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峰书院历史遗产刍议
摘要：独峰书院作为浙江早期书院之一，对处州地区的文化传承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拟通过对独峰书院的历史溯源，挖掘并提炼其在中国书院文化上的独特性，并从文化遗产方面探究其对浙中理学、道教、浙西南教育所发挥的功能及历史意义。
独峰书院，为仙都名胜古迹之一，书院坐落于浙江省缙云县好山山麓倪翁洞景区内，面好溪，为宋代理学家朱熹讲学地，独峰书院因朱熹而闻名，也因朱熹的讲学而发挥了纽带的作用。朱熹两次来缙云都在此讲学，门生众多。朱熹离开后，独峰书院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宋代后朱熹思想在浙西南的传播地，也是理学与心学、道学的交融之地，正因如此，探究其历史遗产与学术流派碰撞冲突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独峰书院溯源
朱熹（1131—1200），字元晦，号晦庵，人称晦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侨居建阳（今属福建）。19岁进士，历官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知漳州、潭州、焕章阁待制、秘阁修撰。他性格耿直，对金人入侵，力主积极抗战，反对和议。朱熹后期主要从事教育，广注儒家典籍，为宋理学之集大成者。
南宋淳熙八年（1181），浙东地区饥荒严重，朝廷派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朱熹拜命，深受百姓爱戴。元《仙都志》载：“宋淳熙壬寅（1182），晦庵先生持常平节上疏劾台守（唐仲友）未报，八月十八日，巡历到缙云县，倘徉于仙都山，以伺朝旨。”
朱熹醉心于仙都美景，有：“仙都山水似武夷”和于此“藏修为宜”之语。来缙云后，朱熹下榻唐代诗人徐凝故宅，追慕前贤，作《追和徐氏山居韵》七绝一首：“出岫孤云意自闲，不坊王事任连环。解鞍盘礴忘归去，碧涧修筠似故山。”
朱熹平生喜山乐水，《福建通志·朱熹传》说他“闻有佳丘壑，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携尊酒时饮一杯，竟日不倦”。所以进入缙云，仙都、雁门山等地的旖旎风光令他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他亲笔在倪翁洞题“初旸谷”三字。鼎湖峰附近有大小两石洞，与龟、蛇两山隔溪相望，原称“望龟洞”。因为朱熹游过此洞，且有“解鞍盘礴忘归去”的诗句，后人就将“望龟洞”改称为“忘归洞”，以示对他的纪念。
停留缙云期间，不失教育家本色的朱熹，以传道授业为己任，《缙云县志》记载“朱子持常平节，道经缙云，爱独峰山水，留居讲学”。朱熹在缙云时间不长，但却先后在雁门美化和仙都独峰设帐讲学。在美化讲学期间，有金竹朱氏六兄弟同拜其门下。在独峰讲学期间，邑人陈邦衡、陈邦钥等纷纷师尊之，永康陈亮弟子徐子才闻讯，也赶来参拜受教，可见其影响之大。
淳熙九年（1182）十一月，朱熹再次奏请奉祠以后。次年一月，朱熹又得以主管台州崇道观，从崇安赴台州途中，再次路过缙云。这一年，朱熹53岁，声望已高。第二次来缙云，他的学生陈邦钥写有《送考亭朱夫子赴天台》一诗。朱熹在缙云，因公事在身，不能停留多日，从朱熹到遂昌后上《辞免进职表》中，可知朱熹在“九月四日到遂昌”。从缙云经丽水、松阳到遂昌，途中以4日计，其在缙云时间只有7日。据《朱子年谱》所载，在缙云讲学期间，朱熹听说永嘉还留有秦桧祠堂，立即发布毁祠文告，痛斥秦桧的卖国罪行，显示了理学大师爱憎分明的刚正禀性和民族气节，也给缙云周遭学子树立了榜样。朱熹走后，陈邦衡建读书堂于仙都岩，专攻程朱理学，并初步形成了朱熹门生的学习场所。
朱熹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理宗绍定元年（1228），青田籍进士叶嗣昌以朱熹“于此有藏修之宜”之语，在鼎湖峰对岸，伏虎岩下创礼殿，作为理学讲贯（讲习）之所，以示对这位已故儒学大师的崇敬和纪念。据《仙都志》:“绍定戊子（1228），郡人叶嗣昌始就此创礼殿为讲贯之所。”宝庆三年（1228），在青田进士叶嗣昌提议下，朱熹门生在鼎湖峰对面的伏虎岩下创建礼殿，作为讲贯之所，以示对其纪念，并就此创礼殿，按照早期书院的礼制进行教义与管理，而且初步命名为独峰。南宋咸淳三年（1267），淳祐元年缙云籍进士潜说友（1216—1288），字君高，号赤璧子，曾任临安知府，官至代理户部尚书，封缙云县开国男，拨款扩建礼殿，广而新之，正式定名为独峰书院。也是在这一时期，缙云县美化书院开建。嘉熙元年（1237），在丞相乔行简（1156—1241，字寿明，东阳人）的倡议下，缙云知县陈大猷“以俸易其地”在朱熹讲学地金竹，兴建美化书院。但由于陈大猷升职历任，由当时的缙云县尉陈实续建并完成。
不过，对于“独峰书院”这一名称的正式确定，目前尚存争议。《仙都赋》和《缙云县志》关于独峰书院定名的时间仍存异议。据《缙云县志》记载，朱熹曾到雁门讲学，所以这里的争议很可能是以朱熹到来定名为书院的开始还是以建房后作为书院的开始。但可以确定的是，咸淳七年（1271）书院曾予以修葺。嘉熙年间（1237—1240）县令陈大猷于其地创书院，即定名为美化书院。其时，叶嗣昌“创礼殿”绝不会还没有书院名称的。所以独峰书院之名，不会晚于宋“绍定戊子”，可能比美化书院要早一些。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缙云县尹石谷重建大成殿和讲堂，至元二十六年（1289）落成，立《缙云县重建学记碑》。美化书院山长黄应元于书院旧址重建大殿，初步形成缙云县学和独峰、美化二书院的“三足鼎立”教育格局。元大德年间（1297—1307），孔子第四十世孙孔林，任独峰书院山长，以善本刻孔子像，立于仙都独峰书院内。
独峰书院于明洪武年间毁于大火。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时任江西道监察御使的缙云人樊献科（1517—1578，字文叔，号斗山）之母王氏亡故，选择在独峰书院遗址上建“天然泉石”一院，称仙都草堂，以供其父晚年安居和便于守孝之用。著名学者皇甫汸（1497—1582，字子循，号百泉）作《仙都草堂记》。此后，仙都草堂成为文人墨客们会文交友、诗词唱和之地。清康熙年间又毁。咸淳丁卯（1267）缙云进士户部尚书潜说友拨款扩建，名为独峰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缙云知县何乃容改址在好山脚下的“晦庵先生弥节于此”之处重建。有学者提出疑问，认为独峰书院原址（朱熹讲学处）和今址并非同一地点，但这种观点目前还缺乏有力的材料支撑，依然值得商榷、研究。
二、独峰书院在南宋书院中的地位
书院原为士子修书、藏书之所。唐宋以后，逐渐演变成聚徒讲学之地。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到缙云县的仙都、美化两地讲学，对本区书院的发展颇具影响。由此，缙云讲学之风鼎盛。书院的主持者称山长。经费主要来自院田田租，书院的教学活动采取自学、教师辅导和讲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自学为主，书籍资料由书院提供。诗书传家传统浓厚的浙江，曾经有很多个书院，不过传承至今，保存完好的仅有不足20座，独峰书院就是其中之一。
独峰书院直接促进了浙西南书院的兴盛和文化教育的繁荣，其中很多书院成为早期学校的前身。就处州地区而言，除了缙云的独峰书院、美化书院外，宋淳熙九年（1182），松阳县建明善书院，朱熹为浙东常平使者也至此讲学。宋瑞平三年（1236），龙泉建桂山书院、笏洲书院、仙岩书院。元代时期，处州地区的书院几乎没有太大发展，但明清时期，处州书院如雨后春笋，很多地方兴办了官方书院和私人书院，究其原因，多少是受了独峰书院的影响。明嘉靖四年（1525），知县方时雨又在缙云建五云书院，在其中专门设立朱子祠，正中供祀朱熹神像，旁祀供高足弟子黄直卿和蔡元定，缙云的弟子陈邦衡、陈邦钥也在陪祀之列。提学副使万潮在《五云书院记》中写道：“方子为是役既足特书，而崇祀文公，又所以昭示趋向，诸士子旦夕瞻仰有余师矣！”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知府高超建紫阳书院，紫阳书院是处州第一个官办书院，也是受了独峰书院的影响。原独峰书院毁后到清同治十二年（1873）何乃容集资修缮，历时三年，光绪元年（1876）落成，正屋三间三进，左右厢二十间，朱子及本县名人“禄位祠”三间，知县朱廷梁、何乃容，训导顾国瑞，拔贡樊保躬及沈怀珠、施则行等先后为《独峰书院志》作序。院门上石刻有同治举人赵保滋书“独峰书院”额，独峰书院由于在处州的历史影响深远，也是处州兴办最好的书院。
书院排名的说法始于宋代，山东徂徕书院、江苏金山书院、湖南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曾被并称为“天下四书院”。河南嵩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睢阳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曾被定为“天下四大书院”。民国时期的学者盛朗西撰《中国书院制度》，又列石鼓、白鹿洞、嵩阳、岳麓、睢阳、茅山为北宋六大书院。史学家陈登源撰写的《国史旧闻》一书则是在盛朗西的基础上，加列龙门、徂徕，合称八大书院。诚然，在今天来看，论名气，独峰书院在南宋确实不足一提，它最多只不过能属于二类书院，和当时的会文书院、桐江书院、万松书院、甬上证人书院、瀛山书院、五峰书院等在一个起跑线上，但笔者认为，其存在意义，或许并不亚于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丽泽书院。
原因有三。
第一，独峰书院对于传播吕祖谦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1206年，朱熹于1200年去世，吕祖谦于1181年去世，丽泽书院设于宋干道初（约1165—1166）。论建成年代，丽泽书院要早于独峰书院六十余年。但两书院相距不远，朱熹与吕祖谦又多有交集，既有欣赏又有冲突上的鹅湖之辩，朱熹把自己的儿子拜在吕祖谦门下，连姻缘都是吕祖谦托媒。在当时两人名气上不分上下，据此推断，独峰书院可能和丽泽书院要有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而这种碰撞，正是文化传播的关键。丽泽书院之所以后来能跻身南宋四大书院，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吕祖谦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和其特所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它处在浙中理学核心位置，与朱熹的联系尤为直接，而且与其是南宋“婺学”正统有关，文化精粹，故而能声名远扬。
第二，独峰书院是浙东南核心书院，承载着浙南浙北理学交流的窗口。书院所肩负的发展学术交流的时代使命，宋代书院尤其是南宋书院肩负着总合古今学说、集成学术、再造民族精神的时代使命。所以，书院自产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学生读书之事，而独峰书院又是集大成者朱熹的讲学地。缙云一直就有县学、书院传统，早在北宋年间，有“四举进士皆第一”的周启明就创办了讲学地，开启了缙云县重教兴学的风气。在明清时期，缙云的教化之风一直居于处州显学的位置。所以，从这层意义上看，独峰书院成为连接浙南浙北的重要窗之一口，是婺州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向处州传播的一个窗口，而成就其拥有了独特的历史地位。
第三，独峰书院为理学、道学多元融合提供了可能。朱熹在日常生活中，常与一些道士有着来往，据陈荣捷先生考证，朱熹与道学家的交集较之于北宋诸子为最多。朱熹与道士的交往包括吟咏题跋和同游，时常还接受道士提供的疗病方法，与一些道士交谊颇为深厚。他还收有道士为门生。其晚年因病求医，对道教的长生术很有兴趣。他对道教的调息法进行过研究，写有《调息篇》。缙云仙都黄帝宇祠恰恰正是道家文化繁盛之地，鼎湖峰为古书上的为黄帝飞仙地，有“北陵南祠”之称。朱熹在独峰书院为中心的范围内，有众多的门生和求学弟子，而这些弟子，也必然是其道学思想的传播者和研究者。
三、独峰书院的历史意义
朱熹两次莅临缙云，虽停留时间都不长，却影响极大，成为缙云崇教风气形成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离开后，儒学文化的种子开始在缙云大地上生根萌芽，“祭祀朱熹的书院一定以程朱理学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便遵循格物致知的路子”，并对后来浙江的浙西南文化传播形成积极的影响。
（一）对浙江理学发展的促进
宋孝宗干道、淳熙时期，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被称为“东南三贤”。吕祖谦是金华学派的奠基人，开南宋浙东学派之先声。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中说：“宋干、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庆元党案后，金华一批士大夫和吕氏门人建议将吕祖谦祖父吕中租住过公屋划出一半，为吕祖谦建祠纪念。知郡李大异拨巨款专藏吕氏著述，并设“丽泽书院”。南宋灭亡后，丽泽书院由金履祥司讲。金履祥系何基弟子，为金华学派之中坚。宋亡后，他即隐居不仕，专心讲学于丽泽书院，兼事著述，继续传授和发展“婺学”。朱熹思想因其弟子黄干的承续，在金华地区一枝独秀。
吕祖谦“丁忧”期间，曾在武义明招山几度聚徒讲学。因吕氏世家属名门望族，一门曾有17人中进士，名扬全国。吕祖谦在明招山服丧期间，弟子门生众多，盛况非凡。而据考察，壶镇吕姓实为吕祖谦后人，可以据此推断，独峰书院门生在南宋末期以及元初曾与婺州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必定多有交流，对推动浙中理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值得一提的是，吕祖谦之弟吕祖俭也曾讲学于丽泽书院，后又任职缙云县主簿，把吕祖谦的学术成就发扬光大。这样，朱学、吕学、陆学在浙中相互交流影响。
谢铎是“茶陵诗派”的一位理学家，曾多次到缙云拜谒朱熹讲学旧地。谢铎继承程朱理学，又有较高的史学修养，从而使其理学主张呈现出经史互证的特点。通过整理台州的乡邦文献，他形成了较完整的台学源流观，这为浙东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此外，谢铎的理学思想又对浙中阳明学派有深远影响，体现出浙东学术本身固有的特色品质，为浙东学术的嬗变、发展准备了条件，谢铎的理学思想体现出宋元以来浙东一派重史学、重躬行的学术特点。
这些事例说明，浙中理学其正是在不断的融合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中的门生，有部分人或其门生足迹在缙云停留过。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浙东理学由清一色的尊崇程朱之学，逐渐开始了向新起的阳明心学转化的过程。正如何乃云独峰书院云二记载：“‘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二语已足尽之，旁及独峰，下辟一境，所谓‘别有天地非人间者’，乡人告余日：‘此紫阳朱子讲学处’，理法渊源至今未坠。”
（二）对道教文化的影响
缙云是有名的道教文化衍生地之一，除了仙都宇祠外，南宫寺也是久负盛名的道观。独峰书院距离黄帝宇祠不过十里路，是道士们拜谒道教的必经之地。南宫寺原名荡青莲馆，为道教活动中心，香火兴旺。唐贞观元年（627）废，贞观十年（636）复置。其后几经兴废，先后易名括苍观、崇真观、九霄观，论道讲学之风浓厚。宋绍兴年间（1131～1162），观内藏书4565卷。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改观为寺，名景云寺，又易名南宫寺。南宋王朝处于“疆土日蹙”“国势阽危”之中，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他在崇尚理学的同时，仿效其前代君主加强崇道措施，希望用黄老学说的“无为”加强管理，其办法也不外乎为一些神仙人物和道派祖师以及死去的重要道士赐赠封号。宋王朝对于当时健在的一些道派首领，除赐赠封号外，还委以官职，以示崇敬。
独峰书院的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理学与道教的发展、融合。道教和黄帝文化联系重大，缙云县作为黄帝文化的飞升地，道教余脉兴盛。独峰书院距离黄帝飞仙地不足三公里，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独峰书院的处在理学与道学的支点上，为后代王阳明心学的创建提供了一种可能。南北宗在南宋的的融合间接促生了王阳明心学的基础。南宋政府还曾出现道教上层化倾向，道教与封建统治者的联系达到加强。道士安世通、徐通明、饶松等，则在此危亡关头挺身而出，以捍卫赵宋王朝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为之奔走呼号，最后甚至不惜以身殉国。道教的避世思想消弭，并出现国家之责任。“由于宋明理学的思想主导地位，道家道教为了生存和发展，又从宋明理学中汲取养分。由此形成了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之间互融互摄、相资为用的关系。”
所以胡适认为，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产品。其先天太极等，是道教的分子；又谈心说性，是佛教留下的问题；也信灾异感应，是汉朝儒教的遗迹。
（三）对浙西南教育的作用
朱熹为官仅有10余年，教学布道却有40年时间，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同时他也是经、史、文、训诂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晚年因韩胄排斥，学说遭到排斥、禁止，但后来却成为官方哲学，元代恢复科举后，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序；在明清两代被列为儒学正宗。在中国儒学史上，理学的作用和影响力仅次于孔子。理学传到了朝鲜，再传入日本，在日本一度形成朱子学热。朱熹的唯心论的唯理论体系对后人影响深远，成为科举考试命题范围的重要组成部分，间接推动了我国封建考试制度的发展。独峰书院周遭的求学遗风便得以保留下来，很大一种程度源自于朱熹的影响。
元至正年间（1341—1368），李阳冰裔孙李德大自仙居来缙云任美化书院山长，居县城东郭。其时缙云县最大的独峰书院已毁，美化书院地处偏僻却举行乡饮，延讲理学，美化山乡，成为浙江著名的十所书院之一。明代，县城东郭李氏支分宫前，李袭在浣堰头建鞠庄，其后李棠又辟小轩为藏修之所。民国时李官然创办广智初级小学，后改为景云乡国民中心学校，学田63亩，缙云的早期学校以书院的形式得以传承。
书院不仅仅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教育制度，更具有藏书、祭祀、国学研究、培养人才等方面的作用，“在民族自尊心达到一个低谷的现代时期，书院往往能够成为现代教育的补充，在青年‘为己’方面多做文章”。“先贤遗迹，一旦奋焉兴之，是举，也可友一乡之善士，即可友一国之善士，而并可友天下之善士矣，岂仅克前徽为一邑之光云尔哉？”朱熹及独峰书院对后代教育的影响，恰恰是见微知著，不可不谓深远。所以，一直以来，独峰书院承担了重要的文化教育、传承功能，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从独峰书院走出去的举人进士多达200余名。
陈邦钥就是其中一例。陈邦钥在《送考亭朱夫子赴天台》中写道：“羸马踏残月，荷策登泮宫，入门见先生，先生何从容。循循善诱能启下，青蒿因得附长松。短檠相对三百六十夜，高谈雄辩磊落沃胸中。吾王求士苦匆匆，未许先生久卧龙。乘骢直上天台路，只缘此去何由从。呜唏吁，小斋从此冷如水，齑盐朝暮怏怏尔。空留绛帐照孤灯，窗外西风起寒苇。”诗中叙述了与朱熹学习的心得体会，对朱熹循循善诱、高谈雄辩的教学方法做了描述。独峰书院三进大厅墙上有一幅“历代缙云进士榜”，罗列了缙云183位进士，其中不少人正是从独峰书院走出来的。他们后来有的当上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县令等职。南宋降后，分散于缙云乡镇的美化书院、五云书院、金莲书院、崇正书院、龟山书院、正本书院、铁城书院、右文书院、凤楼书院如雨后春笋，在教书育人方面也各尽其能，各显神通。
1908年，缙云第一所小学鼎湖小学在独峰书院旁诞生。1936年，缙云中学在独峰书院诞生。朱子及其门生以深邃的思想学说、渊博的学识素养、高尚的人格魅力在浙西南树立了示范作用。独峰书院为民间兴教办学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奠定了深厚的尊师崇学的文化根基，进而为造就杰出人才，提供了丰富的遐想和珍贵的启示，对浙西南教育发展功不可没。
（王伟，中共缙云县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