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维方式论
关于思维的内在矛盾的再思考
——兼论哲学思维的特点和功能
实践与认识的矛盾是人们认识活动中的基本矛盾。无疑，实践是认识、思维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是，实践本身不是思维，实践与认识的矛盾往往通过思维的内在矛盾表现出来。从整个思维史来看，思维的内在矛盾主要展示为三对矛盾，即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矛盾、建构性思维与反思性思维的矛盾、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矛盾。然而，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讨论的仅仅是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这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无法进入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领域，没有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实现的认识论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及其划时代的贡献。本文则从实践与认识的矛盾深入到思维的内在矛盾，具体探讨实践与认识的矛盾如何通过思维的内在矛盾表现出来，从而从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矛盾进入到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领域，以此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
一、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矛盾：意识是被意识到的意识
通常，人们把意识仅仅理解为对对象的意识。实际上，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都是意识的最初成分，二者互为前提：没有自我意识的对象意识是不存在的，人认识对象时，知道自己在认识对象，对象意识总是自我意识到的对象意识，而自我意识又总是对对象意识反思的产物。我们注意到，自我意识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如肉体感受的我、行为操作的我、心理定势的我、意识的我，但其核心是对意识的自我意识。由于自我意识能够对主体本身进行认识，能够对自我的利益、目的、能力进行认识，因而它又构成了实践推动认识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中介环节，即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必须自我意识到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换言之，实践中的问题、矛盾、规律必须被自我意识到，才有其自觉的促进作用。否则，就是盲目的、不自觉的认识。
对人类认识史的反思使我们得知，自我意识构成了意识的最初因素，并且构成了意识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来看，有无自我意识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最初的人类思维称为“纯粹畜群的意识”，但他并没有把人的意识等同于“畜群意识”。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是在作双向比较：他把人的最初意识同现代意识相比，认为前者只能是“纯粹畜群的意识”；反过来，又把人的最初意识同真正的畜群意识进行比较，认为“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
。所谓“被意识到了的本能”，是一种最低的自我意识，即他知道自己的这些能力。所以，马克思的这一比较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说明了人的意识与动物心理的本质区别：最初产生的人的行为思维就其水平而言，与动物意识类似；但就其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而言，它已构成了自我意识的萌芽，已经同动物心理区别开来，成为“人的意识”。
马克思强调：“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动物没有“自我意识”，所以它与环境的关系只能是一种自在的自发的关系，不是对“我”的关系；而人因其有“自我意识”，所以他同环境的关系成为同“我”的关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又指出“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现代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动物可以认定感觉的自我、心理的自我，但上升不到意识的自我，在自然状态下，动物不会自发地产生“自我意识”。在心理实验中，有的动物甚至学会200多个单词，也会用词表达一些简单的要求，在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形象时，能说“这是我”，但已经是经过训练的、在社会环境中生存着的特殊的高级动物了。从根本上说，自我意识是伴随着劳动、社会以及对象意识一起出现的，它构成了人的意识与动物心理的根本区别。
从人的意识存在和发展来看，自我意识是意识的最初要素之一，“自我”曾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坐标之一。马克思指出：“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这就是说，人最初的意识有两个特征：一是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二是意识到自身个人与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即个人与环境的关系。前者是自我意识，后者是对象意识。思维史、人类学、语言学研究表明，人最初的意识更多的是从“我向”出发的，是把对自我的认识扩大到他物的过程，“万物有灵”、“图腾”都离不开自我的“我向思维”。
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自我意识来给意识下定义。研读马克思的文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意识有两个经典的定义：一是“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二是“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这两个定义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二者除了强调意识是关于对象意识外，又强化了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是“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所谓“被意识到了的”，是指被人的意识所把握的，也就是自我意识到的；所谓“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是指被人脑结构、知识结构、历史经验改造的“物质的东西”，是从主体角度来理解的现实，二者具有同样的意思。所以，自我意识是意识的内在要素，只要是“被意识到”、“有意识”，就必然包含着自我意识。换言之，思维只要是主体进行的，它就必定是自我意识的。人类认识史表明，人对自我的认识总是加深着人对世界的认识。
从人的本质和活动来看，自我意识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是争取“自由”的首要条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自我意识恰恰是这一自由活动的首要条件。“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因此，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认识自我意识的，他实际上是把自我意识看作人的类本质的体现，看作人的自由的首要条件。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有意识到自己的意识，才能对自己的意识作出客观的评价，才能揭示出意识的内在矛盾和界限。当人的认识超越宏观系统进入微观、宇观系统时，自我意识更为重要，因为微观、宇观系统有着与宏观系统不同的坐标，人们认识微观、宇观系统，必须通过自我的宏观坐标的“投影”。一句话，只有具备自我意识，人才能认识自己、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从而达到自由。
强调自我意识，并不是否定对象意识，如同对象意识离不开自我意识一样，自我意识也离不开对象意识。具体地说，自我意识的形成要以对象意识为前提，“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自我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存在要以对象意识为前提。离开了对象意识和对象性活动，也就没有自我意识。这是其一。其二，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构成了一种特殊性的互相反映关系。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是一种很特殊的相互反映，对象意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对象意识。如果抛开这一层关系，那么，自我意识只不过是以自我为对象的意识，它也成为对象意识。但这又成为另外一种关系了，因为对象意识毕竟也是意识，自我意识同样也可以把对象意识、自我意识本身以及两者的关系作为对象。所以，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相互反映，而且正是这种相互反映的特殊性使得意识能够评价意识。其三，自我意识是随着对象意识的发展而发展的。人对对象的意识越充分，对自我了解也就越全面；人对对象的占有越充分，对自我了解也就越深刻。因此，自我通过对象来印证自己，把对象性的存在作为自身的本质力量而“感性地摆在人们面前”，从而从根本上规定了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辩证关系。
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构成了认识的内在矛盾，它表明人在实践的基础上，不仅反映着世界，而且反映着自我，进而反映着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把这种关系和反映作为认识的对象，正是认识能够超越自身的原因。当然，这种超越归根到底仍源于实践。自我的生存和发展只能通过实践的发展来体现，同时，这也是为自我意识所意识到的。实践的发展使自我意识获得了一种否定力、批判力，使自我意识把自我以及意识本身作为对象，能够从逻辑上找到原有思维的前提、关系、逻辑结构的内在矛盾，从而不断创造新的逻辑结构。自我意识充分体现了实践的发展，没有自我意识，就不会有意识自觉地向新的领域的跨进。马克思“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的思想是深刻的。没有自我意识，就谈不上自由。
二、建构性思维与反思性思维的矛盾：思维是被反思着的思维
正如意识二重化为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一样，思维也二重化为建构性思维与反思性思维。所谓建构性思维，是指思维的概念、判断、推理过程，即思维从一定的概念和概念结构出发，依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判断、推理，达到对世界的理性把握。通常所说的思维指的就是这一概念、判断、推理过程。但是，从思维的实际运动来考察，建构性思维只是思维的一个方面。思维的另一方面便是反思性思维。正如意识二重化为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一样，思维也二重化为建构性思维与反思性思维。反思本来就是思维的一个部分，反思源于反映，同时，反思又是反映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更深刻认识世界的需要。换言之，反映一定会导致反思。所谓反思性思维，是指思维的自我思维，它把思维本身作为思维对象，即对思维的思维。反思性思维的出发点、任务、目的都不同于建构性思维，它以思维既定的逻辑前提和结构为对象，思考、批判现有的思维的前提、关系、结构，并把它纳入到更大的思维系统中，形成新的概念结构。这就是说，反思是思维的自我认识、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没有反思性思维，思维就只能在原有的概念结构中运行，无法超越自己。
反思性思维的基础是概念的灵活性。毫无疑问，概念灵活性的客观基础是世界的普遍联系。但是，要达到概念的灵活性，就要经过概念的运动，并通过反思和运用概念的艺术。按照列宁的观点，“辩证法一般地说就是‘概念中的纯思维运动’（用不带唯心主义神秘色彩的说法，也就是人的概念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过渡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过渡）。”列宁的这一观点极为深刻，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应当把辩证法理解为概念的相互转化运动；二是概念之所以能运动起来，是因为有概念的灵活性，而概念的灵活性是“活生生的生活”的反映；三是“活生生的生活”并不能自发地形成概念的灵活性，因为“活生生的生活”自发形成的是经验思维或朴素的辩证法，同时，对概念的灵活性既可以客观地运用，也可以主观地运用。“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因此，要使思维不仅在经验、直观中运动，而且进入到概念中运动；要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来展开这种概念的运动，那就要“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过渡”，即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换言之，要达到这一切，就要对思维进行思维，对概念及概念思维本身进行思维。然而，我们以前仅仅把主观辩证法看作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把概念的灵活性看作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反映，忽视了这种反映又是通过“思维在概念中的运动”来完成的，而反思就是对思维本身进行思维。从其内容来考察，反思实际上就是“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过渡”，只不过概念的运动、联系、过渡是在纯粹思维领域中进行的，而对这一过程的思考又是在思维中进行的，这仿佛成了思维的二次方。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客观地达到概念的灵活性。在我们看来，概念的灵活性是在矛盾中达到的：一方面是“每一个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另一方面是“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过渡、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过渡”。显然，概念在一定条件下，只能处于与其他概念的“一定关系、一定联系”之中，这种关系是“一定”的，即限定的，但辩证法关注的是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过渡或转化，即“一定”的概念向另外的概念转化。这种转化方式便不断地否定这种“一定”，揭示这种“一定”的缺陷，形成新的“一定”，然后再否定，形成更高级的“一定”。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对概念及其关系进行反思，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没有反思，就不会有概念的相互转化，就不能达到概念的灵活性。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反思是思维的内在要素、普遍因素。人的“理解就是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达”，甚至“人一开口说话，他的话里就包含着概念”。黑格尔由此认为，自然科学家以为他们谈论的、争论的只是看到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在不自觉地通过概念直接改变看到的东西”。应该说，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是深刻的，因为直接看到的属于感觉，而说出来的东西已是概念，已经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抽象性、普遍性。换言之，只要直接感知的东西表达出来，就被概念改变了，理解就是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达。因此，人只要用语言、概念表达客体，就已经被概念结构所中介，已经包含了信息加工，把自在客体纳入到了一定的概念结构之中。而要从原有的概念结构进入到新的概念结构，就要进行反思，即对概念结构本身进行思维。否则，概念结构不会自发地变更。
同时，反思又是运用概念的艺术。一定的概念结构只是对世界的一定的模式化反映，它反映的只是对象的“一定”层次，由于它定型化、模式化、结构化了，所以又产生出排他性，不接受与它不同的思维，如欧几里得几何不接受非欧几何。反思则完成着批判旧的概念结构和建立新的概念结构的任务，这一纯思维的批判是以实践的发展为坐标重新反思逻辑关系的过程，它确立逻辑的新起点和分叉点，形成新的逻辑关系，并把原有的逻辑纳入到新逻辑的从属关系之中。无疑，这是一种特殊的运用概念的艺术。人类的思维水平既通过建构性思维，也通过反思性思维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抓住了反思的本质——思维中否定和转化的活动，把反思与认识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反思的发展，从而说明原本是一种思维活动体现的反思，反过来又成为认识发展及其水平的标尺。反思渗透于认识的全过程，从逻辑上看表现为表象、知性、理性的方面和环节；从历史上看，又体现为诸多形式和类型，从否定、怀疑、批判、辩证的否定到马克思“从后思索”法，显示出反思并不是固定的，其形式在不断增多。无论是对思维前提、逻辑关系、逻辑结构的批判，还是新的概念结构的提出或对悖论、破缺、不完全性的解决，都离不开反思。思维之所以能够自己构成自己，反思这一“绝对的积极环节”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因为思维既是建构的又是反思的，才能既思考对象又思考自己，既肯定又否定。这样，思维“才能运动，才有冲动和活动”，才形成“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动”。
三、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矛盾：思维操作是把运动的东西静止化
要用概念来表达事物及其运动，就必须在思维中使不间断的东西间断，使活生生的东西僵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即辩证思维的矛盾。这一矛盾又体现为思维在表述和操作过程中的矛盾。
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已经自觉地意识到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思维的表述与操作中的矛盾。在分析芝诺的“阿基里斯与龟”的悖论时，黑格尔指出：“造成困难的永远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在实际里紧密联系着的诸环节彼此区分开来。”列宁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敏锐地抓住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并加以发挥：“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陋化，不加以划分，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想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陋化、僵化。不仅思想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列宁在这里实际上是把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或辩证思维这一矛盾上升为整个思维、全部概念、所有感觉的内在矛盾。从直接的意义上看，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矛盾是思维运动中的静态性与动态性的反映。知性思维偏重于思维中的静止性、间断性、形式化、程序性，它走的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无矛盾性、证实证伪的思维过程，并在科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由于主要是从间断性、静止性、方面性的角度来反映事物，所以知性思维把事物的运动性、连续性、丰富性放在一边，只是对思维运动的一个方面的反映。对于从静止到运动、间断到连续、方面到整体的考察，则主要是由理性思维来完成的。显然，这两种思维形式都是必要的，而且二者具有互补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本身是由于思维操作的特点而显现出来的矛盾。
长期以来，我们把知性思维与形而上学等同起来了，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造成这一误会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正是把知性思维绝对化，上升到世界观高度的结果。实际上，知性思维是思维的必要组成部分，只有在把这种思维形式绝对化的条件下，才会导致形而上学。在事物静态、量化、间断性的范围内，知性思维是行之有效的。理性思维要以知性思维来补充，脱离了知性思维，理性思维就成了毫无内容的空洞。这是因为，从思维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运动和静止的矛盾来看，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是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矛盾双方。从思维的表述看，思维必须间断化、静止化、方面化、僵化，因此我们不能离开知性的思维；从思维的运动看，思维又必须超出间断性向不间断性发展，使静止向运动、方面向整体、僵化向活生生的方面运动，否则，我们无法反映出活生生的生活。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都是对现实反映的需要，只是角度不同而已，我们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矛盾的运动中使思维更加接近活生生的生活。
理性思维必须立足于实践以及思维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没有实践，当然不会有理性思维，但仅仅实践，不探究思维的内在矛盾，不研究概念的本性，同样也不会产生理性思维。实践的客观性和亿万次的重复，能使我们“熟知”各种事物的现象形态、外在的联系，但“熟知并非真知”。要达到“真知”，必须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把实践本身以及各种现象作为思维的对象，从外在进入到内在，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只有在揭示了“熟知”的本质后，我们才可以说获得了关于这一“熟知”的“真知”。所以，黑格尔指出有两种思维规定，即“一类思维规定，一般说来，是本能地和无意识地贯穿于我们的精神之中的，即使它们进到语言中时，也仍然不成为对象，不被注意”，另一类的思维规定“则是由反思发掘出来，并且被反思固定下来，作为外在于质料和内容的主观形式”。换言之，从“熟知”到“真知”，必须经过理性思维的改造。
在我们看来，实践自发产生的只能是知性和操作性思维。具体地说，知性思维来自行为的“格”、活动的“格”的内化，活动操作的程序化也就形成了操作性思维。但是，实践并不能自发形成理性思维，因为辩证的思维“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的。因此，形成理性思维的直接前提就是对概念本性的研究，而实践则是前提的前提。我们只有从前提的前提进入到前提中，即从实践进入到对概念本性的研究中，才能进入理性思维的大门。而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内在矛盾，正是在对概念本身进行研究的前提下展开的，它与理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理性思维是立足于概念本性的思维活动，它是对客体进行逻辑再建的思维。就其具体行程来说，理性思维必须抽象化，首先蒸发、提炼出简单的规定。这些规定已经不是实际存在，而是思维中的存在了，如圆、角、点、力。实在世界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圆、角、点、力，存在的只是具体的圆，带角的物，占有面积的点，存在于具体运动中的各种具体的力，要进行理论中的逻辑再造，必须把圆、角、点、力抽象出来，然后再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形成某种思维的具体。因此，理性思维本身就是在逻辑上再造出思维中的具体。从形式看，这种思维具体仿佛是先验的结构。我们之所以把兴趣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这一层次转入到思维的内在矛盾，是因为只有研究思维内在的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建构性思维与反思性思维、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矛盾关系，我们才能从“熟知”走向“真知”，从经验思维进入到理论思维，并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展开思维的发展，从而揭示出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秘密所在。
四、哲学思维是包含着反思的综合性思维
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离不开哲学思维。哲学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特殊过程。从表面上看，哲学史“不过只是分歧的思想、多样的哲学的发生过程，这些思想和哲学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从实质上考察，哲学史是一个后人不断批判继承前人的有序的发展过程。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哲学是“最贫乏最抽象的哲学”，而“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体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此前各体系的原则在内”，因而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
哲学本身的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表明，哲学思维是一种特殊的反思性思维，它总是随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来反思自己，否定自己的某种形式或某种体系。换言之，哲学内容的发展是通过反思来更替形式而实现的，所以哲学史在表面上总是表现为“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反思总是具有“杀死”的含义，即批判、否定原有的前提，建立新的前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这种对形式的改变实际上是用时代的发展来反思自己的过程。哲学思维的优点，正是在于它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革自己。
当然，哲学的这种反思不是一般的反思，如对直接性的反思，对某一条件的反思，而是立足于时代的发展，从人与世界关系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这一角度作出的、“对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总体反思。这是一种人化的理论思维，因为科学的对象是客体，而唯独哲学考察着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其他科学的思维无法取代的。一般说来，哲学思维具有最深刻的反思性。哲学的反思是反思性思维中最深层的反思，它总要对自己原有的原则和前提进行批判。实际上，哲学思维是对整个思维史的反思，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同时，哲学思维又具有最一般的综合性。哲学思维考察的是人与世界的宏观、整体、最一般的关系，它总是试图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的一般原则，并以这些原则来勾画整体画面，起到对时代的整体综合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把哲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静态考察，它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学问，是哲学思维在实践基础上作出的概括和凝结；二是从动态考察，它是不断批判旧的原则、形成新的原则的思维过程，并不断反思、建构着新的思维方式。前者是哲学知识，后者是哲学思维能力。二者密切相关，没有哲学知识，谈不上哲学思维能力。但有了哲学知识，并不等于就具有哲学思维能力，无论在功能、内容、特点上，哲学思维能力都不同于哲学知识，不能把二者混同起来。在现时代，哲学辩证思维的作用变得更为直接、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哲学、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更加纯化和强化了哲学辩证思维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三条道路表现出来。
第一条道路是哲学自身的分化。在古代，哲学表现为“包罗万象的综合”，它取代了一切，被称为“科学的科学”；在近代，哲学转化为“幻想的综合”，即“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在现代，哲学是对时代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马克思指出：“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恩格斯也表述了同一思想，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显然，随着哲学由“包罗万象的综合”、“幻想的综合”到“对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的发展，哲学思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反过来说，对哲学思维本身的研究，对辩证法的研究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第二条道路是思维科学的分化。当哲学自以为对思维过程还有发言权时，思维科学的分化开始了。20世纪以来，思维科学发展大体沿着四个方向发展：一是对思维的生理、心理机制的研究；二是对认识的发生、个体和整体思维发展的研究；三是对思维的外在形式——语言，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语义的研究；四是对思维过程形式化、定量化、信息加工程序和特点的研究。沿着第一个方向，产生各种神经心理学、思维心理学、神经行为学；沿着第二个方向，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如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皮亚杰对儿童思维以及科学哲学对科学思维的研究等；沿着第三个方向，产生了语义分析、语言逻辑；沿着第四个方向，形成了认知心理学，产生了以思维模拟为内容的“人工智能”，开拓了人类智力放大的新时代。思维科学的分化一方面“缩小”了哲学的地盘，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了哲学辩证思维的作用。
第三条道路是科学的高度分化。现代科学已经形成一个由两千多门学科构成的多层次、多结构、多序列的庞大网络，科学越分化越需要哲学思维的综合，以认识自己在整个系列中的地位以及发展的方向。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哲学一经建立并广泛地被人们接受之后，它们又常常促使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指示科学如何从许多可能道路中选择一条路。”
在现时代，这三条道路汇集到一个交叉点上，要求我们从哲学思维的运动过程考察哲学。换言之，哲学不是一堆知识的集合，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功能的运动过程。哲学思维的功能首先是辩证综合功能。辩证的综合，即包含着反思的综合性思维，是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这一思维的具体发挥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哲学通过自身的反思和综合产生的是更高层次的知识和原则。爱因斯坦指出，科学的真理具有外在的证实性和内在的完美性，但这种内在的完美性必须在世界的整体化过程中才能完成。的确如此。各门科学的研究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只有超出科学系统本身的系统，在更大的系统中才能评价本系统某些论断的真实性，所以在现存的科学系统内并不能认清科学规律的完整性。只有哲学的综合才能使不同层次、不同系统连结起来，使科学在更广泛更深层的背景中认识自己的发展规律。哲学的综合“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即用更高层次的有序性原则把各门科学和实践及其不同层次联结起来、连贯起来，从而对科学、实践发展的方向、联结点、突破口作出总体上的规划和预测。
一般来说，预测包括预见和预报。所谓预报，是指对某一事物在确定时空范围内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而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只涉及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的判断。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哲学只能预见而不能预报。作为一种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综合性、整体性的思维，哲学提供的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体图景，所以从哲学思维出发，更容易发现哪些是属于萌芽状态但又具有远大前途的事物，哪些是整体中所缺少的层次和环节，哪些是即将转化为衰退的事物，从而为人们的社会活动作出某种预见。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复杂性使哲学不可能预报具体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与者，但哲学可以预见发展趋势，即可以预见某一历史现象的最终结局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哲学预见是对人类发展的总体性、方向性和整体性的预测，具有科学预测所不能取代的独特地位。在现时代，科学和实践的触角已经伸向四面八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生物圈”、“智力圈”、“技术圈”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经济全球化及其所产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等等。对此，仅仅有局部的预测显然不够，需要的是哲学的思考和预测，没有哲学的思考和预测很难形成一种具有倾向性的综合的、整体的意见。正因为如此，哲学预测在现时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可以预言，哲学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洛阳纸贵”，重新成为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话题。
（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