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卢卡斯与干洗店主的女儿

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解释“经济增长之谜”？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增长方面做得很好，而其他国家却做得不好？

爱因斯坦曾说：“我们可以体验到的最美好的东西是奥秘。”很多经济学家都会非常认同这句话，因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投身于解决这一难题。罗伯特·卢卡斯是我曾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对经济周期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以此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同样很诧异：“经济学家怎么能对增进一国财富不感兴趣呢？”（Lucas，2002，p.2）当研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国家之间的不同趋势时，他还指出：“在研究数据的同时怎么能不去注意它们所代表的可能性呢？印度政府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使得印度经济的增长像印度尼西亚和埃及那样吗？如果可以，需要什么行动呢？如果不可以，什么是‘印度的本质’，使得它表现如此？思考这样的问题其结果对人类福利的改善是惊人的：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Lucas，1988，p.5）

继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导师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人之后，卢卡斯认为：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关键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卢卡斯曾试图将这个想法放在经济增长的总量模型中，从而使其表现“更符合经济发展的事实，而不是集中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其他虚幻的方面。”（Lucas，2002，p.16）

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源泉也许甚至是特征为人力资本的增长这一观点仍然时常被人误解，一个看不见的原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可见影响，这或多或少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解围的说法”，卢卡斯提出了一个通用的框架，来解释增长为何是持续的，以及在不同的国家增长率为何有所不同（Lucas，2002，p.16）。他所提出的模型框架包含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这种积累可以通过知识扩散或“干中学”完成，贸易可以使这一过程加速。^[7]卢卡斯举例说明，一个欠发达国家要想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的经济体，必须经历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过程。社会及其公民必须对于“发展创造的各种新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Lucas，2002，p.18）。

他还通过现实生活中有趣的轶事，强调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例如，他喜欢讲他在芝加哥住所附近的一个干洗店主的女儿的故事。当他把他的衬衫送去这家新开的由一位“英语水平仅够应付生意往来”的韩国女人经营的洗衣房时，她3岁的女儿正坐在柜台上学习算术。小女孩很擅长算术，而且显然对此也很感兴趣。他推测：15年后，那个女孩将和教授们的孩子以及政治家的后代一起，在芝加哥大学或加州理工学院学习！

虽然我完全同意人力资本积累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方面的重要性，但我也相信，真正区分现代经济增长和传统经济增长的是：在商业实践和发展中融入创新的方式和速度。18世纪开始，一些国家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外生性创新，转变为依靠科学和实验的内生性创新。这种转变加快了技术创新、结构转型与收入增长（Landes，1969; Lin，1995）。

这个发现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为了从技术创新的新机制当中获益，发达国家需要投资于研究，发明新的技术和产品，并投资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提高又进一步加强了其科学家进行研发的能力，并使得该国劳动者能够将新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去。

为了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新产业所释放出来的潜力，发达国家也必须不断改善其制度，从而为新发明和新基础设施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激励，以降低交易成本，并将其生产能力维持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由于工业化的高收入经济体往往在有着规模经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它们所需要的各类“硬件”基础设施（电力、通信、公路和港口设施等）和“软件”基础设施（监管和法律框架、文化价值体系等），必须适应于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全球市场的远距离、大规模交易。

随着这些国家继续在工业化和技术发展的产业阶梯上攀登，因为资本设备的不可分割性，它们也扩大了生产规模。它们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大，因而需要更大的市场。而这又需要电力、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相应变化。随着企业到达全球的技术前沿，它们越来越需要创造自己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因而也就面临更多的技术突破和市场对新产品的接受度的不确定性风险。随着公司规模和市场范围的扩大，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风险性质的变化，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需求也相应改变。如果该国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同步改善，产业升级将是低效的甚至止步不前。^[8]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坦率地说是更加容易。它们在利用技术选择、产业和制度进行创新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它们可以简单地从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模仿或引进使用现有的技术、产业和制度。如果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能够与私营企业一道，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政策框架，允许私营企业发挥其潜力，并赶上发达经济体，这样的国家将享有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创新速度和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