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三惨案回忆录
1947年浙大农艺系学生于子三担任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时，领导全校同学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残杀，引起全国人民震惊，大中学校学生、教员，相继罢课罢教，运动波及全国。当时我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目睹反动军警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时隔卅余年的今天，回忆起来，余恨未消，兹就亲自经历的几点事实，回忆如下：
一、于子三被害现场视察经过
当于子三被捕，禁闭于伪浙江保安司令部后，当时浙大竺可桢校长曾积极设法营救。根据当时法令，必须在24小时以内移交法院依法处理。但经一再向保安司令部申请，未获准许，不久于生就被害于狱中。竺校长最早获悉噩耗，几乎晕倒。旋即组织人员，并嘱我率领前赴现场调查，记得有校医李天助等多人，于子三被害现场即在保安司令部牢房。
于子三被监禁的牢房属于单身一间，有木板床，一面靠墙，一头靠玻璃窗，于子三死后颈下喉管处，有一横向切口，宽三四公分，床面、地上和墙壁上一二尺高处，满喷血迹。据当时保安司令部领看人员说：“于子三用三角玻璃片自杀致死的。”同时出示一枚无尖角的玻璃片以资证明。当我等人查看玻璃片上并无血迹，且无尖角，喉管显然是尖刀所刺，当即否认自杀之说，两方发生争议时，李天助前来告诉我：对面牢房内监禁多人，其中有一人手持纸条，走近两牢房相隔的木栅栏前准备送出纸条时，旋被宪兵所见，被大声斥责：不准递纸条！不准说话！李天助认为这张纸条定有真实情况，能否前往索取？经我们几人商讨，为保护该“犯人”安全起见，未往取条。因为就现场所见实况，已有足够事实，可以证明于子三是被尖刀残杀的，后虽经法律起诉，结果仍未获成功，足以证明在反动统治下，法律是不能保护人民的。
当我们在现场详细调查完毕时，已近下午六时许。保安司令部已备好两桌丰盛酒席，留我们吃晚饭。李天助先知此项消息，前来告诉我。我说这两席酒决不能吃，这只能说明他们心中有鬼，大家拂袖离开了保安司令部。数日后又有消息传来，保安司令部人传说：浙大教授，真难对付，有丰盛酒席亦不吃云云。
二、残杀于子三后，为了阻止学生为于子三出殡，两千多反动军警围攻浙大和竺校长愤恨辞职经过
当时浙大号称我国东南部民主堡垒之一，从于子三被害以后，更为反动军警所注意。新中国成立前夕：1948年1月3日晚，竺校长获悉有军队包围浙大，要阻止学生为于子三出殡，立即通知各院院长和主要行政人员；次晨提早来校，以便应付危局。我家住近浙大的华藏寺巷，一早就到校与同事们会合，前后校门加岗守卫，以防不测。那时学校周围，已有军队陆续包围，估计有两千多人，初还能让群众通行，以后就禁止通行，如临大敌。近八时许，在西校门有二三十人，手持纸旗；号称请愿，冲进大学，并说无以为生，特来请愿。我立即前去劝止，并说生活困难，要向政府请愿，大学不是请愿的地方，劝他们退出大学。首批人员方逐渐退出，接着二批三批人又冲进大学，并且开始动武，捣毁出殡仪仗和“费巩壁报”，打伤同学。我们忍无可忍，由体育教授舒鸿挥臂高呼，发动全体同学，关锁前后校门，把冲进校内的数十人，打得抱头鼠窜，并俘虏了10来人，关进校长办公室楼下，一一查问。知道这批人员中有“码头工人”，也有特务和警察。这些人都说是受了国民党金钱收买而来的。正在分别查问之际，竺校长前来约我谈话说：“这样的大学，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军警包围和捣毁，是办不下去了，我本人无法脱身，请你冲出大学，立即赴南京，当面向教育部长朱家骅代我辞去校长职务。”我受命以后，就从大学南侧断墙缺口处，翻出学校，并经华藏寺巷向家中告别，便匆匆奔向火车站。但华藏寺巷口，亦被军警封锁，不准通行，不得已乃取道邻居后门，得以通过，乘下午六时京杭直达快车赴南京。在车上有一乘客，见我胸前有浙大校徽，立即问我：浙大四周为何有大批军队包围？我问他是何人，他说是《大公报》新闻记者张乃纲。我就把二千多军警包围浙大，并收买打手冲进大学，捣毁出殡仪仗，打伤同学多人等详细情况，叙说了一遍，并说竺校长无法维持，但身不由己，不能亲自向教育部长辞职，嘱我代他一行。新闻记者把我所说一一记下，并问我可否在报上发表。我表示说的都是事实，可以发表，但不要把我名字公布。并希望他到上海《大公报》社后，先与该报王芸生先生商量一下，以资郑重。车过上海，该记者就匆匆下车，我则继续去南京，次晨到达，于上午八时许就到教育部。部中人员已见到5日空运到的《大公报》所登浙大被二千多军警围攻，和竺校长嘱我进京代为辞职的消息，正在议论间，见我到部，深表同情。不久部长朱家骅亦到部。他第一句话就以责备的口气对我说：“于子三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员，你们还要为他说话！”我一听就火上加油，回答说：“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学生，他被杀害，我身为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今天我来的目的是代竺校长前来辞职的。浙大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二千多军警包围，并捣毁打人，人人自危，只得向教育部请示善后！”朱被我顶了一句，马上装腔作势地号呼办事员立即打长途电话给伪浙江保安司令竺鸣涛说：“把全部军队，立刻撤离浙大。”朱又对我说：“我一再叫竺鸣涛不要干涉我的大学，他偏不听，真岂有此理。”他又说将另派大员前往杭州，挽留竺校长。我使命已达，即往友人家小住，以观情势，再行返杭。
数日后我回杭州，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见我后，首先嘱我暂勿外出，免遭意外。竺校长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目前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已来电话查问：‘《大公报》1月5日所登浙大消息，是否是蔡邦华发出的？'”竺答：“不知道，因为蔡是代我赴南京辞职去的，目前蔡还未返杭，但报上所登消息，完全是事实，我可以作证的。”我听到此言，略为安心。
（作者当时为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于1983年在北京因病逝世。本文是他1979年为于子三烈士殉难32周年纪念所作，转载自《学生魂》，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原载《于子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