内容、方式等多个范畴进行了系统设计。全环境育人理念的提出是因为形势变化，对传统的“三全”育人理念进行继承发展和必要补充，它的出发点在于紧扣“信息——观念——价值——行为”这一育人本质链条，打破传统的教育主体、客体、内容、形式的划分方式，形成家庭、社区、学校及网络社会等一个个既相互独立、又有所关联的独立育人场域，强调每个育人场域个性化作用的充分发挥，以期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观念的有效传递、价值的有效传承和行为的有效引导。
“教育场域”一词，近年来广为国内教育学研究所使用。它是指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知识的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人的发展、形成和提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环境”在最初始的层级上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现实环境，即植根于有形物质世界的现实教育场域；二是虚拟环境，即依托于无形网络社会的虚拟教育场域。作为传统的受教育主体，当代青年学生伴随互联网一起成长，在网络教育场域中更加活跃，因此也暴露出“网络时代”的成长困局。因此，如何从超越教育主体、客体之上并包融两者的新视角和立场来思考和解决在网络时代大学育人的方法和途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这也是我们提出全环境育人理念的深层动因。[7]
全环境育人理念的提出，是从整合不同的育人场域出发，把握作为特殊人际互动形式的“信息——观念——价值——行为”这个育人本质链条，强调受教育者在接受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信息的自我消化，进而影响着观念的生成、价值的塑造和行为的导向。我们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究其本质，站在教育的时代性发展角度来界定，更多的是一种强调互动的观念教育活动。之所以强调互动，是因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以网络为基础阵地，以青年网民为主要受众，因而要积极适应网络空间的基本特征和青年网民的行为特点；之所以强调观念教育，既是因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以价值传递和思想引导为主要目标，也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突出的政治属性。[8]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由于场域的开放性和主客体的交互性，它并非完全由教育者的意志所支配就能自然而然地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虚拟空间中真实存在的首要前提是“吸引”网络受众成为特定教育活动的对象，而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又决定了这种“吸引”过程无法借助现实生活中的压服手段和强制力量。因此，全环境育人理念强调，必须从尊重青年的主体权利与独立、自由、自主的存在状态出发，把传统的限制青年主体性发展的异己力量剥离出去，把挖掘和提升青年的主体性作为价值目标，使青年获得“更高的解放”，从而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时代风气之先，真正成为青年自由、自觉的行为选择。[9]
二、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政教育主体性的历史回顾与现实追问
师生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共同体，“校园文化”正是由历届师生传承和创造的校园生活方式、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但是，这一共同体中师生关系地位并不固定：前喻文化时代，教师既是教育者也是传授者，学生则是被动接受者，主客体关系泾渭分明；而在并喻文化时代，由于传统的师生关系发生转型，教师与学生同时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面对当前后喻文化时代的来临，学生的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主客体关系日渐逆转。[10]所以说，由校园文化建设向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发展，必然内蕴着建设主体的变迁——当代大学生以其对网络技术的熟稔掌握，逐步消解了传统教育主体既有的权威地位，由网络社会生力军向主力军的转变，昭示了自己在文化建设和文化育人过程中的主体性回归，逐步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乃至文化环境的传承创造者，成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主导者。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模式为对象性改造[11]，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泾渭分明，主客体之间体现出明显的上下级关系。而在网络信息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遭遇到思想市场和青年思维方式的双重变革，传统的教育模式陷入瓶颈；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就需要重新审视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关系，重塑主客关系模式，进行新形势下的主体发掘和主体建设。这其中，教师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主体和引领力量，需要通过不断吸收新的思想源泉、变革思想教育模式、完善课堂建设的方式，重塑在思想教育领域的主体地位，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学生是自育育人、互动育人的生力军和主力军，需要重视并引导青年在自我教育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释放正能量，充分获得实践探索体验，得到更多的自育激励；此外，还需要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以全环境育人合力的提升，促使思想土壤和信息传播方式发生根本变化，从而推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质的飞跃。
依据“信息——观念——价值——行为”这一育人本质链条，无论在哪一种教育环境中，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都是基础性工作，由此展开学习和教育的过程，才能够真正影响人的观念形成，进而促进价值取向的生成，最终外化为受教育者的行为方式。以此来审视网络信息时代的教育，“信息”既是媒介还是要素，以信息生产为基础的环境创设，及其与其他各个环境之间的相互配合，直接决定了育人的效果。在此视角下，由于网络信息时代中以网络为主的媒体系统不仅拥有丰富的信息和知识储存，而且更新速度极快，教师不再是唯一的知识占有者和垄断者，也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反而是年轻人因为对于新观念、新科技的良好接受能力，以其独特直觉迅速适应新时代。这种客观优势，以及主观层面要对自己成长发展负责任的主体意识和进取心态，使得青年人的自我教育成为可能。
2014年和2015年“双十一”前夕，北京大学相继发出两份倡议书，提出以“融入·节制·创造”为核心的青年网络文明观和以“自信·自省·自育”为内核的青年网络教育观。实践探索层面，在《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的背景下，北大以“网络新青年”为旗帜，以全环境育人理念为指导，坚持以激发青年自我教育潜能作为教育创新发展的原动力，将人的观念价值的形成机理和人的主体性的重塑目标贯穿于系统育人、环境育人、互动育人、自育育人的全过程，极大激发了青年创新创造的原动力，在自信、自省的基础上实现自育，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具体包括：观念创新，学生积极响应“融入·节制·创造”的青年网络文明观；队伍创新，支点建设带动工作覆盖面不断扩大；阵地创新，新媒体集群传播效应初见规模；形式创新，实现线上线下有机联动。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模式创新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北京大学近年来的实践有力证明，网络文化的活力源自青年喜闻乐见和主动参与，网络文化育人的生命力在于促进学生成长发展和自我教育，这就决定了网络文化建设主体和网络思政教育的实施主体必须是青年自身。因此，教师作为传统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思政教育的主体，在坚守育人核心目标理念不动摇的前提下，从建设和教育的策略层面考虑，必须转变观念与方式，从教育时代变化的基本形势出发，从教育的主导者向教育的引导者和辅导者转化，不断激发青年在成长教育中的主体性、主动性并加以正确引导和辅导，从而赢得青年、赢得教育。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调整与完善，是实现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长远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大势所趋，也将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需要结合教育主体和环境的变化特点，充分信任青年，始终尊重青年，需要构建新型的育人方法体系，包括自育育人、互动育人、环境育人、系统育人，从而开创真正以青年作为教育创新发展原动力的大好局面。
三、高校网络流行语言的变迁与青年自我教育现实性的形成
网络社会是互联网技术应用和传播功能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断从边缘走向中心、并逐渐获得独立主体地位的必然结果，而这个渐进过程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群体才能启动和完成。[12]这其中，青少年网民毫无疑问地构成了我国社交网络的主力军。由于在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社会地位、个人财富的依赖与依附日益衰微，社会权力开始向青年流动和分散，青年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断被重新界定，青年的主体性地位不断得到认同，社会网络化和青年化的趋势愈发彰显。在此背景下，网络文化无疑成为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文化。
语言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产物，人的认知特点也影响着语言的发展，语言的演化过程体现着人与世界关系的构建。以网络流行语为代表的青年网络文化的风行，有力印证社会青年化特点，对青年群体而言，其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话语权的伸张与重塑。在网络环境下，青年人表达个人观点、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热情都空前高涨，近年来各国和各地区大选纷纷将网络拉票放在重要位置，争取青年选民的支持成为赢得选举的重要因素。此外，青年通过网络发声促成现实行动的意愿越发强烈，无论在校园内外还是线上线下，青年群体凭借对网络信息传播规律的熟稔，成功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
青年网络流行语言是青年人在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自我成长、自发实现、自我教育的客观呈现，通过梳理网络流行语言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青年网络流行文化从虚拟走向现实、从语言走向观念、从青年群体走向社会全阶层的传播规律。
早在兴起之初，网络流行语言便突破了一脉相承的正式语言规范，影响着代际沟通的方式和文化。发展至今，网络流行语言始终饱受影响汉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世俗性、娱乐性、商业性过重的争议，但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给力”“点赞”等网络词汇也逐渐受到官方话语体系的认可。伴随传播进程，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育人领域开始关注到网络流行语所反映的青年思想特点，及网络流行语可能对青年思想观念造成的影响。例如“我爸是李刚”“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等用语往往被视为网民群体以娱乐化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现状不满及对公权力系统的质疑；而“屌丝”等用语的流行则使得网络互动标签化现象加剧，甚至影响着青年群体的自我角色认同。
在网络流行语言及其符号意义的传播过程中，家长、高校教师等社会群体处于青年群体的下游地位。因信息传播和文化习得具有圈子化的特征，网络流行语言对于深度融入网络社会的群体而言是交流密码，却成为脱轨于网络社会群体中的“天书”，如“我要报警了”“我选择死亡”等网络用语极易产生歧义。不同代际之间的交流成为教师、家长习得网络流行语的最重要手段，也是其跨越代沟完成教育任务的必经之路。在这个跨越过程中，青年群体的思维方式对其他代际阶层产生了重塑作用。
在信息获取层面，青年知识群体对信息工具的使用突破了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限制，“知道”的过程不再限于课堂等封闭空间，在线百科、微博乃至MOOC提供了海量、即时的信息；在观念塑造层面，互联网社会的连接力量使得具有相同角色认同的个体聚合成为不同类型的青年亚文化群体，社会上的价值观念通过大众传媒直接影响着全体网民；在能力培养层面，青年群体通过社交网络极大扩展了自身构建社会关系、参与组织事务的能力，各类融合线上、线下的青年自组织兴起；在实践创造层面，互联网社会所倡导的开放、平等、共享精神激励青年群体施展才华、实现梦想，青年更多参与到创新创业中去。
青年网络文化对青年自我教育的影响也仍具有消极的一面。在信息爆炸、真伪交织的环境中，青年学生并不天然具备较好的信息鉴别和筛选能力。网络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不能完全适用于现实生活，甚至会产生严重冲突。在青年自我教育成为可能后，如何加强支持与引导是高校育人事业的新课题。
以青年网络流行用语为例，青年网络文化是当代青年人成长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社会必然产物，青年网络文化使得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教师群体而言，无法正确理解青年网络流行用语持续推高师生群体间的隔阂。在网络流行语中，用语不规范、粗俗的现象较为普遍，部分消极指向的词汇如“杯具”“屌丝”等广泛流行，此类现象被部分思政工作者上升为价值观扭曲需心理矫治的层面，无疑导致了青年学生对思政教育的“差评”。部分教师希望单纯通过纠正学生用语不规范促使师生沟通顺畅，从而忽视了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变化趋势。
思政教育不同于专业课程教育，教育目标不在于掌握深奥知识而在于引导观念和日常行为。在青年网络流行语文化的影响下，教师群体的绝对话语权被分流，传统教育方式的实效性大为减弱，青年学生对思政教育的抵触心态得以不断强化。因此，转变思政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拓宽与学生的沟通交流渠道，重视学生主体地位、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已是时代的迫切需要。
全环境育人与青年自我教育并不矛盾，二者在教育主客体关系模式中是辩证统一的一体两面。一方面，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调整内含于全环境育人理念中。在网络信息环境中，信息传播既有格局被打破，青年学生掌握了网络传播的话语权，信息环境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特征，试图通过单方面矫正青年学生的表达和思维习惯来实现教育目的的方式难以取得成效。因而，思政教育工作者需尊重青年学生的主体性，并通过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的教育教学和交流引导，为其施展才华、创新实践提供平台，从而达到自育育人的效果。
另一方面，强调青年主体性、发挥自育育人作用并不意味着依靠青年单一主体，该过程还包括互动育人、环境育人和系统育人。具体而言，包括强调发挥师生互动、学生间互动的作用，增强平等基础上的全方位交流，开辟青年学生活动的精神成长空间。注重开展网络环境优化，整合校园网络软硬件资源，加强校园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精心打造校园网络文化品牌，营造开放、民主、理性、健康的校园网络空间，充分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渗透功能；制定和培育网络社区“乡规民约”。特别重视教育尤其是网络时代育人事业的复杂性、全局性和系统性，打通个体、家庭、高校、企业、政府，强调社会各个机体对于教育的责任，从而将网络思政教育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