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西方青年文化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的西方社会不仅是危机四伏、冲突不断的社会,更是一个文化发展、经济繁荣的社会。西方社会在20世纪不仅经历了青年主流文化逐渐衰退的过程,还迎来了现代西方青年文化的孕育与成长。自20世纪初以来,青年文化悄悄地从西方主流文化的阴影中走到历史的前台,一直以对立的姿态表现自己的个性。正是在这种与主流文化的交错中,青年文化从胚胎走向成熟,并潜移默化地反哺全社会,给当代西方文化打上了鲜明的青年烙印。
第一节 青年文化萌芽期(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前)
一、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催生青年文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科技革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蒸汽机、电力、火车等的广泛使用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使人们得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开启了现代社会的新纪元。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市场扩大和需求的增加,又使高消费的诱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作为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和高消费的潜在主体,青年的心态和社会性由此成为人们的关注对象。1914年底,罗伯特·沃尔出版了《1914年的一代》,这本书成为第一本论述青年问题的专著。书中提出,随着青年的社会作用的增强,世界各国的社会学家开始关注青年问题,迫切地想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从此,青年问题成了社会学研究的独立课题。
而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企图扩大市场和瓜分殖民地,开始发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长达三年多的残酷战争中,先后多达7 400名青年被迫走上战场,成为成人文化贪婪和残酷的炮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两次严重的社会危机。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经济大繁荣的时期,由于美国未受到一战战火的波及,因此在其他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倒退的背景下,美国异军突起,逐渐赶超英法等国,跻身资本主义大国之列。这一时期美国生产力发展迅速,社会生产充足,使得美国人逐渐转变了清教倡导的禁欲和节制的价值观,转而追求物质享受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费成了时尚,这就为美国梦的破灭埋下了隐患。
这一切,都为当代青年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二、早期青年文化的特点
1.外显:爵士音乐、舞蹈及服饰
青年文化的最早表现形式是音乐和舞蹈。在今天,中国大地歌厅酒吧遍地都是、广播电台音乐节目听众遍布、男女DJ(唱片播放员)各显风骚的时候,20世纪初,这些东西还都是另类,微小但充满生机和活力。
首先是爵士乐的流行。20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世界大战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人们不断创造新的音乐表现形式和流派。在当时,今天一般所称的爵士乐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在演奏,大部分听众欣赏的音乐大概等于美国人现在所说的“sweet music”。而重金属音乐则属于“hot music”或“race music”。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以即兴表演和对传统单一旋律的发散变化而名噪一时,特别是他使得SCAT唱法(用无意义的拟音词代替歌词来演唱)流行开来。在舞台上,当歌手们进行即兴的互动表演时经常使用此种形式。西德尼·贝切特的主要贡献则包括对两种乐器的普及:单簧管和萨克斯。由于当时舞场的增多,爵士乐多采用4/4拍的舞蹈音乐曲调以迎合这种需求。配合爵士乐的踢踏舞表演无论是在剧场还是在街头都广受欢迎。在20年代末,艾灵顿公爵对音乐界的影响导致了大乐队时代(big band)的到来。
1922年在匹茨堡诞生了美国首个商业音乐电台KDKA。随后,新的广播电台在全美各地出现,爵士乐正是伴随着这一浪潮获得了广泛的受众。这个时期,爵士乐的形态不拘一格,几乎包容了从现代到颓废的一切元素。(注: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862710.htm?fr=aladdin#3_6。)
一般认为,爵士音乐渊源于19世纪的黑人音乐。其主要特点是较多地使用小号和提琴,曲调活泼,略显放纵,乐声尖锐刺耳。对于其原因,一位爵士乐手曾这样解释:由于曲谱音阶太高,乐手不得不拼命演奏,时间一长,习惯了高音的乐手又只好将曲调拨得更高。爵士乐的这一特点曾因违反传统音乐理论而遭到正统音乐家的蔑视,成为不登大雅之堂之作,大多只能在酒吧或舞厅演出。但是,正因如此,正走向享乐主义的20年代欧美青年们很快接受了它。在以后整整20年的时间中,爵士乐一直是青年中最流行的音乐形式。如果说爵士音乐是早期流行音乐,因而开创了一战后流行音乐表现形式之先河的话,20世纪初正统音乐界发生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则为一战后的流行音乐提供了音乐内涵的借鉴。以德国人阿诺尔德·舍思贝格和俄国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等为代表的表现主义打破了传统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家长期遵循的作曲原则,首倡音乐不应受节奏和形式的束缚,音乐必须要充分发挥创造者的独创精神,致力于反映作曲者自己的主观感觉和对人类、对自然的音乐哲学思考。表现主义的这种主张,显然在一战后为流行音乐家们所借鉴。表现主义的实用化和语言化,加上新型的现代电声乐器,构成了以后流行音乐的基本要素。(注:参见刘杰:《西方青年文化中的流行音乐》,载《青年研究》,1993(2)。)
其次是舞蹈的兴起。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遍及全美的舞场为广大舞者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在这里他们进行舞蹈比赛以及尝试新动作。在美国各地的舞蹈剧院里,一些专业人士为他们跳舞技巧上的改进提出建议。由于电气照明和空调技术的发展,晚场表演开始走向公众,舞厅表演与现场音乐交织成这个时代一个主要景观。当时,最为流行的舞蹈包括狐步舞、华尔兹和探戈。在许多娱乐场所,人们不分种族、肤色与阶级地共同享受同一种欢乐。棉花俱乐部(Cotton Club)的表演者多为黑人,可面向的却是较为富有的白人顾客;而萨伏瓦舞剧院(Savoy Ballroom)则主要面向一般工人阶级,且多以黑人为主。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断有风格怪异的新式舞蹈登场。Breakaway舞和Charleston舞源于非裔美国音乐曲调和节拍,同时包含了所有流行的蓝调元素。1922年随着两场百老汇音乐剧的上演,Charleston舞开始风行美国。1926年起,起源于太阳神剧院(Apollo Theater)的扭臀舞逐渐取代Charleston舞横扫各大舞厅。到1927年,作为Breakaway舞和Charleston舞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整合了踢踏舞主要精华的Lindy Hop舞成为社交标准舞蹈。Lindy Hop舞起源于Savoy舞剧院,最初是结合stride piano和ragtime等爵士乐曲演奏进行的表演。这种舞蹈在进化成Swing舞之前就流行了起码十年。不过总的来看,以上这些舞蹈虽然一时风靡,但不过都是昙花一现,人们更多还是在跳探戈等几种传统舞蹈。(注: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862710.htm?fr=aladdin#3_6。)
再次是女性时尚方面的变化。东部和西部的青年妇女都把头发剪短,在舞会上把紧身胸衣寄存在衣帽间或干脆不穿紧身胸衣,当她们谈到找个情人时并不感到很拘束;她们从结交恋人谈到节育,一面在午餐的两道菜之间吸烟。(注:参见[美]考利:《流放者的归来》,35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最后是对待少数族裔与同性恋的态度的变化。少数族裔与同性恋者受到了比以往任何一段时间都更加平等的对待。这在当时的电影中可窥一斑。1929年的两部影片《红皮肤》(Redskin)和《神的孩子》(Son of the Gods)就公开批判了自以为是的白人激进分子,并对北美原住民和亚裔人群表达了同情。在电影中和舞台上,白人和有色人种开始同台献艺;在20世纪20年代的夜总会上,经常可以看到白人和黑人一起跳舞或就餐。不过,这一切在30年代保守主义抬头后就再难见踪影了。人们对同性恋者的容纳程度达到了60年代之前的最高值。直到30年代早期,男性同性恋俱乐部都是公开经营的,这类场所被称作“Pansy Clubs”。当时的票房一线男星威廉·海恩斯就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而且像他这样公示自己性取向的好莱坞演员并不止他一人。梅·韦斯特在1927年发表的同性恋题材剧作《拖》(Drag)大获成功,他也被认为是视同性恋者的性选择权利为基本人权的主要提倡者。可好景不长,到了30年代,由于公众越来越难以忍受同性恋的公开存在,同性恋艺人不得不在隐退和隐瞒中二者择一。(注: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862710.htm?fr=aladdin#3_6。)
爵士等流行音乐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反规则,不求章法,不拘一格,注定使其成为青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二者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天然的、不可割裂的。青年是正在认识社会、学习社会规则的成长群体,对形式的追求远远大于对内涵的认知,爵士乐为青年文化的发端提供了最好的形式载体。而风格怪异的新式舞蹈的流行更是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回顾人类文化历史,最早的音乐舞蹈是人民劳动之余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在今天世界各地留存的一些原始部落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那些奔放自由的、充分张力的舞蹈,舞者是完全自我的、旁若无人的。只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商品模式和概念渗透了整个社会生活,音乐舞蹈逐渐演化为商品,观赏性成为重要评价标准,日益突出的表演性催生装饰、奢华,也加剧着服饰、舞美的技术性发展。新式舞蹈的兴起,实际上是一种回归,舞蹈重新回到了表达自我、张扬个性的轨道。这种自我的舞蹈形式对于刚刚走向社会,很少有话语权,时时处处受到成人社会压制的青年群体而言,是一个机会,更是一个出口。对待少数族裔与同性恋的态度既表现了青年人对于传统的反叛,同时也表明,接纳多样性和宽容从一开始就是青年文化的重要特征。
2.中间:文学与潮流
对于这一时期青年人的闲暇生活方式、交际方式以及消费方式,我们可以借助一系列文学作品来进行分析,从而认识青年文化的特点。通常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爵士时代”,这一命名来源于菲茨杰拉德在1922年出版的短片小说集《爵士时代的故事》,里面将一战结束后至20年代末经济危机爆发的这一时期为爵士时代。菲茨杰拉德是爵士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青年群体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透过菲茨杰拉德的生平以及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理解和认识“爵士时代”里青年的生活方式。
1896年9月24日,菲茨杰拉德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个小商人家庭。他的祖上曾经阔气富有,传到父母这辈已家道衰落。1913年,靠亲戚的资助,他上了美国东部著名的贵族式高等学府——普林斯顿大学。但他无心学业,常常缺课考试不及格,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社会活动上。他设法跻身学校的文学团体,应邀参加最有名的俱乐部,摆脱了乡音磨出一口标准的“高级”英语,极力而巧妙地抹去身世的差异。1918年7月,菲茨杰拉德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乡村舞会上邂逅了泽尔达。18岁的她是舞会上最耀眼的明星,同样出身不凡。作为亚拉巴马最高法院法官的小女儿,她精通芭蕾、法语、诗歌,连同家人的宠溺滋生了她格外的骄傲与叛逆。她早早学会抽烟喝酒,通宵达旦地跳舞,与众多男人周旋调情。不过在菲茨杰拉德看来,“我喜欢她的勇敢、诚实与火一般的自尊”。菲茨杰拉德展开疾风骤雨般的追求,泽尔达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不过开出条件:如果他能挣到钱让自己过上习惯的优裕生活,两人就结婚。1918年末,菲茨杰拉德从军队退役就直奔纽约,但他仅找到一份在名不见经传的广告公司写广告词的工作。1919年6月,泽尔达失去耐心提出终止婚约。早年的种种经历,造成了菲茨杰拉德一生都对金钱二字格外敏感。《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主角黛西,正是他两次恋爱女主人公的混合体,“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金钱”。1919年,一无所有的菲茨杰拉德回到故乡。1920年2月小说《人间天堂》出版,因传达出鲜活的时代感而一炮而红,短短几天第一版竟已售罄。各家杂志开始争相向他约稿。菲茨杰拉德马上发电报给泽尔达:“书卖得好,速来纽约。”当年4月3日,他与泽尔达结婚。爵士时代是他最为春风得意的十年。他的年收入平均有25 000美元,当时教师的平均年收入是1 299美元。夫妇俩纵情享乐,挥金如土。这对金童玉女组合还以出格的行为频频登上各类小报。比如当众跳进广场的喷泉,又浑身湿淋淋站在桌上跳舞;因过于喧闹被房东撵走……但夫妇俩的知名度反而大大提高。“他在美国和法国的私生活几乎与他的小说一样为人乐道。”读者越来越期待从他的作品中一窥那令人目眩神迷的上流社会。1924年夫妻俩移居法国。但不久婚姻出现危机。泽尔达向来豪放,以前就与丈夫的男性朋友过度亲热。当菲茨杰拉德集中精力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泽尔达却很不满,天天在海滩游泳、在舞会闹腾,认识了一个法国飞行员,跑回来要离婚。菲茨杰拉德甚至提出要同情敌决斗。缥缈不定的情绪被带入《了不起的盖茨比》之中,成为小说令人迷幻的魅力。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最初销量平平。它的价值后来被发现,并奠定了菲茨杰拉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他的生活也从这一年开始在酒精中沦陷,更糟的是,泽尔达的精神状况也开始出现问题。菲茨杰拉德文学圈的朋友大部分都认为是泽尔达毁了他,她讲究排场,奢侈无度,给他带来沉重的负担。1929年美国和全世界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属于菲茨杰拉德的黄金时代也悄然逝去。他在1934年出版的长篇《夜色温柔》已不负盛名。酗酒成为作家逃避生活的唯一方式,也挥霍着仅存的天才。经常拖欠稿件的恶习、不合时宜的风格,使得杂志和报社陆续中断了向他约稿。1940年12月21日,菲茨杰拉德死于酗酒引起的心脏病突发,年仅44岁。
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在西方青年文化历史上是一部重要作品,其故事梗概是这样的:20世纪20年代,穷小子尼克来到纽约,结识了富豪盖茨比,目睹了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以及盖茨比与意中人黛西一段被世俗与物欲摧毁的爱情。尼克从中西部故乡来到纽约,在他住所旁边正是主人公盖茨比的豪华宅第,在这里每周末晚都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尼克和盖茨比相识之后,尼克了解到盖茨比内心深处有一段不了之情。年轻时的盖茨比并不富有,他是一个少尉军官。他爱上了一位叫黛西的姑娘,黛西对他也情有所钟。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盖茨比被调往欧洲。似是偶然却也是必然,战争结束后,黛西失去了盖茨比的消息,因此与一个出身于富豪家庭的纨绔子弟汤姆结了婚。黛西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因为汤姆另有情妇。物欲的满足并不能填补黛西精神上的空虚。盖茨比痛苦万分,他坚信是金钱让黛西背叛了心灵的贞洁,于是立志要成为富翁。几年以后,盖茨比终于成功了。他在黛西府邸的对面建造起了一幢城堡。盖茨比挥金如土,一心想引起黛西的注意,以挽回失去的爱情。尼克为盖茨比的痴情所感动,答应帮助盖茨比邀请表妹黛西前来一聚,并向她转达盖茨比的心意。黛西在与盖茨比相会中回忆起五年前热恋的甜蜜,两人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甚至约定重新开始两个人的共同生活。在与黛西现任丈夫汤姆的摊牌时,盖茨比突然失态,疯狂的举动、可怕的表情吓住了黛西,回家的路上,黛西在心绪烦乱的状态下开车,偏偏撞死了丈夫的情妇。盖茨比为保护黛西,承担了事故责任。在汤姆的挑拨下,其情妇的丈夫开枪打死了盖茨比。盖茨比最终彻底成了牺牲品。盖茨比的悲剧在于他把一切都献给了自己编织的美丽梦想,而黛西作为他理想的化身,却只徒有美丽的躯壳。尽管黛西早已移情别恋,尽管他清楚地听出“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却仍不改初衷,固执地追求重温旧梦。人们在为盖茨比举行葬礼,尼克打电话给黛西家,但仆人却没告诉黛西盖茨比死了的消息。一段感情就在欺骗中不了了之。尼克目睹了人类现实的虚情寡义,深感厌恶,于是怀着一种悲剧的心情,远离喧嚣、冷漠、空洞、虚假的大都市,黯然回到故乡。
通过对菲茨杰拉德的生活以及《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剖析,可以看到“爵士时代”青年生活方式的几个侧面。
首先,寻找自身的偶像。青年人的思想还处在发展和形成的阶段,他们便会为自己寻找一个偶像作为自己发展的目标和追求。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为青年人描绘了各类的人物形象,为现实社会的青年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榜样形象。1920年的报纸和杂志报道,女孩子们把《人间天堂》当作教科书来读。在菲茨杰拉德以后的作品中,我们也常常看到这类时髦女郎的形象。现在这个词已成为词典上的一个专有名词:“flapper,美国俚语,是指行为衣着不受传统约束的女郎”或“美国20年代举止轻浮的新潮女郎”。
其次,追求流行文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热气氛下,道德标准似乎都松弛了,青年人不在拘泥于严苛的标准、传统的道德以及文化。不仅如此,女性的穿衣打扮也开始了新的突破,从1921年12月开始只及膝盖的裙子样式在全美广泛流行,所以人们用裙子来戏称女人,正如一则在伦敦的《观望》杂志上刊登的笑话。警察问小阿尔弗雷德:“是把你的妈妈丢了吗,小家伙?你为什么不紧紧拉住她的裙子呢?”而小孩子答道:“我够……够……够不着它。”这足以看出女性的裙子长度在慢慢减短。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仅仅表现在这一方面,随着禁酒运动的开展,中产阶级的妇女和青年人的好酒之风兴起,削弱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禁忌,从这些流行的行为中可以看出,青年人开始追求自己定义的流行文化。
最后,消费理论的兴起。产业革命之后经济逐渐发展与繁荣,过去的生产理论即积蓄资本、省吃俭用的生活理论已被消费理论所取代。应运而生的消费理论为从生产线上源源不断的新商品提供市场。社会不再是要求人们积蓄,而是鼓励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购买和享受,给人们倡导一个观念即产品使用一次即可甩掉,以便购买价格更高的新型商品。在这一时期,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赚、更容易借,也更容易花。菲茨杰拉德在《五一节》中曾写道,南方和西部的商人带着一家人来到这里尝一尝可口的美酒名菜,还要给他们的女人买冬天穿的皮大衣、金线提包、各种颜色的绸子拖鞋、银色和玫瑰色的缎子和金线织的衣料。越来越多的乱花钱的阔佬从各地汇集到这里来喝使人兴奋的美酒,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已不满足于“网眼提包”、“华丽的羽毛扇”这类小玩意儿。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变迁,千百万美国人开始对汽车、电气用品以及收音机这类新颖的产品有了需求,人工资的上涨以及业余时间的增多使得人们开始关心娱乐生活,注重自身的精神消费。当人们无力支付这些昂贵的消费时,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菲茨杰拉德后来说:“爵士时代在它自身动力的驱使下向前直冲,有的是钱财累累的大力加油站为它服务……”可以看出在“爵士时代”,青年们已经在行为上产生了盲从,一味地认为只有追求金钱的物质行为才是主流,否则便要落后于这个时代的发展。青年人通过自身的行为而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3.内核:自我意识和享乐主义
这一时期的青年人对政治没有太多的兴趣,一战使得青年饱尝了政府的欺骗,以至于他们讨厌政治高调,痛恨战争,但又感到对现实无可奈何,形成冷漠的政治态度。由此,他们主要注意物质享受和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物质享乐主义表现突出,以逃避现实的政治。伴随着经济的增长、物质资源的富足,青年人向往着奢侈的物质生活,追求自我的需要和实现,渴望跻身于上层阶级,对金钱有狂热的追求,认为金钱可以主宰一切。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西方青年的主要文化取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第二是狂热的政治思想主义的勃发,第三是物质享乐主义开始盛行。
首先,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青年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不管是俄国十月革命,还是西欧各国的士兵起义,都标志着青年从战争中清醒过来,开始走上了用暴力推翻本国政府的革命道路。英国青年和工人在战后发动了“不许干涉俄国”运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部分西方青年对国际事务的关心以及可贵的政治热情。战争灾难面前,青年人开始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拯救者,表明西方青年开始走上独立之路。
其次,由于战争激起了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西方青年的政治理想主义迅速高涨。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给一些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意、德、日三个国家相继以不同方式被推上法西斯主义道路。而意大利青年不满足于战胜国的地位,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下层社会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使青年产生了自己是救世主的幻觉。意大利青年这种狂热的政治理想很快就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所利用。1922年10月,5万青年组成的“黑衫”军团进军罗马,导致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法西斯国家。在战败国德国,青年的政治理想主义也是为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和伪装的社会主义所迷惑。青年的政治热情成为培植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并最终帮助希特勒走上政治权力顶峰。在日本,在青年军人的步步紧逼下,于1936年通过二二六政变,也将国家推上了彻底的军国主义的轨道。这三个国家本来就有深厚的封建专制基础和家族制传统,一战激发了青年的民族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导致青年对现状的更大不满,法西斯主义被狂热的青年视为救命的稻草,这些都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登台亮相的历史契机。可见,青年文化在其中所起的助长作用不容忽视。在美、英、法等国,部分青年也受到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浸染,建立了法西斯组织,如在美国以林登伯格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十分活跃,赢得了上百万青年的支持。然而,更多的青年则赞成对社会进行改良,积极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措施,反对用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方式取代民主主义。由于“新政”得到大多数青年的支持,社会基础广泛,措施得力,从而阻止了法西斯势力的上台,使美国避免了法西斯政治的灾难。英法两国经历了大体相似的道路。
最后,在美、英、法等以个人主义为主要文化特质的国家,一战使青年饱尝了政府的欺骗,他们讨厌政治高调,痛恨战争,但又感到对现实无可奈何,形成冷漠的政治态度,从而引导青年选择了及时行乐的物质享乐主义,以逃避现实政治。一方面,20年代后经济的增长、物质的富足、和平的环境,使他们能安稳地坐下来享受产业革命带来的果实。另一方面,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主导下,他们偏向于自我的需要和实现,并注重物质满足的幸福观念,使早期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基本精神之一的勤劳节俭观念受到挑战。但是,1929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萧条割断了优裕物质生活的供养脐带,大批企业破产,失业青年成为失业大军的主体,从物质享乐中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取向受到抑制。对社会动荡和物品匮乏的体验,强化了青年社会救世主的幻想,政治化倾向进一步加强。但是由于各国的选择不同,很快形成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峙的局面。与此同时,相当多的西方青年在大萧条的冲击下选择了颓废主义的人生取向。他们关注自身的职业和个人前途,政治热情不高。他们不满现实,但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为了生计,他们四处奔波,但却找不到工作,只好四处游荡,无所事事,走上颓废的生活道路,这部分青年在当时的西方各国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在美国,30年代的青年成为“失掉的一代”,代表了社会动荡时期西方青年文化取向的另一个层面。
三、对早期青年文化特点的分析
“爵士时代”在很多方面影响了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为后人留下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例如女性吸烟、选举、工作、上大学、公开恋爱、去酒吧等等,同时,它还为后代留下了大笔的精神财富,例如一大批著名作家的作品(如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以及爵士乐、舞蹈和延续至今的flapper女性时装设计风格。
这一时期青年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青年文化是对社会时事敏锐的洞察与感知的结果
经济的发展和危机是青年文化最深厚的背景。一方面生产业务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出现危机,股市崩盘。政府不得不控制自由市场来使制造商更加容易进入,以免股市再一次崩溃。企业开始吸引中产阶级,生产大众能够购买的服装和汽车才能获得利润。劳动者权利意识崛起,劳动法开始制定,工会开展斗争推动工作的规则与公平,教育普及性大大提高。特别是罗斯福的社会政策,基于大萧条的现实,社会福利和食品项目等社会服务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矛盾。
一些政治事件也从社会角度影响着青年文化。德国的基尔港水兵起义、奥地利工人推翻哈布斯堡王朝、法国的塞瓦斯托波尔航队起义、英国工人的“不许干涉俄国”运动等等,在20世纪的青年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从文化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对西方物质文化的叛逆行为,它们又都以青年为主体,是青年介入社会政治的一次初次尝试。由于这些政治尝试的失败,20年代青年文化进入了一个时间不长的政治低潮期,以生活方式的叛逆为特征的青年文化在青年群体中蔓延开来。同时,在意大利和德国,大量青年则选择了法西斯道路。一定意义上,在德国,青年对法西斯主义的偏好和推动是法西斯得以在世界横行一时的因素之一。这种英法与德意青年选择的差异除了反映出战争给人们心态的不同痕迹外,也反映个人主义社会和集权社会的文化特质。大萧条的到来,成人社会忙于寻求拯救社会的药方而无暇顾及尚未给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的青年阶层,这给了青年空间,使青年文化悄悄地有了滋生地,并最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与法西斯的对峙。青年在感知社会的同时,又在为自身和社会的发展谋求出路,通过与社会的互动,以独特的文化方式和自身行动推动社会的发展。
2.青年文化的享乐主义倾向
不管是从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还是在埃德蒙·威尔逊等人的小说里,都深刻地刻画了这一代青年对现实社会的无能为力和漠不关心。在战胜国,经历了死亡威胁的青年,虽然具有优越的物质条件,但厌倦了“爱国主义”的高调和表面的社会公正与理性,走上了享乐主义的及时行乐道路。与此同时,“大萧条”的到来、面对社会的无力导致青年变得颓废与冷漠,青年转而关注自身的满足。而经济的发展、物质资料的富足,则为青年的享乐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
3.战争中的政治理想主义倾向
20世纪初,刚刚从母体中脱胎而出的青年文化,带有明显的现代化初期特征,还不能与现存制度绝断。一战前夕,青年文化在社会中开始为人注意只不过是因为人们把他们看成劳动力,希望能了解其心态从而为正上升的工业文明服务。至于一些青年文化群体,如“玩得快活”俱乐部等的出现,只能在青年中吸引少数闲暇充足的富裕者,大多数不得不为基本生活需要而忙碌的青年,形成独特文化阶层的心情更多还处于萌芽状态。只有到了战争末期,被煽动起的民族主义激情的青年在经历长期血肉横飞的残酷厮杀后,才开始真正思考自身的存在价值,开始聚合起来,积极或消极地反抗曾经欺骗和蒙蔽他们的成人文化。也只有这时,青年文化才真正具有了文化意义。
4.青年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叛
爵士乐的流行、风格怪异的舞蹈的兴起、女性着装的开放、对同性恋的容纳,青年文化似乎总是在寻找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突破点。青年文化是不断同西方主流文化抗争的文化,在摆脱主流文化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精神的抗争过程中,丰富青年文化自己的个性,使其成为独立于主流文化的个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