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背景、意义与目的

一、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性逐步凸显。教育的发展，不断改善、优化着一定区域的社会结构，涵养并提升了当地人的文化精神。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东西部的差距也日益凸显。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成了西部发展的突破口。

作为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贵州，着力发展教育，实施“科教兴黔”战略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时至今日，教育发展已成为贵州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众所周知，贵州以其独特的民族构成呈现着“区位”劣势和“民族”劣势的双重不利状况。由于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教育在贵州省整个教育事业中占很大比重，民族教育的发展状况，不仅关系着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全省教育发展的水平，制约着贵州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能否提高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和效率，将直接影响到贵州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教育发展大致经历了拨乱反正及调整整顿、体制改革、积极推进、跨越发展4个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贵州对各级教育进行整顿，恢复大中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整顿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步恢复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使全省教育纳入正常发展轨道，在较短的时间里，探索出了一条适应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改革之路。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在“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指导下，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率领全省人民奋力拼搏，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贵州教育实现了新的突破：农村义务教育得到空前的重视和推进，投入水平、教师素质、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随着“两基”攻坚初战告捷与高等教育的快速进步，贵州教育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教育是缩小发展差距和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教育发展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关系民族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不但经济落后，而且教育也与东部有很大差距。教育与经济发展存在低水平陷阱，即“经济欠发达—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经济欠发达”的恶性循环。各级政府和社会采取了较多的措施发展贵州民族地区的教育，但都主要以“输血”为主，要从根本上解决西部教育发展落后的问题还要共建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造血”机制。因此，加快教育发展，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陷阱，就成为共建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造血”机制的正确路径。

教育最主要的功能在于经济增长，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教育除了帮助本地区积累财富，让社会得以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转变之外，欠发达地区还要追上发达地区的步伐，使本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接轨，在这样的前提下，教育就必然成了外来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向欠发达地区输送的桥梁。

二、研究意义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一直未曾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国家政策文件一直强调应该重视农村教育，然而，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育的主流论述偏重高等教育，以及偏重城市的基础教育。农村教育无论在政策和论述层面上仍未确定其独立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工作思路，农村教育整体改革和综合改革开始试点并推行，农村教育研究也随之兴起。贵州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属于广义上的农村地区，民族教育状况令人担忧，虽然国家已经在法律层面推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此项政策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情况并不乐观，学校和村委会并没有如实向上汇报当地义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无论如何，义务教育毕竟只是基础教育，基础知识的习得和熟练掌握只能就个人素质提高方面起作用，并不能给处于贫困状态的少数民族个体和家庭带来可观的改变。

如何有效推动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成为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如教育发展中的均衡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等。张学敏等认为，少数民族由于自身的特殊性，主张我国少数民族义务教育投入应建立“以中央财政为主”的体制和“按生拨款制度”等相关措施。丁维莉等认为，中国出现了教育投入区域间差距和贫困地区教育投入不足，基础教育财政的分权体制不失为激励地方政府提高教育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有效机制，但是，应设计适当的补充机制，适度引入中央政府干预，缓解教育机会不均等对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累计的负面影响。李忠斌认为，西部民族地区教育长期停滞不前，在升学、就业、收入等各方面的影响下人们对教育的消费热情快速下降，读书不如打工的意识抬头，基础教育面临威胁，其他层次的教育迅速滑坡，最终导致教育落后。民族地区教育的定位与发展是目前学术界较关心的问题。如何将民族的特色、优势和文化结合起来，办出有民族特色的教育，这是民族教育中最核心的问题。汪小勤等利用Granger因果检测，用数据实证了教育投入并未明显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肖第郁通过实证研究提出教育为农村“反哺”太少，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陈晓玲等提出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与收益存在不对称性。上述学者研究揭示出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存在不协调的现象，在民族贫困地区尤为突出。因此，教育模式与经济增长如何有效结合，怎样达到两者的统一，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探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瓶颈，提出贵州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新模式，旨在解决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矛盾，使两者形成良性循环。在少数民族地区，走教育扶贫之路毋庸置疑，但发展何种模式的教育才能相应地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贫困地区实施教育扶贫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近年来教育事业取得较大的发展，但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甚显著。显然，原有的教育模式短期内并不能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故此出现了以下恶性循环：越穷→对劳动力需求越大→越不让孩子上学→教育发展越滞步→越发贫困。正是由于忽视了教育，故而其经济的发展越发落后。因此，贵州民族地区欲走教育扶贫之路摆脱贫困，必须转换传统的教育扶贫观念，建立起一种能够拉动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教育模式。针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现状，实用型教育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之路。通过优化配置西部民族地区现有的教育资源，建立起初步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并且引进部分本地区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人才，这是促进其经济发展的第一步。之后更主要的是建立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系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使教育的社会效益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永久循环模式。

对于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多数学者主要着眼于如何解决教育投资的问题，如对于缩小东西部教育发展的差距，多根据东部的模式，实施赶超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推行权力下放的教育改革政策，鼓励外来的组织和团体资助、参与兴办中国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普及教育是国家21世纪的发展目标，随着普及教育不断扩展，现代的学校制度已延伸到中国最偏僻的农村地区，民族地区也已实行与城市教育同步的教育方针和教学手段。

本研究的个案地区为贵州省都匀市三都水族自治县杨拱镇和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盘石镇。个案地区在贵州民族贫困地区具有典型性：①一个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如三都县以水族为主，松桃县以苗族为主；②经济发展落后，都被贴上了贫困、落后的标签，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③地理位置都位于偏远的山区。从以上几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地区就是我们今日普遍称为“贫困”的区域，地方贫穷，带来了教育和发展上的困难，需要社区以外的扶持和资助，然而从本地区具体情境而呈现的贫穷，究竟从何而来，又有何深意？贫穷与教育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输血式”的教育投资达到的教育普及又为社区带来怎样的发展和影响呢？本研究尝试以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具体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呈现民族贫困地区传统教育的处境，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以贵州省都匀市三都县和铜仁市松桃县为例，从本地区传统教育真实状况出发，探索当地贫困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

（2）以个案地区为立足点，从日常生活探索传统教育如何落实的实践过程及现实困难。

（3）以传统教育在本地区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分析教育如何在经济、社会和个人层面上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4）从现行教育扶贫措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探索民族贫困地区的地方性知识，从而探索适合民族贫困地区发展的教育扶贫模式——实用型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