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的演讲

莫言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人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

人多，作家也多，这大概也是中国的国情之一。

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主宾国，一下子派来了一百多位作家，这显示了中国作家对这次书展的重视和向往，也显示了中国作家想借这次机会向世界文学的同行们，尤其是向德国的文学同行们学习的虚心。当然，这也是中国作家向国际出版界、世界文学的同行们、国际的读者们展示自己的创作成绩的机会。另外，据我所知，很多中国作家都想去参观歌德的故居，去感受培育了这颗伟大灵魂的人文地理环境，去了解这个伟大作家成长的历史。

上个月，也是在这里，我曾经讲过流传很广的关于歌德与贝多芬路遇奥地利皇室成员的故事并发表了一些感想。故事说，歌德与贝多芬在街上相伴而行，遇到皇室成员的仪仗。歌德退到路边，脱帽致敬，而贝多芬则视若无睹，昂首而过。据说，贝多芬还豪迈地宣布：国王有许多个，但贝多芬只有一个！我曾对蔑视皇室的贝多芬无比敬仰，而对向皇室致敬的歌德十分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个故事中的歌德多了几分理解。我觉得像贝多芬那样口出豪言扬长而去也许并不十分困难，而要像歌德那样低下身段、尊重世俗并不容易。现在我想说，歌德脱帽致敬并不意味着他对皇室低头献媚，而贝多芬扬长而去也并不说明他没有一点点阿富阿贵的心理。而且，我始终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许多流传甚广的名人故事，其可靠性都值得怀疑。伟大的艺术家在生前把大众当成自己的创作素材，在他们死后，却成了大众创作的素材。我想，艺术家大多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生活在平常的世界里；一是作为一个超常的人生活在想象的、虚拟的、艺术的世界里。如果进到这想象的、虚拟的艺术世界里出不来，那就不是天才，便是疯子。

我认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他面对皇室成员的态度，重要的是他创造出了什么样的作品。作家都有自己的国籍，但好的文学会超越国界。文学无法脱离政治，但好的文学大于政治。

1763年，中国的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那时候，法兰克福的歌德十四岁。十年后，当这个德国青年将自己的部分亲身经历改头换面写成那部享誉世界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时，绝对想不到，他作品中洋溢着的反抗封建统治，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精神是相通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两部形态完全不同的小说，但都是世界文学的经典。由此，我们可以悟出：文学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一个民族的文学有一个民族的文学个性，这种个性将此国家、此民族的文学与彼国家、彼民族的文学区别开来。但文学之所以能突破国家、民族的障碍，被别的国家、民族的读者所接受，并引起情感的共鸣，就在于好的文学作品必然地描写了、揭示了人类情感的共同奥秘，揭示了超越种族和国界的普世价值。

歌德晚年，曾多次提到“世界文学”的概念，歌德并没有给“世界文学”直接下定义，但通过他与友人的通信，以及他的谈话录，可以证明，歌德心中的“世界文学”，首先是指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歌德希望通过广泛的学术阅读、文本翻译来了解世界上各种文化观点，并宽容地对待，平静地接受，理解一切生命体在不同中体现出的统一与和谐。

时至今日，我们发现，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丰富内涵，其意义早已突破了文学的范畴，他的求同存异、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尊重多样性、保护多样性的思想，已经成为在国际关系中被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

上个月，我在接受一家欧洲报纸采访时，曾谈到了外国读者如何欣赏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首先，我希望外国读者能从人的角度来阅读我们的作品，看看我们的作品中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揭示了人类情感中哪些奥秘，刻画了什么样的丰富个性，展现了人在历史生活中的什么样的遭际和命运。其次，我希望外国读者们能从艺术技巧的角度来欣赏我们的小说，譬如，看一看我们小说的结构，感受一下我们作品中的象征意味，当然，如果是优秀的译本，也不妨透过语言转换的机制，去想象一下我们的原作的语言风格。

在这个倡导交流、倡导对话的时代里，作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对话是交流，互相阅读彼此的作品也是交流，甚至是更重要的交流。中国当代作家对德国的当代作家并不陌生，君特·格拉斯、伯尔、西格弗里德·伦茨、马丁·瓦尔泽、彼得·汉特克……这些名字我们很熟悉，对他们的主要作品我们都做过认真的研读。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就我本人来说，这些德国作家的作品对我的创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种学习不但不会使我们的个性泯灭，反而会强化我们的个性；当然，这种学习也会使我们小说中的人类共同价值增强。

大约100年前，在我的故乡，流传着关于德国人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德国人没有膝盖，只要将他们推倒在地，他们就爬不起来。第二种说法是：德国人的舌头是分叉的，要想学会德语，首先要将舌头剪开。当时，德国人在我的故乡修建胶济铁路，要征召一批儿童去学德语，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将自己的孩子藏了起来，因为他们害怕孩子被剪开舌头。上世纪80年代，几位在山东大学留学的德国学生到我的故乡去，我爷爷十分专注地打量着他们的膝盖和舌头。我爷爷悄悄地问我：他们的膝盖长得很好啊，他们的舌头也没有分叉啊，他们是德国人吗？当我将我爷爷的疑问告诉这几个留学生时，他们脸上都浮现出哭笑不得的表情。我问他们，100年前，那些从来没有出过村子的德国老人，会把中国人想象成什么样子？他们说不知道。我说我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曾经看过一幅一百多年前的壁画，上边画着的中国人，脖子后拖着长长的辫子，蹲在树上，脸上生着长而尖的嘴，很像鸟的表情。估计那时候的德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也好看不到哪里去。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想借此说明，一百多年前，我故乡的人对德国人的想象和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其实都把对方妖魔化了。如果那时候有人将歌德的小说译成中文，而有人将曹雪芹的小说译成德文，读过这些作品的人，绝对不会产生那些奇怪的想象。交流、对话，是消除误会、正确认识对方的最有效的方法。我想，这大概也是法兰克福书展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我们来此的重要目的。

好，那就让文学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的交往中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那就让我们这些作家们，在这个对话与交流的时代里，扮演好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谢谢大家！

（因时间限制，实际演讲有删节）

（2009年10月13日，德国法兰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