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招商局与航运

据蔡增基回忆，接手招商局的管理工作，本是一场意外。

我接受了一个新职位，而这个职位是我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以来从未想过要担任的……因为我没有丝毫航运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对接管轮船招商局一事并不感兴趣。我甚至不知道轮船招商局在上海的总部地址。因此，张群的提议成为我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意外。我第一个反应是拒绝这个提议，因为轮船招商局最初是由广东人组建的，后来在其他省份人士的管理下变得支离破碎。作为一个广东人，如果我拒绝掌管这个企业，一定会让我的老乡们感到失望。^[17]

蔡增基此前一直从事着金融、财政及铁路方面的工作，因而对其不熟悉的航运领域的工作，自然不感兴趣。不过，出于“广东中山人”的身份认同，蔡氏最终接受了这一任命。这一动机倘若不是出于蔡增基本人之口，恐怕难以令人信服。这一案例也为近代史中地缘及乡族认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带来了新的思考。当时上海有中山同乡会、广肇公所，四大百货公司都是由广东中山人所主持。

蔡增基上任伊始，发现1935年的轮船招商局正面临着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

董事会的所有成员和总经理都向政府提交了辞呈，因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威胁说要取消该公司对其财产和轮船的抵押品赎回权，因为轮船招商局已经欠了这家英国银行1600万元的债……由于总部和全国各地分公司里官员多有贪污腐败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公司业绩开始下滑。到民国政府接管该公司并开始重组之时，这家航运公司的状况已经是混乱不堪了……担任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还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因为轮船招商局一直受制于青帮……其控制力已经渗入了轮船招商局的运营，控制着上海五个码头的作业……轮船招商局的两位前任经理就是被青帮暗杀的；他们还逼迫董事会默许他们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干预轮船招商局经营的要求，而这些都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18]

1600万的巨额债务、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体系的腐败与混乱、青帮的胁持、两任死于非命的总经理，蔡增基就在这样的险境中开始了他的工作。

蔡增基首先着手处理最为紧迫的债务危机，因为一旦汇丰银行决定收回招商局对其财产及轮船等抵押品的赎回权，招商局当即“等同破产”^[19]。此前，招商局的总经理面对银行的催收往往采取拖延战术，以至于招商局与汇丰银行在债务问题上，进入了一种毫无转机的恶性循环。然而，蔡增基的到来打破了僵局。

我之前曾在沪宁铁路公司工作，而沪宁铁路又是由中英银公司投资兴建的，且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关系密切，因此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管理层和我之间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听说我被任命为轮船招商局的负责人之后非常高兴，并且完全相信我能够找出一个清偿拖欠贷款的办法……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比尔爵士邀请了利丝罗兹先生和我在华懋饭店共进午餐并进行会谈。当他们要我提出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时，我首先打趣说，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向轮船招商局出借更多的资金，这样轮船招商局就能以此赚钱来偿还之前的旧贷款；另一个更切实可行的方法则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减免还款金额，降低贷款利率，并同意以按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剩余贷款……多亏了比尔爵士和利思罗斯先生在清偿贷款一事上的疏通协助，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最终同意将贷款的金额由原来的1600万元减免为1000万元，将贷款利率从原来的6%降为4%，并且同意招商局10年分期偿付余额。我说服了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请其下令由政府的中央信托局为招商局担保。因为双方都抱着真诚的态度寻求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且甘愿作出一定让步，所以最终达成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20]

蔡增基利用了此前在铁路、金融领域工作中建立的人脉资源，以及与孔祥熙的密切关系——蔡氏在上海任职时曾协助孔祥熙处理金融及财政问题，并与孔氏建立了“长久友谊”^[21]——否则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汇丰银行管理层的信任及孔祥熙的配合。同时，蔡增基务实的态度与灵活的谈判手腕，也是僵局得以化解的关键。在另一桩招商局与汇丰银行的纠纷中，蔡增基凭借这种“实用主义”的行事风格再一次取得了胜利，他在事后总结道：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和轮船招商局之间另一个有争议的小案件是轮船招商局所签发的一份仓库凭单丢失的规则问题……我于是邀请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经理一起吃午餐，并在餐桌上做出了让步和妥协，即双方各承担一半的损失。在处理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纠纷时，我的政策是秉持互谅互让的精神，而我的前任总经理们处理纠纷的政策则是坚决捍卫轮船招商局的利益而完全忽视另一方的利益，所以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22]

与处理对外事务时的灵活多变相比，蔡增基在推进招商局内部改革的过程中，则呈现一种完全相反的铁腕风格。尽管招商局的债务危机在蔡增基的努力下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倘若没有盈利能力，招商局终究无力实现债务的最终偿还，遑论长远发展了。为了使招商局的航运业务回归正轨并提高效益，蔡增基以强硬而果断的方式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重组轮船招商局的过程中，我尝试使所有的办公室员工和船员变得高效且有纪律性。所有轮船一经装满就立刻下海，以保证投资能实现利用最大化。轮船停靠在码头进行维修时，船长要负责监督轮船的维修工作。所有客票均在岸上的售票处出售，除舱面旅客外，售出的所有船票上都有一个编号。以前，除头等舱乘客之外，所有乘客都可以登船后再买票，所以船上卖票的买办们往往少报实际销售的票数，而把这部分钱款装进自己的腰包……作为新任总经理，我决定展现我的强硬手腕，并且表明我拥有警力支持……为了协助轮船招商局重组，交通部给我派来了一批技师学校的毕业生。我给这群学生分配的任务是研究导航、客运和货物运输。在过去，学生并不受轮船招商局的欢迎，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但我的政策是只要他们表现良好，就给予他们合理的待遇……我从这些学生中挑选出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然后任命他们为客船上的事务长，以取代已经被我解雇了的那些买办……对河运的下一步改革是清理赚取非法收入的“茶童”……他们的主要作用是走私大烟和毒品，以及在港口之间运送他们自己的货物。他们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赚取个人的收入，还经常逼迫乘客为他们提供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服务支付高额小费……改革方案的第一步是登记所有的茶童……完成登记工作后，我下令所有茶童要在中国红十字会和上海市卫生局的医生那里接受体检。检查结果出来后，我解雇了所有患传染病、性病、晚期肺结核和其他不治之症的茶童……如此，大约有2/3的茶童都被遣退了……轮船招商局按月向剩余的茶童支付工资，但是严禁他们在港口之间私带货物或做任何其他生意，同时也规定他们向乘客收取小费的额度不得超过10%。^[23]

蔡增基的这段回忆，不仅是对其大刀阔斧的航运服务改革的记录，更可反映彼时长江航运的管理之混乱、乘客体验之恶劣。低劣的服务品质，码头及船舶低效的工作方式，为买办、茶童层层截流损耗的利润，再加上外国航运企业在长江上游的竞争，招商局在这样的环境中试图赢利，确实是天方夜谭。

蔡增基改革措施的推行，不可避免地触动了青帮^[24]的利益。面对青帮威胁，蔡增基没有做出任何退让，他以强硬手段进行弹压，以彻底驱逐长期盘踞于招商局之中的青帮势力。

更糟糕的是，轮船招商局的买办常常也是青帮的成员，因此他们的权力甚至比分公司经理或船长的更大。我发现轮船招商局的基层员工中已经有青帮成员渗入，并且公司的高层领导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勾结和贿赂的现象……青帮最大的据点是上海法租界的金利源码头，所有客船和河船都要在那里停泊。这些帮派成员会向入境旅客收取定额的服务费……至于旅客们失窃或存储在这个码头的货物丢失造成的损失则难以计数。我下定决心要清除金利源码头的这些帮派成员，于是我邀请了法国的总领事、市政主管和警察局局长共进午餐。我告诉他们我不久将撤走在法租界码头停靠的所有船只，改为停靠在公共租借或浦东的其他码头。这一举动意味着法租界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他们主动提出将配合我清除金利源码头上的那些流氓……一周后，法国警察包围了码头，搜查并没收了大量的走私货物和武器。这样，轮船招商局就重新取得了对金利源码头的控制权。上海的青帮十分强大，以至于国民党的许多显赫的领导人都与青帮成员有私交，并以政治伙伴的礼遇对待他们。对轮船招商局的历任总经理而言，上任后立刻去拜访青帮臭名昭著的领导人以请求他们配合甚至成为惯例……但是我就任总经理后根本没有理睬他们，黄金荣于是登门拜访，但我碰巧不在家中，之后我连电话也没给他回过……为了恐吓我，青帮在我办公室前导演了两次武力示威……然后我将此次事件通知给了公共租界当局，并要求他们提供警力保护……他们向我保证，他们的警察能够维护公司所在地的安定与秩序。第二天中午之前，那群恶徒又出现在我办公室前面，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公共租界的警察获得通知后很快便骑着摩托车到达了现场，驱散了那群恶徒。警察一定是严厉地惩治了参与其中的闹事者，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25]

蔡增基与青帮的正面冲突，可谓惊心动魄。值得注意的是，蔡增基在与青帮的斗争中并未借助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高层的力量。事实上，蔡增基早已意识到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人与上海青帮的关系，以至于他在与蒋介石的一次会面中，有意回避了关于青帮的“敏感话题”^[26]。由是，蔡增基再度运用圆滑的谈判技巧，在午餐会上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促使法租界市政及警方出手帮助招商局清除青帮势力。

独立解决青帮问题，亦为蔡增基及招商局的管理层提供了一种正面界外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y），即更大的自主权与独立性。蔡增基曾表示：“以强硬而果断的方式处理我面临的问题后，我发现我其实并不需要南京政府的协助，因此，南京政府也就没有理由对公司的管理层说三道四了。”^[27]

对外折冲樽俎，对内雷厉风行，正是借助蔡增基刚柔并济的管理方式，轮船招商局才得以走出危局。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招商局的正常经营业务被迫中断，蔡增基本人也着手处理一系列战时备战与善后工作。

蔡增基首先参照甲午战争时的先例，在撤离上海前将招商局在上海的财产管理权托管给了一位美国商人卫利韩（William Hunt），后者将负责日军占领上海后招商局在公共租界的日常运营。^[28]轮船招商局总部南迁香港后，其运营资金正是源于卫利韩对法租界金利源码头的经营。^[29]

为了避免招商局的河运及海运船只落入日军之手，蔡增基对这些船舶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为了避免被拦截，轮船招商局的所有海船都在香港寻求庇护。公司的小型船只已经被政府征收，用来沉入水中以堵塞河道，为的是向日军表明我们永不投降的决心。大型的内河汽船都驶往重庆避难。2000吨级以上的轮船以前从未尝试过由上海或汉口逆流驶向重庆，因为担心长江上游峡谷水流湍急……我告诉他们，如果有好战分子反对我的命令，就对他们说：宁可让我们的船沉在长江里，也不能留给日本人……在战争期间，我们的船全都安然无恙，轮船招商局没有一艘船只被强大的日本海军俘获……轮船招商局在香港避难的大型海运船只都被卖给了英国航运公司。^[30]

由是观之，蔡增基在抗战期间对招商局的船只大体有三种安排：一是遵照政府命令沉入河道以阻挡日军；二是沿长江逆流而上转移至重庆避险；三是运往香港寄身英国航运公司名下以寻求庇护。尽管这样的处置或许存在一定的争议，但至少在客观上避免了招商局的运输力量为日军所用，这也是蔡增基领导下的轮船招商局为抗战做出的一大贡献。

在香港期间，蔡增基曾“多次被重庆政府委派执行复杂任务”^[31]。其中，在与日本争夺烟台正记轮船公司下属的六艘轮船的控制权时，蔡增基与重庆政府发生了龃龉。

重庆方面在周四向我下达命令，并要求我依据中国法律扣留这些船只……我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不适用中国法律的英国殖民地上依据中国法律将这些船只扣留下来……我选择无视重庆方面依据中国法律扣留这些船只的命令，而是根据英国法律提起了诉讼。如果我听从重庆方面的命令，那么我将不得不与香港当局进行外交谈判，而香港当局一心只想避免与日本发生外交接触，这样做只会让我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既然我们处于战争的非常时期，我就不得不按照我认为正确的方法果决地处理问题。使用英国法律大大简化了这个案件，法院不仅向我颁发了禁令，许可我扣押船只，且指定我为这些船只的清算人……这个结果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大获全胜了，但交通部仍然执拗地给我写信强调依据中国法律解决这个案子的理由……这些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们不肯承认香港已经不再是中国管辖领域的现状，也不愿面对中国法律不在香港适用的事实。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经常会影响人们的思考能力。^[32]

蔡增基在处理此事时展现的实用主义作风，为自己引来了重庆政府内部颇为严厉的批评。

蔡增基在轮船招商局的任职，随着日军占领香港而终结。对蔡增基而言，在招商局近六年的任职经历或许并非其人生中最重要的职业生涯；但对于招商局而言，蔡增基却是其百年历程中鲜为该局记住的领导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