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丝路“第一程”

郁洲是海上丝路第一程，海州可谓陆上丝路第一程。设置秦东门后，海州成为整条东西向大道的最东端，古朐港成为交通网络的重要交汇点，由此就形成了东西连接的交通网络。康居国高僧沿此路来法起寺挂锡，尹湾汉简记载了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重要信息，陆上“第一程”演绎了多彩的丝路故事。

驰道奠定古朐县重要地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战国以来长期的战争分裂局面，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为了便于控制广阔的疆域，秦始皇二十七年开始修筑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通俗地讲，“驰”就是快速行进，“驰道”就是过去的高速道路。由于驰道所采用的路线，都是按最近的距离取舍，没有什么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作直道。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向西（陇西方向）、东北（蓬莱方向）、东南（九江方向）呈扇形展开，联络黄淮长江中下游地区，通达区域“东穷燕宋，南极吴楚”。从咸阳直通朐县的三川东海道是唯一一条从秦朝首都直通东方出海口的大路，一条由西往东经洛阳、汴梁、商丘、彭城、经下邳抵朐县的驰道。驰道奠定了古海州在秦汉时代的重要区位。

驰道的形成

秦帝国驰道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半坡人”时期的东方干道。商末周初，周武王伐纣，周公东征，都利用了东方干道。到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战争连绵不断，由于军事活动需要，已修建了许多道路，运送兵员、粮食、武器、装备，陆上交通网已具规模。当时韩国国都在临汾，后先迁到河南禹县，再迁到河南新郑；魏国国都在大梁；赵国国都在邯郸；齐国国都在临淄；楚国国都在郢、陈，后来迁到寿春；燕国国都在蓟。这些重要城市之间，交通网已较发达，为军事活动、生产运输、官员出巡提供方便，尤其在大梁、新郑、邯郸周围，一夜之间可以集结和输送几万部队。兵贵神速，战车、战马飞驰，没有平坦的道路是不行的，只有发达的交通网，才能迅速调动大部队作战。这些已经形成的道路，为驰道的修建奠定了基础。

驰道规模宏大。根据《秦始皇帝传》中统计的资料，当时的驰道有“秦山车道”“长安至九原直道”“扬越新道”“韦城至长垣道”“昆山至吴越道”“丹徒至会稽道”“丹阳道”“海盐道”等。白寿彝先生称赞：“路线之长，宽度之阔，取道之近，建筑之坚实侈丽，真是一个前古无匹的大工程。”这是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呈巨大弧形的向北面、东面、东北面和东南面辐射的帝国公路网，实行“车同轨”的制度，使得全国各地都纳入到主要服务于政治军事的交通体系之中。秦代陆路交通网的形成，不仅对于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为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确定了大致的格局。

驰道的具体规模，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就是说，当时的驰道是有50步宽，王子今在《古代帝国的血脉》一文中，根据贾山的上述记述，考证秦驰道路面宽度如果为50步的具体长度，根据秦国当时的制度，1步为6尺，当时的1尺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50步就是69.3米。50步宽的路在现在也是相当宽的道路。

驰道在秦时，一般人不可以使用。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汉时更成为皇帝的御道，不准别人随便行走。江充和陈庆正是按照律令办事，对行驰道中的馆陶长公主才敢“充呵问之”。当然，驰道虽具有封闭性，但不可能是全封闭式。英国剑桥大学的汉学家研究认为，驰道只是在京城附近为专用道，离京城远的地方，是可以共同使用的，如为官方邮递及运输物资使用。

对于驰道的评价，应该辩证地看。

一方面，驰道的建成，改善了交通条件，对国家的统一，郡县制的巩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繁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孝公时秦国实行商鞅变法，削弱封建贵族特权，奖励耕战，国力日增。到秦始皇时，得以统一六国，后来又统一文字、车轨、度量衡，设立郡县制，搞中央集权等，其历史功绩世所公认。尤其是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是在中华文化上的重大贡献，使中华民族绵延至今，凝聚不散。其中驰道发挥特殊作用，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的功能，无可替代。即使后来汉朝又恢复分封制，有些诸侯国叛乱，因交通方便，中央政府易于调兵遣将，平乱制服，没有造成新的战围分列格局，这也是得益于驰道。《史记》记周勃事，说他“从高帝击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这大概就是从“当驰道”一点上，企图说明周勃在这次战役中地位之重要。这也可以反映出驰道所经，必定都是紧要之所，而驰道在交通上的意义可以想见。

另一方面，无可置疑，驰道徭役之重也是世所罕见。如“长安至九原直道”长达1800多千米，经过陇西地区，地形条件复杂，沿路有许多荒漠地带，秦始皇在位时没有完成，秦二世时继续修建。秦始皇时，全国约有2000余万人，而每年征召徭役200余万人，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青壮年外出服劳役，九死一生，故造成生产凋敝，民不聊生。

海州连接海陆丝路

从朐县秦东门可以连接陆、海丝路。朐县通过东海道西至咸阳可接陆上丝路；由朐县起航，向东、向北航行连接日本、朝鲜的东洋航线，向南沿海航行至广州可接南洋航线。在这条航线上的徐闻、广州、合浦等地，已发现有多处秦汉造船遗迹以及传自西域的文物。苏北沿海地区出土的航行用的铜圭表，以及受西域影响的单峰骆驼画像石等，也是这条海上丝路的物证。三川东海道成为古代陆路丝绸之路的终点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秦始皇五次出巡，就曾通过驰道和水路三次到琅琊，两次行经今赣榆地界。驰道沟通了海陆丝绸之路的联系，也成为连云港联系陆上丝绸之路的通道，古海州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秦朝驰道到了汉代，在连接关中、内陆、沿海，西出咸阳交通西域，在中外丝绸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古朐县在参与这场世界级产业贸易和文化交往中，留下了足以彪炳千古的文化遗迹。

张百川“楼连山势南徐庄，库满金钱北府雄”的诗句描述了“东海朐人”糜竺的家室之富，也从侧面证实了当时西安、咸阳与海州之间的这条通道的存在。一直到目前，这条大道在连云港市境内仍然还有许多与秦始皇有关的遗迹可寻，如“秦东门”“秦帝桥”“秦山岛”“马趟子”“下驾沟”“歇马台”“住驾庄”“接驾庄”等。

这不仅是一条官道，还应该是一条人流、物流畅通的商业大道。多年来，在连云港市东海县浦南乡九女墩汉墓中、海州小礁山西汉霍贺墓中，以及赣榆、灌云等地的许多汉墓中出土过大批的玉器。有滑若油脂的黄玉猪，绿似菜叶的青王璧，雕刻精美的玉剑燧、玉带勾、玉蝉、玉塞以及组合有序的漆面罩。无论是黄玉、青玉和白玉，玉质之晶润，雕造之精美，用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玉器专家杨伯达先生的话说，“世所罕见”。这些玉的出产地多为处在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和田。云台新华村高高顶西汉墓中发现的精美的织锦，东海温泉镇新莽时的墓葬中发现的汉代帛绣，织造之匀细，花纹之规整，刺绣之精美，染色之均匀，与发现于甘肃武威和新疆民丰两地汉墓中的平纹经锦、杯纹罗相比，毫不逊色，充分反映了汉代海州地区丝纺技术的高超水平，而且也是古朐地区和丝绸之路中商业交往的物证。

康居国高僧法起寺挂锡

从古朐港出发的徐福为日本和朝鲜带去了丰富的中原文化遗产，而他的故乡也以兼容并蓄的姿态吸收着来自中亚的文明。在孔望山上摩崖石刻中，不但有佛教、道教与世俗生活的三种画面，且有西域胡人纵马弹笳的形象，经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考察鉴定，确认这是东汉末年的艺术珍品，据说这是从西域传来，再按洛阳—彭城—朐县这条线路传播到连云港海滨，这里当然已存在着一条从中原通达沿海的陆道。

康居国是汉时西域的一个古国，位于中国阿尔泰山以西，大概位置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国接壤一带。这一带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北线西出主道之一，在该地区的肯科尔、撒马尔罕等地均已发现中国的出土丝绸，说明这里与中国内地的关系甚为密切。

法起寺见证了古海州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法起寺创建之初，西域康居国僧人在此翻译经典、弘法布道。公元前32年，一场歌舞盛宴在古朐县上演，那是康居国国王派来的献礼团，团长是康居国的王子。那些日子乐音袅袅，响彻夜空。和献礼团一起来访的还有一些安静的僧人，他们就住在宿城的法起寺，并且在法起寺翻译经典、弘法布道。在孔望山佛教摩崖造像中，有两座侍立在佛像旁的西域人的形象，应是东汉时西域人来沿海传教的标志。

康居国，古西域国名，位于中国阿尔泰山以西，在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即古代的撒马尔罕一带。2000年前，康居国的僧侣，千里跋涉来到东海之滨传经授法，开辟了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一块佛教净土，死后埋葬于宿城山。虽然从古代文献中查到足以证明丝绸之路与海州之间有什么直接的、明确的中西交通资料甚少，但从海州发现西域康居僧人墓来看，丝绸之路到长安后并非就停滞不前了，西方文明，包括佛教文化从长安关中地区继续向东延伸，直至到达东海岸的古城海州。

宿城虎口岭南山坡有民国宿城法起寺主持振亚的“留仙泉”的隶书补刻，右侧有两行跋：“汉康僧会尊者留仙饮泉处，旧有题额，数千年字迹模糊。民国十三年甲子振亚补刻，许产芬书。”康僧会是康居国人，世居天竺，是康居国丞相的大儿子，不恋富贵，看破红尘，立志出家，当了和尚，秉承佛旨，来到中华弘传佛法，广结善缘。他不仅精通佛典，而且天文图纬，多有涉及。吴赤乌四年（241年）到中国，译有《六度集》等多部经书。他的主要活动以建康为主，但也曾在淮河一带活动，来宿城的法起寺，在此挂锡，并留下了“饮泉留仙”石刻为记，成为法起寺历史上第一位过化高僧，与云台山早期的佛教传播结下一段佛缘。

康居僧从西域到东海之滨的宿城，所走的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是从康居出发，直接翻越阿尔泰山（或阿拉山口）进入中国的新疆，然后经河西走廊到达兰州和西安，再沿秦始皇直道向东到达古海州的云台山宿城落居。再一条是从康居出发，沿阿尔泰山北麓，经贝加尔湖南侧、翻越大兴安岭和长白山到达朝鲜，然后再由朝鲜乘船渡海来到云台山宿城。这两条路线康居僧无论走哪一条都有可能，也都证明古代海州与古代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走国内西线，证明海州与西部陆上的丝绸之路往来密切，而走海上东线，则海州与东部的海上丝绸之路往来密切。

西汉时期，这条交通大道接上直达地中海东岸、全长7000公里的传统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到朐县，途经洛阳、郑州、开封、彭城等古代重镇，沿途驿站设施齐全，是古代京都到东部海湾的最佳、最短捷径。康居国僧人灭度于此，可能是沿着这条古代陆桥往返的最早的佛教徒。

古钱币的“身世”

2015年2月，宿城当地村民在北云台山道帽顶原法起寺旧址周边采集中草药的时候，发现十余枚青铜材质的古钱币。原以为这只是年代久远的一般古钱币，经辨识考证后，发现其身世高贵，传递的信息惊人，该钱币是西域贵霜影响最大的君主迦腻色伽王时期的铜币，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

钱币在历史研究中有特殊地位。因为钱币的制作与发行没有统治者的同意，是不可能发行的，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意识，所以它提供的信息具有主体意识。年代越久，它所体现的信息价值越大。对贵霜帝国来说，尤其如此。

迦腻色伽在位期间贵霜帝国势力鼎盛，称霸中亚、南亚，国势达到了顶点，此时的钱币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在铭文中，他不再使用佉卢文字，不论正面还是反面，都统一使用希腊文字，后来则以希腊字母书写的巴克特里亚语代替；在他的钱币上，迦腻色伽一世戴着贵霜皇室传统的皇冠，左手持矛，右手向身边的一个小祭坛贡献，钱币广泛地包容了其他宗教的众神：太阳神——赫里俄斯、火神——赫斐斯塔司、月亮神——塞勒涅；伊朗众神：幸运女神——阿道克狩、火神——阿施狩、动物健康守护神——鲁斯泼、智慧之神——玛诺巴格、月亮神——瑁、太阳神——弥若、繁殖之神——娜娜、主神——玛兹达、战神——奥拉诺、风神——欧多、幸运之神——发罗，等等。

贵霜帝国位置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其兴盛之时也正是丝绸之路繁荣之时。迦腻色伽在位期间贵霜帝国国内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一批新的城镇和宗教中心兴起。为与安息争夺丝绸贸易之利，除大力发展通中国的海路和经大夏、大宛入中国的陆路外，又经营经康居、花拉子模，渡里海西行的新商路，使当时的贵霜不仅垄断几乎全部香料贸易，而且在丝绸贸易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贵霜国和康居国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贵霜国、康居国与中国之间也有紧密联系，他们或为贸易或为传教或为进贡示好等缘由派使者来到中国是很正常的事。但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是在西安，这些西域各国的使者还要继续远行来到东海之滨的海州进行传教活动，说明这种文化传播活动和连云港作为便利出海口的位置之间具有紧密联系，说明当时西安与海州之间的这条陆上通道是便捷的。

东传日本的红花

红花古称红蓝花，色泽艳红，赛过群芳，古代把它作为染料使用，也是名贵的中药，有活血化瘀的功效。红花是由中亚地区传入连云港的舶来品。李时珍《本草纲目》曾引用《博物志》云：张骞得种子于西域，今魏地亦种之。魏地即为淮河以北的黄河流域，理所当然包括海州一带。不难推测，海属地区种植红花的历史，即是海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通达史，其间达2000多年的历史。文献记载，东晋时，生活在郁洲岛的居民曾将红花、海货、海盐作为一种远销的商品，进行边境贸易。

《南史·循吏传·王洪范》载：齐民帝建武元年（494年），王洪范被派往郁洲为侨青冀二州刺史，“先是青州资鱼盐之货，或强借百姓麦地以种红花，多与部下交易，以祈利益”。就是说海州地区种植红花始于南北朝，在1500年前海州与西域经济、文化交往频繁。红花传入日本的时间一般定在四或五世纪，在日本的飞鸟平安时代达到极盛，而这个时期也是海州种植红花的最鼎盛时期，日本《延喜式》中载有用红花染色的各种配方，民间用红花染色也极盛行，延喜年间达“红花二十斤染绢一匹”，这必然要有大量的红花栽培作保证。

古海州与丝绸之路的联系远不止这些。《尹湾汉墓简牍》是国家一级文物，目前收藏于连云港市博物馆。其中木牍《兵器簿》中记载了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重要内容：“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大意是乌孙公主作为使节带了93件兵器到乌孙。当时，汉朝使者经乌孙之南到大宛、月氏的，不绝于路。乌孙派使者献马给汉朝，并愿娶汉朝公主，两国结为兄弟。乌孙公主（公元前121—101年）是汉武帝侄子江都王刘建之女。汉武帝为联合乌孙，抗击匈奴，派她出使乌孙国。这实际上是记载古丝绸之路活动的宝贵档案。

界域刻石

1987年，在连云港市连云区东连岛（鹰游山）东山嘴灯塔山下有一处叫羊窝头的地方，发现两块上面刻有字的大石头，被称为“羊窝头刻石”。刻面由于长期遭海水侵蚀风化，残损严重，有的字已模糊不清。两块石头上的文字风格一致，均为汉隶，且略带篆意，字径大小不一，内容连贯，为一整篇，文末无款。两石原为一体，因风化、地质等原因与母体分离后下滑并断为两块。刻石文字为竖书，总计8行40余字。释读后内容为：“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口界。[朐]北界尽。因诸山山[坡]以北口柜。西直况口，口与柜分高口[为]界，东各分口无极。”1995年，羊窝头刻石公布为第四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年底，在连岛苏马湾海滨浴场沙滩南缘一块巨石上，又发现一块界域刻石，称为“苏马湾刻石”。这块刻石与1987年发现的羊窝头刻石相比，少“[朐]北界尽”一行4字，多了“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书造”4行20字。两石除内容基本一致，书法都为带有浓郁篆意的汉隶字体，文为：“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朐与柜分高顶为界。东各承无极。始建国四年二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书造。”释义为：这里是东海郡朐县与琅琊郡柜县的交界地方，大山以南属朐县，海水以北属柜县，西边直到况其县。具体的分界点在山的最高处，东面到无限远。时间为王莽始建国四年，即公元12年。由于苏马湾刻石镌刻有明确年款和名款，解决了断代和书造者身份问题。实际上，苏马湾刻石可以看成是羊窝头刻石在年代和书造者身份方面的补充。

这一政区分界类的刻石在中国是首次发现，是中国迄今发现的较为完整的、有确切纪年的西汉晚期界域刻石，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界域刻石。谭其骧先生在现场考察后认为，刻石的发现对研究两汉历史、地理及书法发展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由于鹰游山北部当时是一片面积较大的产盐陆地，因东海郡与琅琊郡居民都来采盐，常常为争夺地盘发生械斗，故而在王莽时期，徐州牧制定了界域。说明连岛在2000多年前就是边陲重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另一方面，东连岛界域刻石明确地划定了东海郡和琅琊郡的海域权属，从胶州湾至柜县以东是琅琊郡的海域，从柜县以南至今灌河口以东是东海郡管辖的海域，海洋权属十分清楚，是中国最早的以石质为载体的郡级海洋权益法的蓝本。

2013年，苏马湾刻石被确定为第七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