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蘇軾自評其文説：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評文》）

《答謝民師書》的話，其實也是夫子自道：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

《書吴道子畫後》又説：

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蘇軾在這裏贊揚的是一種妙造自然、姿態横生的藝術。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這種藝術創作上的自由境界，比之爲庖丁的遊刃有餘（見《莊子·養生主》）、楚匠的運斤成風（見《莊子·徐無鬼》），這就顯示了《莊子》論藝對他的影響。試看庖丁解牛的經驗：

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庖丁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就是蘇賦的“隨物賦形”、“得自然之數”嗎？至於“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的自由境界，和“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的自由境界，又何其相似！蘇文的汪洋恣肆、摇曳多姿，有如《莊子》，決不是偶然的。

不過，《莊子》是以藝喻道的。在哲學上，他追求的是“惡乎待”（《逍遥游》）的絶對自由境界，這種唯心主義觀點不能不反映在他對“藝事”的看法上：

毁絶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胠篋》）

《莊子》否定一切“規矩”，就是否定一切客觀規律。用這種觀點指導藝術創作，後果是不堪想象的，哪裏還有絲毫技巧可言？不過，和《莊子》的主觀意圖相反，《莊子》論藝的寓言却包含了重視規律的客觀效果。庖丁之所以能够遊刃有餘，是因爲他掌握了牛的規律——“彼節者有間”，所以才能够總是“以無厚入有間”。自由是對規律性的認識，便是這個故事的客觀教訓。蘇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莊子》論藝的寓言，所以他才從庖丁遊刃有餘、楚匠運斤成風的故事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

蘇軾教人作詩之法也説：

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宋周紫芝《竹坡詩話》引）

正因爲蘇軾重視創作的“法度”，掌握藝術的規律，知道哪裏是“所當行”，哪裏是“不可不止”，所以才能“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達到了自由的境界。當然，他也説過：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石蒼舒醉墨堂》）

這裏的意思並不是否定法度，而是强調創新，也就是“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倘能自出新意（“意造”），便可脱離成法（“無法”），而臻於更高的自由境界（“信手”）了。

《莊子》論藝，還要求摒棄一切世俗禮法的束縛，這是他的絶對自由觀在社會態度上的反映：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田子方》）

《莊子》筆下這位赤裸裸的畫家，便是魏晋之際放浪形骸的名士們的鼻祖。蘇軾和這些名士們不同，對待生活的態度是比較嚴肅的。他説：

學佛老者本期於静而達。静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答畢仲舉書》）

因此，蘇軾對藝術表現的自由要求，雖然受了《莊子》的影響，却並不蔑視規律和玩世不恭，這同他較爲認真的生活態度是不無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