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返回纳塔尔

纳塔尔的欧洲人正在心烦气躁之际，听说我和家人搭乘“科兰”号回到了纳塔尔，而“科兰”号和同时抵达的“纳德利”号分别搭载了三四百号印度乘客。这个消息更是火上浇油，让他们怒火中烧。纳塔尔的欧洲人召集大型会议，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对船上的印度乘客，尤其是对我，与会人士大批特批。两艘船是按计划到达的，现在却被说成是印度人对纳塔尔的“入侵”。会上发言的人说是我把这八百号乘客弄到纳塔尔来的，还说这是我企图让大量的自由印度人涌入纳塔尔的第一步。与会者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禁止这两艘船的乘客（包括我在内）上岸。会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如果纳塔尔政府无意或无法阻止这些乘客上岸，委员会就自行组织人马，阻止乘客上岸。就在同一天，这两艘汽轮船抵达德班。（P.87）

读者们应该记得，也是在1896年印度出现了第一例腺鼠疫。但因为当时《移民限制法》还未出台，纳塔尔政府难以从法律层面上阻止我们上岸。不过政府是完全支持上面提到的这个欧洲人委员会。当时还在世的政府官员艾斯孔贝先生就在该委员会的议程中挑大梁。他就是议程的推手。所有的港口都执行这样的一条规定，凡船只有传染病人或者来自传染区，必须被隔离一段时间，不得靠岸。这种管制只能基于卫生原因，而且应该由港口卫生官员下达命令。但是出于政治动机，纳塔尔政府却恣意执行这条规定。两艘船上明明没有传染病人，却被扣留了23天，远远超过正常的隔离时间。与此同时，欧洲人委员会继续活动。作为“科兰”号的船东及“纳德利”号的代理商，达达·阿卜杜拉公司主管遭到严词威逼。委员会一方面以利诱之，让他们遣返乘客，另一方面又威胁说如不照办，就让他们关门大吉。（P.88）不过达达·阿卜杜拉公司的合伙人并非怯懦之辈。他们说就算公司破产也不在乎；他们宁可斗争到底，也不会受人要挟，犯下将这些无助无辜的乘客送回印度的罪行；他们也是爱国斗争的个中老手。公司的资深律师，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劳顿先生（F.A.Laughton, K.C.）同样勇气过人。

幸运的是，当时还在世的曼苏克拉尔·希拉拉尔·纳扎尔先生也在此期间抵达非洲。他是位来自苏拉特（Surat）的刹帝利绅士，也是已故法官纳纳拜·哈瑞达斯大人（Justice Nanabhai Haridas）的侄子。不过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的工作情况。搭乘“科兰”号和“纳德利”号到达南非的乘客和我毫无干系，对此我无需多加自辩。他们大多数原本就住在南非，不少人的目的地是德兰士瓦。可即便是对这些乘客，欧洲人委员会也发出了威胁性告示。船长把告示宣读给乘客听。告示明确表示，纳塔尔的欧洲人情绪极为不稳，印度乘客如若罔顾警告企图上岸，守在码头的委员会成员会把他们统统推下海。我把告示内容口译给“科兰”号上的乘客们听。“纳德利”号上一名懂英语的乘客也把告示翻译给同船乘客听。（P.89）两艘船的乘客都断然拒绝返航，理由是他们中很多人只是过境前往德兰士瓦，而其余的乘客有些原本就住在纳塔尔，就算不是，也都有合法入境的权利，所以不管委员会怎么威胁，他们都决心登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这么一来，纳塔尔政府无计可施了。怎样才能强制执行如此不公平的管制呢？23天的隔离期早就过了。达达·阿卜杜拉公司寸步不让，乘客们也毫不退缩。不得已，政府在23天后解除了隔离，允许船驶入港口。在此期间，艾斯孔贝先生安抚情绪激动的欧洲人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他说道：“德班的欧洲人展示了令人赞叹的团结和勇气。诸位都尽力了。政府也帮了大家。那些印度人被扣了23天。诸位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社会责任感。帝国政府将铭感于心。你们的行动为纳塔尔政府扫除了障碍。不过现在谁要动用武力阻止印度乘客上岸，那他就是在损害自己的利益，也会置政府于难堪的处境。而且就算这样也阻止不了那些印度人上岸。（P.90）这些乘客也不是个个都有错。他们中还有妇女和孩子。他们在孟买上船的时候，也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因此我建议各位就地解散，不要阻止这些印度人。但我向大家保证，纳塔尔政府一定会获得立法会授权，限制新移民入境。”这只是艾斯孔贝先生发言的要义。尽管听众们大失所望，但因为他对当地欧洲人的影响力还是很大，所以大家还是听他的建议散开了，两艘轮船顺利进了码头。

艾斯孔贝先生捎来信，劝我不要和其他人一起上岸，先等着，晚上他会派一名水警警长护送我回家，不过我的家人可以随时上岸。这不是一道依法下达的命令，只是建议船长不要让我上岸，同时警告我大难临头。船长并无权强行阻止我上岸。不过我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最好还是听从这个建议。我没把家人送到自己的住处，而是送到了我的老朋友兼客户帕西·鲁斯通吉（Parsi Rustomji）家中，并告知我将到那儿与他们汇合。

乘客都下船后，（P.91）达达·阿卜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的私交劳顿先生上船见我。他问我为什么还没上岸。我说了艾斯孔贝先生的劝阻。劳顿先生不喜欢这个主意，说我不该等到晚上才像个小偷或不法分子一样悄悄摸黑进城，我应该马上和他一起下船，像没事人一样光明正大地走进城。我答道：“我自己倒是不怕。听不听艾斯孔贝先生的建议，只是个礼貌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得考虑到船长是否要为此事担责任。”劳顿先生笑了，说道：“艾斯孔贝先生都帮了你些什么，以至于你必须对他言听计从？而且你凭什么觉得他这么做是出于善意，而不是心怀鬼胎？城里的情况，艾斯孔贝先生在中间做了些什么，我比你清楚。”我摇摇头打断了他。“就算我们可以假定他是出于好心，”劳顿先生又接着说，“但我敢肯定，如果你听从他的建议，只会自取其辱。所以我建议，如果你准备好了，现在马上和我一起下船。船长是自己人，他的责任就是我们的责任。他只对达达·阿卜杜拉公司负责。（P.92）我知道船员会怎么看这件事，他们在这次斗争中已经表现得很勇敢了。”我答道：“那我们走吧。我没什么要准备的。缠上头巾就可以走了。和船长说一声我们就走。”我们和船长就此道别。

劳顿先生是德班市著名的年长律师。在回印度前我就和他交从甚密。遇上难打的官司，我总是求教于他，也常请他做我的资深顾问。他长得高大魁梧。

我们走的是德班的主干道。动身的时候约凌晨四点半。天有点阴，太阳还没升起来。徒步走到鲁斯通先生家至少要花上一个小时。码头上的人和平时一样多。刚上岸，几个白人男孩就看到我们了。因为我是唯一缠着特殊样式头巾的印度人，他们立马就认出了我，就开始大喊着“甘地”，“甘地”，“打他”，“围住他”，向我们冲过来。有人开始向我们扔石头。几个年纪大点的欧洲人也和孩子一道扔石头。慢慢地，闹事的人越来越多。劳顿先生觉得走路太危险了，就招手叫来一辆人力车。之前我从不坐人力车，（P.93）因为我深恶痛绝乘坐由人拉的车。但当时我上了车，实在是万不得已。这一生中我曾数次体验到，神要救的人就算自甘折堕也不会下地狱。要是我到现在还没下地狱，这并不是我的功劳。拉人力车的是个祖鲁男孩。那些欧洲大人和男孩威胁车夫，说如果他让我上车，他们就会揍他，把他的车子砸个稀巴烂。于是，拉车的男孩丢下一句“咔——（意思是‘不’）”，就跑了。我也就万幸避过搭乘人力车的羞辱。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走着去。一群暴徒紧随其后。每前进一步，暴徒的人数就变得更多。等我们到了西街，暴徒的人数已经很多了。一个体格强健的男人抓住劳顿先生，把他从我身边拉开。劳顿先生就没法跟上我了。身后的人群开始打我，石头像雨点般砸到我身上，随手抓到什么都扔过来。他们还扯下我的头巾。与此同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走上来，扇我耳光子，然后踢我。我扶着旁边一幢房子的栅栏，差点就昏倒在地。我喘了几口气，眩晕感过去了，就接着往前走。（P.94）当时我差点儿就放弃活着回家的希望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即便那时，我也不怪这些打我的人。

正当我踉踉跄跄前行之际，迎面走来了德班市警察局局长夫人。我们交情颇深。她是一位勇敢的女士。虽然天上阴云密布，太阳还没升起，她打开遮阳伞保护我，和我并肩前行。欧洲人不会羞辱有身份的女士，尤其对方是受人爱戴的警察局老局长的夫人，他们也不会伤害她。打我的时候他们得避免伤到她。所以有这位夫人护着，我后来受的伤不太重。与此同时，局长大人听说了我被群殴的事件，派出了一队警员保护我。警员把我团团围住，把我顺路送到了警察局。到了那儿，我看见局长正等着我们。他提议让我在警察局避过风头，我感激万分，但婉言拒绝了，我说：“我必须到我的目的地。我相信德班市的市民是公平的，我也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感谢您派警队来保护我。也感谢亚历山大夫人（Mrs.Alexander）帮着保我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