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志》出版説明

《長安志》二十卷，北宋宋敏求撰；《長安志圖》三卷，元李好文撰。

宋敏求，字次道，趙州平棘（今河北趙縣）人。仁宗天聖二年（公元1024年），以父宋綬蔭官入仕，初授秘書省正字，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官至右諫議大夫，加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復加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事具《宋史》與《東都事略》本傳，以及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收録之范鎮撰《宋諫議敏求墓志》。

敏求家富藏書，博學多識，歷任館閣校勘、修《唐書》編修官、《仁宗實録》檢討官並同修起居注、史館修撰等有關著述的職事，除參與修撰《唐書》（即歐陽脩、宋祁主持編修之所謂《新唐書》）和《仁宗實録》，以及本人文集數種凡四十八卷之外，尚補修唐武宗以下六朝實録一百四十八卷，編輯《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二卷，輯録石刻漢唐間人詩一千一百三十篇爲《寶刻叢章》三十卷，以韻類次《宗室名》五卷，所撰著書籍另有《東京記》三卷、《河南志》二十卷、《三川官下録》二卷、《春明退朝録》二卷等。

此書爲古長安（今陝西西安）完整存世最早的志書，寫成於宋神宗熙寧八九年間，行世諸本卷首刊有趙彦若在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二月撰寫的序文。清四庫館臣評述此書内容，謂：“是編皆考訂長安古蹟，以唐韋述《西京記》疎略不備，因更博採群籍，參校成書，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郵驛，以至風俗物産、宫室寺院，纖悉畢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時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舉其處，粲然如指諸掌，司馬光嘗以爲考之韋記，其詳不啻十倍。今韋氏之書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贍，舊都遺事，藉以獲傳，實非他地志所能及。”（《四庫全書總目》之“長安志”條）因將此書列置地理類古蹟之屬。實際上，作爲北宋中期修撰的一部地方志，書中所記，並非僅限於唐長安之古蹟，而是在立足於趙宋本朝地理的基礎上，溯及周秦漢唐各個時期的遺蹟和建置。

在現存宋代方志中，長安志成書時間較早。與唐代以來的州郡圖經相比，長安志突出體現了宋代新型方志的兩大特色：一是側重歷史古蹟，二是文化性明顯增强。出現這種情況，首先是由於仁宗慶曆以來學術風尚的變化，引發人們探索古代器物、歷史遺迹和各地歷史文化的欲望。因此，宋敏求的《長安志》和先此所撰《河南志》，俱以側重記述往古“興廢遷徙”之蹟而著稱於時（宋司馬光《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五《河南志序》）。顯而易見，宋敏求此書，對研究宋代以前特别是周秦漢唐時期的長安城及其周邊地區的地理和歷史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唐代的州郡圖經，都有地圖與文字相輔而行。記述以往的地理和古蹟，地圖的作用愈爲重要。美中不足的是，宋敏求的《長安志》没有配置地圖。有鑑於此，陝西諸道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好文，於元順帝至正二年九月編著地圖三卷，並輔以文字記述，“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所以圖爲志設也”（《長安志圖》卷首李好文序）。此《長安志圖》撰成之後，一直如李氏所愿，附著於《長安志》書前以傳。惟清修《四庫全書》時，館臣闇昧，妄加揣測，誤以爲是書本名應爲《長安圖記》，並謂“好文是書，本不因敏求而作，强合爲一，世次紊越”，硬行將其拆分爲兩書，“各著於録”（《四庫全書總目》之“長安志圖”條）。這種做法，明顯違背李好文的本意，理應予以更正。

傳世《長安志》版本，以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孟秋陝西郃陽書堂刻本最早。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十月，西安知府李經重刻此書，也有印本存世。相互對比可知，這兩部明刻本應當出自同一元刻祖本。成化本和嘉靖本在清代都很稀見，讀者多憑傳寫，以至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陝西巡撫畢沅再次校刊時，也只能依據輾轉出自成化本的一部抄本。與畢沅刊刻此書約略同時，清廷亦將其校勘寫入《四庫全書》。畢沅刻本隨後匯入所纂輯《經訓堂叢書》，亦稱經訓堂本（或以畢氏齋號稱爲靈岩山館刻本），世間傳佈較廣，清人始獲通行讀本。此本復有清末王先謙重刻本和民國二十年長安縣志局鉛字排印本，流行更爲普遍。

以上各本都有很多文字訛誤，需要勘正，因不揣謭陋，試予點校。點校過程中，成化、嘉靖兩本文字異同的覈對，以及全部書稿的謄清校對、《長安志圖》各幅圖面上文字的校勘，由郎潔負責；我本人則負責其他標點和校勘事宜。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榮新江教授，惠予明成化本的復印本，爲點校此書提供了重要幫助；日本中央大學妹尾達彦教授，在多年前惠予静嘉堂文庫藏朱彝尊潛采堂抄本的復印本，亦多有助益。在此謹致以誠摯謝意。

2011年12月19日

（附案：點校本《長安志長安志圖》，三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