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定义

古代国家的统治形式主要是君主制，而西方的政治理论大都推及亚里士多德的多种政体学说，其实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理解，只限于希腊一隅。希腊在小国寡民的条件下，出现了各种政体，所以他提出了三种政体和三种变态政体，可是世界古代史上政治组织的主流是君主制，而后来希腊、罗马的发展也都归于君主制，所以我们应该从君主制出发讨论问题。

君主制简单说来就是一人独裁的政权，君主是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者，我们现在说的君主握有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大权，是现代人的认识，古代并没有这样的区分。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制出发，谈到君主制的变种是僭主政体。他由于受到波希战争的影响，说波斯的统治类似于僭主统治，是专制统治，这样君主制比僭主制优越，也就是比专制优越。亚里士多德的君主制，是从城邦出发来讲的，后来的西方学者根据这一路径，也区分君主制和专制，所以他们说的君主制或者是城邦式的，或者是封建（狭义的封建）君主制。他们在并不了解西欧以外国家政体的情况下，就已经把它归之于专制统治了，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由来。之后里程碑式的看法是前面指出的孟德斯鸠、黑格尔、魏特夫，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化。直到今天，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也是这一看法的典型之一。

这里说的专制主义是指一种政体，一种政治组织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国家体制。这种政体应该有下列特征：一是在这些国家里，名义上由君主一人进行统治，君主享有最高权力；二是已经形成相对独立于宫廷的官僚机器，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三是建立了由国家（君主）指挥的军队，成为保卫国家和进行扩张的有力工具；四是形成了有效的财政系统，以支持官僚与军队的存在与运转；五是人民不受地方贵族、地主的控制，由政府直接管理广大的“编户齐民”。当然，专制制度在各国形成的时间不同，存在的时间也或长或短，发展的过程也不一致，这些总结只是大致情况。

专制主义统治在古代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是合乎当时的社会条件的，这种条件简单说来就是农业生产为主，生产力不够发达，商品经济相对弱小，为了维持内部稳定和对外保卫或扩张，需要统一的政府力量管理。因而专制主义是一种进步，它的进步性表现为：一、社会比较安定，虽然地方割据势力在专制统治下也并不能完全绝迹，但相对来说割据势力活动受到限制，政府运转作用加强，盗匪、恶霸势力受到削弱。中国历史上的打击豪强、铲除兼并之家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二、在政府有效管理的条件下，人民生活比较安稳，能够利用当时的生产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遇到特别情况，税收负担应该不会太高，起码是有规定数量的，剥削有一定限度；三、工农业生产、商业具备了更好的发展条件，或者直接受到国家、政府的提倡与指导，法国路易十六时期大量发展官方工业，彼得大帝学习西欧国家，推进本国改革，使俄国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中国的官方工业一直是全国生产技术最先进的创造者，许多发明、发现都由之而来；四、文化、教育事业受到国家的提倡和支持，具备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呈现繁荣景象；五、在有效的政府主导下，能够举全国之力办大事，出现了许多有利社会发展的工程，如中国的长城和运河、罗马的大道和引水管道、俄国的圣彼得堡的修建等。

专制主义不是无限王权，而是有限王权，虽然它在各个国家受到的限制不同，但是它大致上都受到法律的限制、习俗的限制、官僚机构的限制，各种社会力量的限制，特别是下层人民反抗力量的限制，所以它并不能随意作为。历史上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统治者一人取得绝对的权力，不受约束，不受限制，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也还是受他所处的时代条件限制的）的情况。但这和当时的政体没有太大关系，君主制、共和制、城邦制，甚至民主制、民主集中制下，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倾向于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个人独裁，而不是一种政体。

当然，作为古代的一种统治形式，专制政体下君主、皇帝具有独断权力，英明君主高瞻远瞩，会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做出重大决策，加速社会发展，使国家、人民享受好处。这些君主往往事必躬亲，宵衣旰食，像路易十四、彼得大帝、朱元璋，都是这样的帝王。但独断的君主也往往会因为个人好恶决定政策，造成许多消极后果，甚至造成很大破坏。这也是我们在评价专制主义统治时必须看到的。

东方专制主义者区分东西方专制，首先就是说西方君主制由君主与臣民的契约建立，而东方没有这样的契约。我已经指出，西方的王权契约论，开始于西欧中世纪教权与王权斗争时期，到宗教改革新教与天主教斗争时更为热烈。这时在天主教统治下，王权神授思想已经成立，人们都相信王权是神授的，是来自上帝的，可是教会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主张世俗权力由教会权力而来，教权高于王权。当时出现了一本名为《论反抗暴君的自由》的小册子，说国王是由上帝和人民设立的，设立时存在着两个契约，一个是由上帝、国王、人民订立的，另一个是由国王和人民订立的。前者的义务是虔敬，后者的义务是公正，即国王应该对上帝虔敬，对人民公正。如果国王不能公正地对待人民，那就会变成暴君，人民有权起来反抗，甚至废黜他。[136]在斯图亚特王朝和英国革命时期，王权契约论成为各派斗争的一个焦点，保王派认为英国王权由诺曼征服而来，所以建立了专制王权，王的意志就是法律。反对国王的一派则引用像加冕誓词等来说明王权契约的存在。思想家霍布斯则用契约论来论证专制王权的起源。他说为了防止原始状态的混乱，大家订立契约，每个人都授权给一个人或一个集体，这个人或集体就是主权者，主权者大权在手，大家只能心甘情愿地服从，否则便是不义。18、19世纪，西欧关于王权契约论的说法很多，大都是用来证明西方民主的起源的。[137]其实，王权契约论是西欧政治理论中的一个虚构，没有事实证明国王和臣民之间曾经存在过什么契约。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人类在国家形成之前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组成为氏族、部落的集体，所以根本不可能一个个地订立什么契约或者和国王订立契约。这只不过是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今天我们完全用不着为这一虚构而相信东方专制主义的邪说了。

区分东西方专制的第二个重要论点，就是西欧贵族势力强大，和国君分庭抗礼，东方国家没有这样的贵族，有的就是奴才式的官僚。西欧国家是到了专制时代才有官僚的。强大的贵族是西欧民主的源头之一，像英国的大宪章那样。从历史上看，无论在哪个国家，严格区分贵族和官僚都是困难的。西方学者从封建国家的思维出发，认为封建时代没有官僚，国君被政治、经济独立的贵族包围。我已经指出，像英国的封建时代，官僚体系不仅存在，而且有相当良好的组织和运行机制，[138]其他国家也差不多。充任官僚的人，大多数是贵族。作为独立性强的贵族，当然和国王有矛盾的一面，但是他们同是统治阶级，基本的利益是一致的，矛盾终归是次要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发达，但是也有士族存在，也有作为独立割据势力的藩镇、封建亲王等。

西欧贵族势力，无疑比中国古代的强大，在它进入专制统治时，地方政治组织四分五裂，中央集权不够，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才消除了这些危害。但是贵族强大和所谓“民主”没有什么联系，英国的大宪章是一个封建文件，是封建主向国王要求肯定或恢复其特权的文件，和民主自由没有关系。[139]

西方学者区分东西方专制的第三个重要论点，是说东方的专制不受法律限制，西方的专制王权仍然受法律的限制，仍然受中世纪时王在法下的传统影响。例如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国王要得到议会同意才可以制定法律。法国也有巴黎高等法院对国王立法的限制，国王的立法要经过它登记方才有效。不过在专制王权时代，这些限制只是徒具形式而已。英国都铎王朝时，在不召开议会的情况下，国王就可以在咨议会上制定法律，这种法律被称为宣示（proclamations），在伊丽莎白统治的540个月里，她制定过几百件这样的法律。[140]而在法国，据16世纪的塞思尔所说，巴黎高等法院登记国王的法令，不只具有消极意义，它还使国王的法令更有权威，更利于统治的稳定。[141]这就如我国古代的中书、门下起的作用一样，“驳正违失”，使君主的决策更适合具体情况，利于统治。东方的专制一样也受法律等的限制，以中国古代来说，古代的帝王、皇帝，按照传统，都必须遵守礼的规定，不能违反。而礼在中国古代，就是自然法，就是限制王权的一种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