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看待帝制的覆灭和民国的建立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我们在认识帝制覆灭与民国建立的历史影响时，既要看到这场伟大革命在推进中国走向共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
1.帝制的覆灭与民国的建立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不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辱，为摆脱这种局面，清政府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实行富国强兵计划，因此有了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哗然。1898年，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等人提出维新运动，然而戊戌变法仅开展了103天，就被保守派残酷压制。1900年发生的庚子事变再次震动了中国。这一年，清朝的保守势力先是企图废黜光绪，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后，慈禧又利用义和团宣泄她对列强的不满，导致局势失控。在八国联军发动对北京的报复性进攻后，慈禧不得不带着光绪皇帝等一班人逃往西安，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出现严重危机。此时，慈禧太后才明白，改革已经是时代的必然，不改革清必亡无疑。
1901年1月，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正式宣布实行“新政”。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4月21日，清政府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命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增加袁世凯）为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内容主要包括：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等。特别是1905年，慈禧太后批准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各国立宪制度，摆出进一步推行政治改革的架势，俨然一副清末“新政”的倡导者和领导者的模样。随后，她又亲自到天津考察，以示对地方改革活动的支持。此时的袁世凯，摇身一变成为朝廷里最支持改革的头面人物。他把天津作为其改革的样板，以求富、求强为方针，提出了“治国十策”。天津变革了军制，创办巡警，提倡实业，振兴教育，还倡导西方的新生活方式，建立了自来水厂、电影院和俱乐部。在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领导下，一时之间各地“新政”改革颇见成效，民众也十分拥护。更重要的是，“新政”为中国积累了革命的力量和加速现代化的资源，为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提供了思想、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条件。特别是各项改革举措的推行，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资本的发展，预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武昌起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此时，湖北虽地处内陆，但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却较为开明，在目睹了国家衰败、内忧外患的现实后，张之洞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湖北推行兴办实业、振兴教育、编练新军等政策，很快使湖北一跃成为国内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政治环境宽松、社会思想活跃，张之洞治下的武汉三镇迅速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集中地，革命的氛围日渐浓厚。继1904年成立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后，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研究会等革命团体陆续成立。与此同时，一些同盟会中的两湖人士，也开始积极谋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并在同盟会内另组革命派别“共进会”。在这种情况下，湖北籍的“共进会”革命党人孙武于1909年春秘密潜回武汉，谋划起义活动。1911年，他在武昌胭脂巷24号设立了秘密机关，重点负责对新军的策反。同时，在武昌秘密进行武装起义准备的还有蒋翔武领导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后来，为行事方便，统一行动，“共进会”与“文学社”又把各自在湖北新军中建立的组织进行合并。截止到武昌起义，已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或共进会，约占新兵总数的1/3，革命成功的政治、军事条件基本成熟了。
此时的孙中山与黄兴，制定了革命方略，提出了武装反清的方针，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先后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十余次武装起义，包括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先后领导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还包括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等。不断爆发的起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极大鼓舞了革命士气，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也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积累了条件。对此，孙中山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后曾不无感慨地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1]。
1911年黄花岗起义和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为了加强对武汉革命力量的领导，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领导下，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采取联合行动，成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西南右旗新军工程第八营营房响起枪声，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冲出兵营，直奔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其他新军兵营中的革命党人闻风响应，纷纷赶往楚望台与工程营起事士兵会合。之后向湖广总督署进攻。11日晨，督署东侧的黄鹤楼，飘起革命军所使用的九角十八星旗，革命军获得胜利。起义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清政府的衰败。自19世纪始，清朝已逐渐丧失东亚霸主的地位，尤其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朝内政之软弱暴露无遗，它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丧失了维护中国尊严与地位的能力。
其二，慈禧死后的清朝决策层缺乏核心管理。清朝在内部矛盾重重、朝中没有稳固核心的情况下，不懂得调整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而且政府的腐败又像瘟疫般蔓延，加剧了社会不满情绪，降低了清政府的统治效能，使“新政”的成效被大大抵消。
其三，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反抗增强。清政府赔款和“新政”所需的费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普通民众的不满增加，同时也由于政府权威和控制力的削弱，各地抗捐、抗税的运动蜂起，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甲午战败、庚子赔款后，合计赔付的白银高达7亿两之多，清政府此时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已濒临崩溃。而“新政”进一步加剧了清朝政府财政严重透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能加重赋税，把沉重的经济负担转嫁给人民。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想了很多办法增加盐税、杂税，实行各种摊派，但愈加招致农民和新兴商人的广泛不满。在晚清的最后十年，抗粮、抗捐风潮此起彼伏，湖南的抢米运动和山东的抗捐风潮更是震惊全国。“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些风潮预示着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反抗即将来临，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轻而易举地掀翻了风雨飘摇的清朝。
其四，“新政”促进社会新陈代谢，革命势力在分化组合中日益强大。首先，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产生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这些读书人看到了整个世界的变化，反对列强的民族主义感情十分强烈。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弱和屈辱地位，就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造成的，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振兴中国。革命派就在他们中间萌芽产生并形成团体，其主体是留日学生和国内各个学堂的学生。这些学生当中的很多人又加入新军，于是南方几乎成了革命青年的集合地。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青年有了统一的组织，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辛亥革命就是在新知识分子和新军中的革命青年的广泛参与下成功的。其次，1906年以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准许成立合法政党，成立准议会机构——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这给了各地绅士一个机会，使他们形成了合法的、全国性的团体。新绅士成为全国性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这就是立宪派。当参加政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立宪派的不满也迅速增长。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站到了革命阵营一边，也在各省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2.共和国的创设和辛亥革命的成果
武昌起义后不久，各省亦纷纷响应、宣布独立，统一的中央政权亟待建立。于是各省代表于12月2日在上海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共和制，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29日，各省代表选举刚刚回国的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正式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月3日，各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名的各部总长、次长名单。28日，临时政府参议院成立，行使议会职权。临时政府及参议院大部分实权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手中，制定、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政策法令和改革措施，如废除苛捐杂税、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改革教育及社会习俗等，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不久，在袁世凯等人的胁迫下，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被迫宣布退位。2月14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要求袁世凯在南京宣誓就职。孰料北京发生兵变，袁世凯遂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孙中山被迫妥协。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定北迁，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
作为新生的民国政府区别于以往专制统治的重要标志，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法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从而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并增设国务总理为行政首脑，内阁辅助临时大总统作为行政机关，参议院作为立法机构发挥国会的职能，增设法院行使司法权。同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基本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民主权利”，“以重人权而彰公理”[2]。此外，临时政府还下命令禁止人口买卖，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参政权：“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必至。”[3]至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毛泽东称赞《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4]
伴随临时约法的颁布施行，南京临时政府也开始着眼新的国家经济制度的建立。孙中山指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亮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5]。为此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伊始，就主持发布了《保护人民财产令》，从明晰产权的角度保护私人资本。同时，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专门成立实业部，要求各省“饬实业司官管关于农工商矿诸要政，凡已经创办者，或急需筹办者，或暂从缓办者，分别详细呈报本部，以便确定经济政策，统筹进行办法，国利民福，胥赖乎此”[6]。
在文化制度建设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也力图建立有别于前清的新的教育制度。首先，成立教育部并着手恢复在革命中停顿的教学活动，具体举措有：（1）从前各项学堂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2）凡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3）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清政府及旧时官制、军制等内容，并含避讳抬头字样，应由所属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于本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4）小学读经课一律废止，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5）旧时奖励出身一律废止，初、高等小学毕业者，称初、高等小学毕业生，中学校、师范学校毕业者，称中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7]。综上所述，南京临时政府通过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从培育新国民、传播新思想的角度对封建专制与等级制予以彻底否定，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虽短暂，却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第一，坚持民主共和，反对君主专制；第二，确立“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一切事业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第三，实现“民族之统一”；第四，促进“领土之统一”。这些都是建立现代国家的重要内容。总之，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的一场伟大历史变革，以疾风骤雨之势摧毁了清政权，建立了新制度，促使中国社会在政治变革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标志着中国封建君主时代的结束和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8]。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辛亥革命的开展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脱离旧社会的藩篱，新政权没有割断与旧时代的联系，这直接加重了中华民国新政权的脆弱性，使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3.革命后的困境与旧时代的局限
如前所述，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是在民心尽失的背景下，在新军反戈一击所引发的全国革命风暴中被彻底掀翻的。统治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辛亥革命的冲锋和呐喊声中最终含恨落幕，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但一切似乎又远未结束。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权，是对原有封建君主制的彻底颠覆，但由于革命党人在国内缺乏物质和人员基础，使革命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突然性。这不仅使革命无法建立强有力的军队和领袖权力，甚至还导致了旧政权的复辟。仅仅政权的更迭，“并没有丝毫改变权力的性质，仍然是一个成员有限的团体的统治，被统治者不过是在更换着他们的主人”[9]。辛亥革命所遭遇的挫折，使其所搭建的民主宪政框架很快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地倒下，革命亦随之宣告终结。这导致革命在军事上虽取得成功，但革命的社会影响却有颇多局限。
局限一：折翅的民族主义理想。革命在准备阶段时，革命党人就鲜明地提出实现民族主义，但这种诉求只是停留在推翻清政府的民族主义层面。按照这一逻辑，既然辛亥革命发动的主要目标是打倒清政府，那么推翻清政府后，对于维护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统一、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方面，原有的民族主义理想就完成了。故而革命党人对提防和应对外国势力干涉并没有思想上的准备。但事实上，西方国家此时恰恰趁中国内政陷于混乱之际，加强了对包括关税主权在内的中国内政的干涉。外国的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还成为实际上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取。这种办法，使得外国金融家加强了对中国资金的控制[10]。此外，受革命影响，民国政府实际控制的领土面积也较清政府时期大大缩小。此时受国外势力的怂恿蛊惑，西藏当地的分裂势力纷纷准备借此机会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最终他们在1911年末至1912年初赢得事实上的独立。此后，民国政府虽多次说服西方列强通过谈判收回这些地方的主权，但始终未能实现。从此中央政府只保留名义上的宗主权，丧失了对上述地区的实际控制。
局限二：割据的地方势力。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告脱离清王朝，清政府很快土崩瓦解。从辛亥革命的发动看，主要源于革命党人的长期活动，但武昌起义后各地蜂拥而起形成的一股脱离清政权的洪流，也说明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地方势力坐大的历史影响也不可小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地方主义的发展势头并没有在革命成功后受到遏制，反而越来越强。各省虽然脱离清王朝，宣称加入民国，但事实上却保持独立，“其组织皆类似中央而非地方行政机关”，俨然具有独立国之形象，“以军事论，则参谋部、军务部无所不备；以行政机关论，则外交司、会计检察院，无所不有”，实际上各省已成为独立各“国”。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遭遇了彻底解体的命运，以至于革命党人不得不用妥协的方式来达到国内和平。例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主要权力并非由革命党人掌握，而是各派势力的共同联合，在中央政府的9名总长中，立宪派和旧官僚就占6人。此后在新成立的临时参议院的42名成员中，亦有立宪派8人，士绅1人；地方政府层面，更是各派势力的联合，在全国担任都督的15人中，旧官僚和立宪派就有7人。膨胀的地方势力在政治的实际运作中各行其是，与民国中央政府的步调始终难以保持一致。与此同时，为早日实现清帝退位，革命党人也被迫接受袁世凯任大总统的现实。因此，尽管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成立革命政府，但革命后，仅广东、江西和安徽都督支持革命，而革命党在其他地区均处于弱势地位。
局限三：军权指挥政权。许多地方势力同军队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前，虽然新军在名义上属于国家军队，受清政府统一领导和指挥，但练兵权却主要操控在各省督抚手中，各地方势力可以自由选将招兵。尤其是袁世凯，在清末的新军操练中，培植起一支仅效忠于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多系卵翼于袁世凯，才质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11]。在这种情况下，这支只知个人、不知国家的军事集团，最终成为个别政治人物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暴力革命是辛亥革命的基础，能不能掌握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是革命保持下去的关键。但令人遗憾的是，革命党人虽利用新军推翻清王朝统治，却无力去改造和操控这支军队，更无法利用这支军事力量来树立并维护革命的权威。这一点，在清朝覆亡后各地军阀试图取而代之的历史现实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北洋军阀势力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军事威胁，新生的民国政府形势危急、软弱不堪。
总之，从上述情况看，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创建了中华民国，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建构都发生了相当大变化。但辛亥革命无法彻底解决中国所有问题，无法摆脱旧社会带来的束缚与限制，疲弱的民族主义亦使南京临时政府无法实现主权的真正独立和领土完整，强大的军阀势力更是极大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因此，在看待帝制覆灭与民国建立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我们既要认识到其历史的进步性，更要深入分析其时代的局限性。
注释
[1]黄彦.孙文选集（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27.
[2]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1912-03-17.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52.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5-326.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547.
[6]朱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7.
[7]刘萍，李学通.辛亥革命资料选编：南京临时政府与民初政局（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8]同①31.
[9]夸克.合法性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79.
[10]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22.
[11]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