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虎的奇迹

孔子从齐国归来后的十年，就是40岁到50岁之间，他在鲁国的生活相对平静，没做官，主要是招徒弟，讲学。这是他的学术声誉迅速增长的时期，很多有名的弟子，都是这个时期投到他门下的。

这十年，也是阳虎在鲁国最成功的时期，特别是后几年，他实际上掌握了鲁国政权。

孔子外表不动声色，但内心充满惊奇地看着阳虎日渐发达。这个和他身份相同的小贵族，居然在短短数年里，爬过了身份等级的重重壁垒，日渐接近权力顶端，直到整个鲁国都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阳虎为什么能成功？孔子一直试图解释这个问题。

阳虎这人，从有限的史料记载看，是个直脾气，不怕死，能打仗，赳赳武夫，个性是老式贵族或者说早期贵族的典范。他崭露头角受到季平子提拔，就是当年鲁昭公流亡时，他去攻打郓城。此后，他在季孙氏家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孔子47岁这年，季孙和叔孙家的族长——季平子和叔孙成子相继去世了，继承人都还年少。如今三桓家族里面，资历最老的要算孔子的学生，26岁的孟懿子。这为阳虎专权创造了机会。

阳虎专权的起因，由季平子的丧事引发。季平子去世后，他的家臣要操办丧事，阳虎也是重要家臣之一。商量丧事规格的时候，阳虎提出，要拿季平子生前佩戴的一块玉石随葬。另一个季氏家臣仲梁怀不同意，说季平子不够格，那块玉本来是国君级别才能戴的。俩人这么结下了矛盾。

季平子生前为什么戴上了国君的玉佩？因为当年鲁昭公在外，季平子以国君身份代理祭祀先君，戴的是这块玉。

不久，刚继位的季桓子巡视自己的封邑，到了费城（今山东费县）。这里是季氏家族封地的中心，也是阳虎重点经营的地方，本地管家叫公山不狃，是阳虎的死党。公山对季桓子一行很恭敬，季桓子也识趣，对公山很客气。但那个不识时务的仲梁怀就很不礼貌。

公山咽不下这口气，向阳虎报告。阳虎决定翻脸，先把季桓子和他哥哥抓了起来。仲梁怀见势不妙跑到了国外。另一个季氏家族的成员，公何邈，就没这么幸运，被抓住杀掉了。

次月，阳虎迫使季桓子与他盟誓，内容大概是季桓子承认阳虎首席家臣的地位，阳虎答应忠于季氏家族。

那时的人信神，他们相信，只要盟誓时向神献祭，神被召来享用了祭品，听取了双方的誓词，就会保障盟誓的效力，谁再违约就会受到神的惩罚。这样，阳虎当上了季氏家族的“宰”——首席大管家，实际上也就掌握了鲁国的政局。为落实盟誓内容，阳虎又驱逐了几个曾反对他的季氏成员。

次年，阳虎集合鲁定公、三桓族长和曲阜所有的贵族盟誓，要各家捐弃旧怨，一致支持国君鲁定公，其实这是他完全掌控鲁国的象征。孔子这时在鲁国生活，应该也参加了这次盟誓，他对阳虎的崛起充满好奇，又不知所措。

阳虎是季氏的家臣、管家，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职业经理人”身份，本来只能给老板打工，他却能掌控季氏家族的实权。按说这很不应该，但这种苗头，在鲁国已经出现过了。

在季氏上一任族长季平子的时候，有个家臣叫南蒯，他家连续几代人给季氏当管家。南蒯干的是费城宰，这里是季氏大本营，要用最放心的人去管理，还修了很高的城墙，万一哪天季氏和国君反目打起内战，这里就是最可靠的大本营。

季平子还没当族长的时候，就和南蒯的关系不太好，他上位后想找机会把南蒯换掉。南蒯也在防范季平子。他联络上了鲁昭公的一个兄弟，公子慭（音印），合谋制订了政变计划：赶走季平子，把季氏的所有封地、产业都上交给国君，由公子慭取代季氏的政治地位，南蒯则晋升为直接为国君效力的大夫，继续管理费城。

这个计划中途泄露，公子慭见势不妙，逃亡到齐国。南蒯则裹胁着费城的百姓叛乱，不再服从季氏的命令。季平子以朝廷的名义发兵讨伐，可惜费城的城防太牢固，用了两年时间都没打下来。

有人给季平子出主意：悄悄联络费城的其他管家，策动他们反对南蒯。这一次成功了，南蒯也被迫逃到齐国，投奔了齐景公。

齐景公对南蒯的态度也颇有趣，他依照国际惯例安顿了南蒯，还比较看重，有时让南蒯参加自己的宴会。有次齐景公喝多了，指着南蒯开玩笑：“你这个叛逆！”

南蒯为自己辩解：“我叛变季氏，是为了效忠鲁君！”

有个在座的齐国大夫看不下去了，指责南蒯：“身为家臣，就该一心为封主效力，你想越级讨好国君，这才是大罪！”

齐景公也不傻，他当然赞许南蒯对鲁君的忠心（也未必是真的忠心，但客观上对国君是有利的），但也不愿和国内那些大贵族公然作对，所以他接纳了南蒯，但说话间又要划清界限。

春秋的国君都要顾及大贵族们的想法；到了寡头政治的阶段，寡头们自己做主，甚至已经不用考虑国君的想法了。后世的中国文化人习惯了“皇权专治”和“民主共和”的二元划分，看问题非黑即白，思考历史的方式就从三维降成了二维，很难理解春秋寡头们的共和游戏规则，这个历史观的盲点可能会造成认知陷阱。

南蒯这次对抗季氏，发生在孔子22到24岁之间，他刚刚到季氏家当小职员的时候。一位经理人差点赶走了老板，侵占了老板的产业，这给孔子带来的冲击不小。他后来的政治主张跟这很有关系。

另外，公子慭这次逃亡到齐国，也有一点余波，就是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齐景公做夫人（老夫少妻）。再后来，鲁昭公逃亡齐国，他是景公夫人的叔叔，所以齐景公要把他招待好。齐景公这时齐国还没出现寡头势力坐大，所以是鲁国君主的一个不太得力的外援，晋国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说过南蒯事变，回来再说阳虎。他比南蒯更成功，把三桓家族和鲁定公都挟制住了，成了鲁国事实上的当权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就是因为鲁国的“寡头共和制度”有漏洞。一是缺乏竞争：三个家族世代专权，甚至排名都不变，三家当权者的素质难免越来越差。就像上一代的季平子，能力和修养都非常低。他们从生下来就养尊处优，当官也只管些台面上的礼仪、外交之类的工作，地方管理都交给了各种管家，不了解地方的基本情况，就给了管家们各种机会。第二个原因是，三家的权势都是一代传一代，但新继位的族长可能很年轻，掌控不了局面，有个权力空窗期。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就会出现阳虎这种管家当权的局面。季氏既然已经控制了鲁国，谁能掌握季氏家的权力，谁自然就能掌控鲁国了。

春秋开端以来，中原列国政治越来越无序，孔子专门总结过。他说：天下最有秩序的局面，是天子（周王）有实权，掌管文教（礼乐）和军事（征伐）；从西周垮台，春秋开端，王室的这个秩序就没有了。各诸侯国自己行使文教和军事权力，这还不算完全的失序，因为国君有权威，还能保证十代的安定。一代人执政的时间大概二三十年，十代就是两三百年。

但诸侯国君掌权的局面也不容易维持，会变成“三桓”这种极少数寡头家族的共和专权状态，他们联合垄断国家权力，世代传承。孔子说，这种政治规范，勉强能维持五代人——到季平子那一代，恰好是季氏家族的第六代人，已经开始没规矩了。

比寡头共和更糟糕的情况，就是阳虎这种管家篡夺了主人的权力，还掌握了国家政权。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陪臣就是阳虎这种当管家的小贵族。孔子说，这种局面，能维持三代人就不错了。

三代人，是近一百年的时间。孔子说这话的一百年之后，是公元前400年左右，战国初年，寡头共和制度真维持不下去了。但孔子也来不及看到了。

但“陪臣执国命”也暗示了一点改良的可能性。因为比起几家贵族的“共和”游戏，这时的权力总算集中到一个人手里了，陪臣如果给国君“奉还大政”，就像南蒯对齐景公宣称的那样，秩序就恢复了一部分。或者，这位陪臣索性废黜了国君，自己正式即位，那也会有高低尊卑、令行禁止的一套秩序。孔子说“三代”，留的余量很大，他也是在悲观里观望，看能不能找到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