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缘起

本书选择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作为研究主题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科学化的现实需求。按照从低到高的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划分为行为规范培养、德性品格养成、政治价值认同等层次，通过逐层递进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每个层次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有效途径，也是接受效果评价的重要维度。接受问题内含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接受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并且接受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动态连续的体系化活动。接受问题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简单问题或普通问题，而是根本问题，接受意味着承认、相信，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就是这种思想进入了他的头脑，“接受”是“教育”的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资源、接受环境、接受过程、接受效果等方面进行研究，可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化水平。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上的探索，会深化对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环境、接受行为等方面的认识，为构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实效的教育“合力”结构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现实旨归。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由各种信息来源集所组成的接受环境考验，信息接受的兴趣点主动搜寻与潜移默化的信息植入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形形色色的信息、文化和思想观念大量充斥、相互交织，接受完全成为一个开放的过程。接受客体包括各种各样思想文化信息，影响来源错综复杂，且对影响效果的反馈与判断呈现出信息不对称的趋向，难度不断增大。这些是现实的困境，也是研究的意义所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影响而言，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分析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最终需要分析的是当下虚实场域交融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问题。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是科学范式的转换、思维方式的革命，也是一场思想教育方式、思想接受方式的革命。习近平明确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一个解释疑惑的过程。”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深刻阐释，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积极面对和及时回应人们的思想困惑，构建更为有效的双向互动的接受机制。

再次，文化向度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的重要视角。关于文化对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伊格尔顿认为，文化事关终极的价值观、直观的确定性、神圣的传统、确定的身份、共享的信仰、象征的行动和一种超验的感觉。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认为人类复杂生活内容可以分为健康生活、劳动生活、公民生活和文化生活四类，可见文化生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是接受活动的重要场域。因此，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研究内容，亦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的重要视角。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空间环境，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注重文化浸润、感染、熏陶，既要重视显性教育，也要重视潜移默化的隐形教育”；另一方面，接受者的文化能力在接受活动中作为一种文化认同意识和信息过滤器，规定着接受活动的选择方向和范围，对接受的信息的解释和理解是基于自身文化理解能力的加工和再生产活动，在社会群体范围中的加工和再生产活动使文化的传统精髓与现时代的需求相结合，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对接受者而言亦是内化于心的精神归属所在。

最后，立足于重点研究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大学生群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关键群体，当今全球化趋势的持续推进，加之深度网络化的联结作用，文化领域的多样化发展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多层次需求的必然结果。大学历来是各种文化与思想、价值与观念交流和碰撞的场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思想政治教育应为大学生群体提供人文精神关切，引导、帮助其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理想信念追求。大学生群体是接受活动中对信息最敏感、最前沿的群体，一方面接受着中国正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对于外来文化也有着较强的接受能力。基于此，本书将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的研究聚焦于大学生群体。

二、研究意义

第一，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需要解决“接受什么”“如何接受”“接受效果如何”等一系列问题，这其中“接受什么”，即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接受活动的根基。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文化向度入手，总结和分析接受问题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基础，可以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问题研究的时空和理论层次。

第二，拓宽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研究视域。利用“文化资本”这一跨学科的范畴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进行理论阐释，有助于拓展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实际上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提供了三类不同的教育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所发挥作用的场域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环境，场域中的要素关系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社会基础，实践性策略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驱动力；文化资本的符号弱势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的分类指导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惯习特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

第三，关注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资本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条件、接受方式、接受层次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思考。文化资本的研究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之下，资本的逻辑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进入了人们的社会交往领域，深刻影响着人们，特别是大学生群体的价值判断以及对精神价值的追寻。在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资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信息媒介场域交融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通过流行文化符号互动中的文化传递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方式，按照精神需求搭建不同的接受层次，并通过文化资本的意识形态属性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的政治性。

三、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文化资本”作为一个资本概念最初是由社会学之父——法国学者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其著作《社会政体体制》里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相融合，提出当人类的产出高于消费时，会使一部分资本通过代代累积的方式最终转换为耐用性资本，孔德没有对文化资本进行明确的界定，但这是“文化资本”观念的最初萌芽。之后也有学者间或提及“文化资本”一词，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用文化资本意指一个社会知识积累的基本情况，但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系统地提出文化资本理论。但是，布迪厄也没有明确给出文化资本的概念界定，认为任何明确的定义都将限定文化资本的解释力和曲解文化资本的本质，文化资本是不断发展、完善的概念。文化资本理论的构建实质上是资本理论的研究回应时代的变化，将马克思的资本关系和逻辑推进到生产以外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继续着马克思所未完成的资本逻辑批判事业。系统的文化资本理论发生于社会学领域，对经济学中资本的概念进行了非经济学的解读。在布迪厄之后的文化资本研究中，不同学者结合各自学科背景对文化资本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论研究，形成多学科整合和开放性交叉的研究景观，如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都有文化资本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的共性在于，尝试通过超越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对立的文化资本理论，带来各学科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新的研究视野，解读更深层次的文化形态对于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

布迪厄之后，“文化资本”这一术语开始在全球得到广泛的使用。国外学者对于文化资本从各自不同的领域进行了研究，主要理论成果包括：（1）文化资本与全球化，代表人物：约瑟夫·多尔蒂（Jeseph E. Doherty）、阿伦·斯科特（Allen J. Scott）、杰西·马尔什（Jesse B.T. Marsh）;（2）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代表人物：克利斯朵夫·克拉格（Christopher Clague）、罗亚斯（Viviana Tojas）;（3）文化资本与阶层分析，代表人物：比尔·马丁（Bill Martin）、苏珊·拉伯格（Suzanne Laberge）、亚历克斯·摩尔（Alex Moore）;（4）文化资本与个体发展，代表人物：保罗·迪马哥（Paul DiMaggio）、大卫·斯沃茨（David Swartz）、卢普（Jan C.C. Rupp）。在这些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澳大利亚学者大卫·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在文化资本理论经历社会学等非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拓展后，思罗斯比在1998年《什么是文化资本》一文中将“文化资本”重新引入经济学范畴，拓展了经济学界资本的类型，把文化资本作为独立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之外的第四种类型的资本，并将文化资本定义为以财富的形式（包括有形和无形）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进而研究了文化资本的动态积累。而迈克尔．P．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从管理学视角分析了文化资本的影响，认为“在一个拥有人力资源的国家，不仅绝对的人口数量和人们的技术水平是重要的，而且他们的知识、视野、工作态度和自我提高的欲望也是重要的”;科斯坦和戴利将文化资本看作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了劳动者所接受的教育、技能知识以及经验积累等因素对于劳动能力与报酬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不少西方学者在文化资本的度量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从文化资本统计指标（Cochrane）、度量方法（Tramonte&Willms）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西方并没有中国语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当然也谈不上文化资本分析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相结合的国外研究成果，但是作为普遍意义的教育学研究却是西方学者将文化资本分析方法与之结合的热门研究领域，这为本书把文化资本分析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国外有关文化资本分析与教育学领域相结合的研究成果颇多，保罗·迪马哥和约翰·摩尔（Paul DiMaggio&John Mohr）结合社会分层把文化资本对教育程度和婚姻选择的影响进行了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论证了其影响是显著的；约翰·霍尔（John R.Hall）分析了等级地位、阶层、性别和种族中的文化资本作用；阿兰·库朗（Alain Coulon）借用了文化资本分析方法，对大学生的“结社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不同的惯习导致了不同的学生社团，对于日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迪马哥和约翰·摩尔的文化资本研究是迄今美国研究文化资本和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关系中最为经典的研究，通过构建数据库，涵盖了大量丰富的有关学生文化资本、学业成绩和学业成就的信息，并且得出研究结论，文化资本对大学生的教育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的毕业率、研究生入学水平以及教育成就等方面均有影响。

（二）国内研究现状

1．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的相关研究

胡木贵、郑雪辉的《接受学导论》是国内学者最早将接受理论与思想文化接受相结合的著作，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和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并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点出发对西方接受理论进行总结和扬弃，继而对接受的主客体进行阐释，确立接受活动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国内学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方面的专门研究是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逐渐开展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了一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的代表成果。邱柏生主编的《思想教育接受学》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研究理论的构建，并从受教育者的视角对接受环境、接受心理、接受内容以及接受方式进行梳理。王敏在专著《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中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要素构成、环境系统、活动过程、机制规律以及效果评价等方面作了有益探讨，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进行了细化的分析和规律性研究。张世欣在专著《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论》中借鉴跨学科的视角对接受概念、接受方式和接受能力进行了分析，并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的研究中引入了接受磁场、接受链、接受参量等概念，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质化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赵继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论》则在思想关系视野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问题，在接受系统、接受过程、接受机理、接受方式和接受评价的研究体系构建中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入研究。2010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理论内容不断丰富，其中有徐永赞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研究》、李颖的《基于哲学解释学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于泉蛟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结构研究》、刘新全等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新论》、张雷的《传播理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接受研究》，另有散见于一些学术专著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的章节论述，等等。在发表学术论文领域，借助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通过主题词“思想政治教育”和题名“接受”的查找限定共计获得574篇论文搜索结果，研究成果在2012年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在接受规律、接受过程、接受机制、接受心理等方面均有各自研究的拓展。刘建军在《接受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一文中较早地将接受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结合，将现代接受理论的有关观点和方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刘居安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动力研究，李德芳等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社会心理分析，赵志华等的思想政治接受规律研究等是关注度较高、被引次数较多的论文成果。

2．文化资本概念界定及区分的相关研究

总结国内学者的“文化观”，对于文化内涵的研究成果颇多，为文化资本分析与国内文化研究结合提供了理论积淀。国内学者从结构性、规范性、心理性、历史性等视角揭示文化的表现形式，如“生活方式”说、“行为规则”说、“符号系统”说、“学习过程”说、“社会遗产”说等，众多国内学者对文化内涵的理解是有共识的：其一，文化是“习得”的，即文化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获得并掌握；其二，文化具有一定的形态并负载意义；其三，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它在文化中具有主导作用，由此构成文化的意义逻辑，即“所谓文化就是种种价值，它是各种各样的规范……它是种种观念流”。上述研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多学科交叉的文化研究背景为国内学者与国外文化资本理论展开对话，并为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资本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也为文化资本分析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结合提供了更大可能的空间。

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资本理论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1997年出版的由包亚明等编译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是国内第一部专门介绍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专著；之后布迪厄阐述文化资本的相关专著《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实践感》《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等相继翻译出版，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尤其是教育学领域对文化资本的研究。王岳川撰写的论文《布迪厄的文化理论透视》是较早对文化资本理论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2005年薛晓源、曹荣湘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资本》一书出版，系统地介绍了文化资本分析方法的国外研究状况。概括来说，国内学者从资源、价值、能力、要素等方面对文化资本理论进行研究及概念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姚俭建从资源角度进行定义，认为文化资本是以人的能力、行为方式、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权力、文化产品在内的文化资源的综合；陈赞晓将文化资本定义为能够创造新价值的价值，是文化因素的资本化，并提出文化资本体系由智力因素、制度文化、创新精神、人际和谐、生态伦理五个要素组成；陈长松认为文化资本可以理解为一种能力，包括语言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专业技能、个人的举止风度以及对成功的把握能力等；陈国民细化了文化资本概念，从学校文化资本的定义出发构建了一个生成、积累、转化和再生产动态变化的多层次概念框架；仇立平等将文化资本的概念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进行了界定，从狭义工具性变量拓展到广义的资源整合、促进流动；沈再新以民族研究的视角从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两方面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具体的内容要素分析。随着文化资本研究的深入，文化资本被一些学者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国家文化资本的视角进行理论构建，加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研究。任勇从国家层面进行了文化资本的研究，指出国家自身所积累起来的文化品性直接影响国家能力建设，中国文化传统的整合与转换是国家借助文化资本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许德金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文化资本”概念，并对概念的运用范畴及其功能进行了描画。另外，国内学者还进一步把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概念进行了比较，以便更清晰地呈现出文化资本的内涵：刘辉武对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进行了区分，认为文化资本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概念；王志明则进一步进行界定，指出人力资本偏重于个人能力，文化资本偏重于教育的社会建构。

3．文化资本分析与教育学相结合的应用性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结合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将文化资本与教育学，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相结合，开展了丰富的应用性研究。赵芳、黄润龙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群体文化资本缺失带来的心理融入困境；周小李从文化资本的性别差异入手，分析了文化资本性别弱势造成女大学生就业困境问题；吴愈晓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文化资本各分指标对中国城乡居民教育分层的影响；高宣扬以多学科视角结合文化资本的分析方法系统解读了流行文化的生成和影响机制，进而论析了流行文化通过符号、语言等对精神生活的渗透和影响，成为流行文化社会学分析中的代表性观点；郭凯、余秀兰、谢益民、陈卓等学者从文化资本的“场域”概念入手分析了教育场域尤其是大学场域中文化资本积累、分配以及再生产的差异问题。另外，在国内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关注到流动儿童、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文化资本获得和传递问题，结合文化资本具体化、客观化、制度化三种形态，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层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对国内学者论文成果的分析中，国内关于文化资本研究发文量最多的学者中，对本书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有直接借鉴意义的研究方向分别是：陈卓的研究视角是文化资本与高等教育问题，陈旭峰的研究视角是文化资本与农民工问题，王岳川的研究视角是文化资本基础理论研究，罗生全的研究视角是文化资本与学校课程建设，朱国华的研究视角是文化资本基本概念梳理，李昕的研究视角是文化资本与符号消费等，其他作者的研究情况在后面的文献计量分析中会具体呈现。

国内学者对文化资本的研究还借助于计量分析手段，对资本存量进行定量测量，这为本书后续研究中文化资本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金相郁、武鹏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均值化方法计算出省级区域的文化资本存量水平的横截面数据，并进一步验证了文化资本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孙远太以国外文献中常用的指标（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测量文化资本，并检验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两个假设在国内的适用性问题；仇立平、肖日葵通过广义文化资本的测量，用实证研究证实文化资本影响个人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且这种影响具有持续稳定的作用。

（三）文献计量分析

1．文献的数据库选择和数据统计

从1995年的起步研究以来，文化资本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研究领域的论文成果逐年增多，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动态追踪文化资本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可以了解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Ⅲ，对文献分类排序特征、关键词等方面的信息归集，全面了解目前学者在文化资本研究方面，尤其是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上的集聚特点，以期分析结果可为本书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选择的期刊、作者、关键词等文献数据信息来源于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检索主题词为“文化资本”，检索时间段设置在1995—2016年之间，检索论文来源类别设置为全部期刊，最终检索到有关文化资本研究领域的文献共计3768篇，删除会议记录、会议通知、新书评介、编辑部寄语、机构介绍、通知宣传稿件等非学术研究文献，共筛选出有效文献3407篇，检索及更新时间截止于2017年1月30日（如图1所示）。从1995—2016年期间文化资本研究领域的发文量的年度分布来看，国内学者越来越重视文化资本方面的研究，发文量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

2．关键词的共词聚类分析

（1）作者分类排序特征。

通过CiteSpace软件进行文化资本研究领域的发文作者及被引作者的统计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作者极为分散，所属学科也较分散，因此没有形成很明显的作者聚类群，无法形成作者群的知识图谱。统计数据库内，1995—2016年发表过文化资本领域相关主题论文的作者共计743位，其中发文量最高的作者是张鸿雁（44篇，起始时间为2002年），其重点研究领域为“城市文化资本”，其次是陈卓（27篇，起始时间为2008年）和徐望（19篇，起始时间为2012年），前者的重点研究领域为文化资本与教育，后者为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发文量居前的作者还有陈旭峰（18篇，起始时间为2010年）、曾文雄（16篇，起始时间为2011年）、李敏（15篇，起始时间为2003年）、陈赞晓（15篇，起始时间为2007年）、王岳川（13篇，起始时间为1998年）、罗生全（15篇，起始时间为2010年）、朱国华（11篇，起始时间为2001年）、叶舒宪（11篇，起始时间为2005年）、李昕（11篇，起始时间为2008年）。

（2）关键词共现矩阵。

在关键词的计量分析方面，CiteSpace软件的主要功能是对输入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和生成矩阵，据此获得关键词共现矩阵，具体步骤如下：①对文化资本研究领域的文献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数据进行基本的梳理和筛选，确保其属于文化资本研究领域；②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规范化处理，将关键词的同义词或缩写词进行规范，部分关键词进行大类合并; ③对软件参数进行设置，分析内容设置为关键词提取，阈值分别设定为（25,24,20）（4,3,9）（3,3,9）。

运行共获得453个高频关键词，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谱中对关键词节点的大小对比，反映出其在数据库中出现的相对频次，连线则表示节点间共现关系的强弱，决定了关键词间形成聚类的可能。图谱中“文化资本”（Freq=2263）、“文化产业”（Freq=643）、“场域”（Freq=288）是共现频次最高的三个关键词。关键词共现频次居前列的还有“布迪厄”“文化创意产业”“社会资本”“惯习”“教育平等”“区域实例”“民族文化”“文化再生产”“社会分层”等。高频关键词所表示的研究内容反映出1995—2016年文化资本研究领域的主体内容，构成理论研究领域知识网络的主要路径。

（3）共词聚类分析。

在进行聚类分析时借鉴了卡龙等（Callon, Courtial & Laville）的聚类原则，通过构造余弦指数来识别研究的大类和内容，由此将453个关键词划分出74个聚类。其中部分聚类只有两个关键词聚类成员，且不能准确反映此聚类所代表的研究方向，因此删除无效聚类，最后形成61个聚类。根据每个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可以概括出该聚类的名称，61个聚类名称就是该领域主要研究内容的合并，详见表1。

3．战略坐标图的绘制

战略坐标图是以各聚类新颖度和关注度指标数值为依据绘制的二维平面图（图2），四个象限内各聚类的分布位置反映出其所代表领域的研究现状分区及未来的可能发展或变化。其中，新颖度指标反映每个聚类中各关键词成员平均共现时间与全部关键词平均共现时间的离均差，负值表示该聚类研究起始时间较早，正值表示该聚类研究起始时间较晚；关注度指标反映每个聚类平均共现频次与全部关键词平均共现频次的离均差，负值表示该聚类研究内容受关注程度较低，正值表示该聚类研究内容受关注程度较高。

根据CiteSpace可视化软件生成的数据进行关注度和新颖度计算，可得出如表2中所示的指标数值，将新颖度（纵轴）和关注度（横轴）绘制成战略坐标图，各聚类的二维坐标决定其在战略坐标的象限位置。在战略坐标图中，61个聚类中有3个聚类分布于第一象限（聚类5、25、27）,31个聚类分布于第二象限（聚类2、4、11、13、14、15、17、18、20、21、23、24、34、35、36、39、42、43、44、47、48、49、50、51、52、53、54、55、56、60、61）,17个聚类分布于第三象限（聚类1、7、9、10、22、29、31、32、33、37、38、41、45、46、57、58、59）,10个聚类分布于第四象限（聚类3、6、8、12、16、19、26、28、30、40）。

位于第一象限的聚类5、25和27，其关注度和新颖度均＞0，位于研究核心型区域，表明其所代表的内容在1995—2016年期间的文化资本研究领域中研究较为成熟，即属于文化资本研究领域的热点和核心内容。具体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学校体育”“资本积累”等相关内容。

位于第二象限的聚类2、4、11、13、14、15、17、18、20、21、23、24、34、35、36、39、42、43、44、47、48、49、50、51、52、53、54、55、56、60、61，这31个聚类的关注度＜0，而新颖度＞0，位于研究潜在型区域，表明其所代表的内容是在1995—2016年期间的文化资本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学术研究热点，但是关注度还不高。这些研究热点或将成为以后学术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领域，具体包括“学校文化资本”“知识分子介入问题”“文化推动力”“发展型消费”“文学研究”“城市融入”“影子教育”“文化生态”“影视文化”“教育分层”“文化危机”“互联网+”“人才培养质量成本”“阶层再生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理论”“企业家文化资本”“少数民族文化”“农民问题”“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新型城镇化建设”“国家文化资本”“文化全球化”“阶层固化”“职业技术教育”“创意指数”“辅导员场域”“文化艺术”“文学场”“文化创新”等相关内容。

位于第三象限的聚类1、7、9、10、22、29、31、32、33、37、38、41、45、46、57、58、59，这17个聚类的关注度和新颖度均＜0，位于研究边缘型区域，表明其所代表的内容是在1995—2016年期间的文化资本研究领域中关注程度不高，且在时间上研究较为靠前，近些年研究较少的领域。具体包括“城市文化资本”“农村转移人员”“现实社会意义”“教学惯习”“粗俗文化批判”“农民工子女”“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符号”“中国文化”“消费文化”“人文精神”“择校问题”“符号暴力”“大众文化”“企业文化”“民族精神”等相关内容。位于边缘型研究区域的聚类，其研究状态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曾经为文化资本研究领域的热门选题，但由于其具有时效性或其他原因，这些聚类最近已经退出学术研究的主流；另一种情况是在1995—2016年间文化资本研究领域中一直受关注度不高，近几年仍研究相对较少的领域。

位于第四象限的聚类3、6、8、12、16、19、26、28、30、40，这10个聚类的关注度＞0，而新颖度＜0，位于研究基础型区域，表明其所代表的内容在1995—2016年期间的文化资本研究领域中虽然不是新的研究热点，但受关注度一直较高。具体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运作”“场域位置”“文化产业”“科研评估制度”“区域实例研究”“文化经营”“学校考试与课改”“高等教育研究”“城乡差异”“经济发展”等相关内容。

通过对CNKI数据库期刊文献的分类排序特征、关键词等方面的文献计量分析，可具体描述文化资本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以及关注度和新颖度。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书研究进行的文献计量分析中，CiteSpace软件本身以及数据库数据收集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数据规范化处理过程中阈值的设定以及数据检索条件的设置等。数据库样本量存在一定差别，可能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改进。

（四）文献综述评析

当前理论界对于文化资本的含义并未达成共识，但一些基本属性是普遍认可的：文化资本在一定场域中具有对人类行为进行约束的规范作用以及可以为人们带来收益的属性，通过教育形式可以使个人形成一定的文化资本积累，并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转换为相应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系统提出发生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资本概念进行的非经济学的解读，但布迪厄本人的研究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借助了多学科的理论交叉方得以完成其资本理论体系的构建。因此，此后的学者们在不同学科领域进行了各自的研究，在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互动演进中，学者们对于资本的认识不断地深化，为研究者建立新的理论范式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普遍的方法论价值，为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分析之间架设新的通道、寻找新的理论支点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启迪和逻辑基础。文化资本理论对于马克思资本理论非经济的解读视野，给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维度。特别是基于聚类分析视域下对文化资本研究的梳理，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带来以下启发：

第一，研究基础型区域可以提供理论分析的方法借鉴。文化资本研究基础型区域是目前这一领域研究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这一区域诸如聚类“文化资本社会运作”“场域位置”“学校考试与课改”“高等教育研究”“城乡差异”等，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成果或成果群。这些已有的理论研究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的研究提供文化资本分析的视角和方法借鉴。

第二，研究潜在型区域的研究有待挖掘。“学校文化资本”“教育分层”“人才培养质量成本”“阶层再生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理论”“农民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辅导员场域”等都是新颖度较高的研究领域。根植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厚土壤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旗帜鲜明地聚焦此类中国问题，并结合国外理论借鉴的比较研究，推动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符合中国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因此从文化资本研究潜在型区域入手，亦可为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网络时代的虚拟化与社会化交织，加速文化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国家文化资本”的研究吸引越来越多学者参与，同时，“文化全球化”带来教育环境和教育载体的复杂与变化，“大数据”“互联网+”等研究领域推动了传统研究与信息化视角的融合，“文化推动力”“文化创新”“文化价值”等研究领域的新颖度也较高，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研究领域并不陌生，为文化资本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的融合提供了更多理论上的支撑。

第三，跨学科的合作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相关学科的理论前沿保持对话和沟通，通过严格的筛选与整合汲取其知识养分，才能始终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生命力。从文化资本研究领域的知识网络图谱来看，虽然研究学科众多，但是部分学科的聚类效果并不明显，可以进一步加强与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合作，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研究为根基，借鉴多种学科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及分析工具，拓宽研究视野。

总结文化资本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本质上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文化资本亦是如此，以“资本”阐述问题最终的指向是“人”。因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的研究需要辩证地看待文化资本。一方面，文化资本发展在上升意义层面意味着文化资本形成的生产力是一种强调与人的发展协调、统一的社会生产力，也正是要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资本过度扩张会造成片面追求商品化的文化发展，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生态和生存圈内的关系失衡。因此需要把文化资本问题置入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中，反思文化资本对人类社会结构、文化选择、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精神信仰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层面亦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需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这样辩证视野中的研究分析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提供新的方法借鉴。

四、研究方法

本书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四种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对文化资本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广泛且细致的搜集、分类和整理，并通过文献计量的相关软件如CiteSpace软件等进行统计学上的分析，以期在数据上为文化资本现有理论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的借鉴提供更多的论据支撑。

2．系统分析法

借鉴文化资本分析方法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的文化向度研究是一个系统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既要有文化资本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关系的阐释，又需要分别从文化资本分析中的场域、符号弱势、惯习等概念入手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中的接受资源、接受环境、接受过程、接受效果等方面进行探讨，继而需要从文化资本语境中整体看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完善进路。这是一个体系化的分析过程，需要有系统的思维。

3．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的研究，不仅注重运用逻辑思维方法进行理论论证，而且重视运用历史方法理解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重要资源的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及其资本化形态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内在互动。借助文化资本场域概念进行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环境分析，实际是把场域共时性考虑在其中进行的理论分析，而借助惯习概念进行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分析，实际是把惯习历时性考虑在其中进行的理论分析。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分析中，应力求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通过进行逻辑思考，以文化资本分析方法的视角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的脉络。

4．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分析

通过在权威网站获取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筛选出青年群体的样本数据，利用SPSS统计学软件建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定量分析，以期分析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对公平感、信任感、幸福感、职业价值观、主流价值观一致度五个方面的影响，这五个指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关注的重要维度，可为后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的分析提供实证支撑。

五、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

一是利用文献计量分析软件进行论文数据库的大数据收集，以绘制战略坐标图的方式呈现文化资本研究领域的关注度和新颖度，以期实现文化资本分析方法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更好地融合。

二是在接受资源研究方面，从文化资本三种形态入手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资源，研究如何使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本以适当方式“入场”，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有效资源；在接受环境研究方面，以文化资本分析中“场域”理论为基础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环境的研究，进而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场域环境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接受过程研究方面，分析文化资本的符号弱势，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的分类指导，从经济困难大学生群体、女大学生群体、大学生职业观教育等方面进行拓展研究，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的理论成果；在接受效果研究方面，以文化资本分析中“惯习”理论为基础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的研究，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实现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并考虑到大学生群体惯习合力的塑造，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亲和力。

三是在文化资本语境中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完善进路，借鉴传播学、社会学等分析方法，从信息媒介场域、文化符号互动、精神需求层次性以及文化资本的意识形态属性等方面进行进路分析。联系文化资本研究自身的学科交叉的特点，利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的研究。

四是选择权威数据资源（CGSS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样本进行分析，构建计量模型，尝试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三种形态文化资本对于代表群体（青年群体）关键指标的影响，为大学生群体理论分析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社会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将社会学调查中的公平感、信任感、幸福感、职业价值观、主流价值观一致度等指标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相结合，探寻这种研究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