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离开乌先生家，顾明笛照例沿着苏州河边的万航渡路，往西南方向步行。黄昏的阳光照在高楼幕墙上，再反射到路面上，显得软弱无力。潮湿的风，让冷变得更有侵蚀力，一贴近皮肤，就开始往底下钻。

顾明笛边走边观察街道两边的行人，通过他们的表情、穿着打扮、肢体动作，去猜测他的身份、地位、心情，乃至运气。城里人总是很有洞察力的样子，喜欢捉摸他人的心思，这是市民特有的嗜好。乡下人喜欢看天气，猜测风雨的走向，捉摸老天爷的脾气，也喜欢边走路边看，看看花草和牛羊，关注高矮肥瘦，估摸着斤两。在大都市的街道上，城里人的眼神空无、冷漠，乡下人的眼神慌乱、惊奇。城里人与你相遇的时候，假装视而不见，其实远远的一瞥就把你分析得一清二楚。乡下人与你相遇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你，但绝没有冒犯的意思。

张薇祎发来短信：“你在家吗？我这边结束了。”

顾明笛正享受着独自一人沉思的乐趣。乌先生的话的确起到了传道解惑的效果，特别是他提到的“行动哲学”，顾明笛深以为然。但也有让人困惑之处。为什么把对待过去的态度，提高到“良知”的高度？这与面对现在的“决断”有什么关系？看来，要将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者连为一体，贯穿到整个行动哲学中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真的像乌先生所说的那样，需要修炼。当务之急是要行动起来。顾明笛这样琢磨着，内心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尽管并不轻松。他回复张薇祎短信：“还没回家呢，在外面。你先回去吧。我们改日再约。”接着又沉浸到自己的思维之中：乌先生建议去上海以外的地方看看。曾经有一次，他还提到了北京。

北京，这座中国名气最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六朝古都，在上海人眼里，不过是一个乡下人的大本营。它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一座森严的“城堡”。但北京对顾明笛的诱惑还是蛮大的，那里有扎堆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小剧场，有画家部落、摇滚村、流浪艺人等组成的自由职业群体，还有诸多的国际文化掮客。上海文化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但国际贸易气息还是过浓。最近这几年被台湾商人占领了，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到一起就谈喝茶、换房、装修。他们仿佛是在投其所好地跟上海人聊天。上海人也聊着，心里却在鄙夷：台巴子，没文化。

北京的主要特点就是大，能够容得下更多的东西。上海空间小，显得拥挤，而且都被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适应于专业小圈子聚会。顾明笛和朱旭强他们，就是一个小圈子，看上去很专业，实际上影响很小。顾明笛厌倦了那种几个人抱团取暖式的小沙龙，感觉不像年轻人的生活，倒是更有中年绅士气质，甚至濒临老绅士边缘了。

空间太大，就容易杂乱而显得粗糙。这种粗糙影响到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形态。上海的骨子里，浸润着根深蒂固的江南形式主义和西方物质主义两种精神，这是导致他们偏重精致的私人生活和崇尚物质的重要因素。比较而言，北京就不怎么重视生活方式和物质形态精致与否。粗暴且奢侈的帝王文化，悲壮凛然的古燕赵文化，是北京精神的底子。一方面是暴政和奢侈的帝王，另一方面是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壮士，从来就不缺少气势和大义。它很容易勾起人们变革的冲动，让人们想起了青春少年时。为什么《青年杂志》搬到北京就变成了《新青年》呢？为什么现代文明观念一到北京就风起云涌地变成了新文化运动呢？在北京那种过于严肃又有点粗糙的外表下，总是涌动着一种年轻的气息，这让人想起“公车上书”“五四运动”“一二·九学潮”……

顾明笛已经有了蠢蠢欲动的感觉。要走出去，走到大世界中去，而不是陶醉在一己的小世界里面，咀嚼自己小小的悲欢。

他摸出手机，看到张薇祎半小时前的短信：“那我先回家去了。改日再约。”

顾明笛一下子又感到既烦恼又愧疚。他一向将自己的情感控制在理性能够把控的边界之内，不想让它过于泛滥。有的时候，面对常人视为温馨的场面，顾明笛却看到了颓败。比如面对张薇祎烹制的一桌美味，顾明笛却看到了日常生活对自己的吞噬，看到在庸常中沉沦的自己的身影，看到衰老、终结和无意义，并由此而焦虑不安。逃跑或许是有意识的，或许是无意识的，很难说清楚。这对张薇祎的确不公平，每每想到这里，顾明笛就感到不安。但他确实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过那种卿卿我我、儿女情长的小日子。他还怀抱着憧憬和希望，想要过一种目的不明的、随性的、混乱的、充满冒险精神的生活。凡是与此相悖的，他都会本能地逃避。今天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是不想负责任的表现。顾明笛突然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卑鄙的人。

为阻止自己继续想下去，顾明笛给万嫣发了个短信：“万嫣好，在北京怎么样？”

等了几分钟，万嫣回复：“还不错，你怎么样？不上班很潇洒吧。”

顾明笛回复：“我想去北京待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适应。”

很快，万嫣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顾明笛听到万嫣急促而响亮的声音。普通话中偶尔夹杂着的上海话，就像没有揉匀的面团中的小疙瘩那样，在掌心滚来滚去。

万嫣说：“喂喂，顾明笛，你真的想来北京啊？太好了，快来吧快来吧！我讲把侬听啊，我平时工作很忙很忙，真的很忙，但忙也还好，只是到了周末啊、过节啊，我就很孤单。你要是能来就好了，陪我逛街吧，老同学。哈哈哈哈。”

相比张薇祎的紧张严肃，万嫣更活泼，但也俗气一些。张薇祎是外表刚强内心柔软。万嫣外表潇洒开放，其实内心是一个挺紧张的人，所以喜欢用语言来掩饰。顾明笛问：“你为什么那么忙？忙什么呢？在北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胸怀天下、操心国家大事啊？”

万嫣哈哈大笑起来，说：“北京人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就不操心别人的事，别国的事更不关心。我自己的事情忙不完。你过惯了文青生活，不知道外面的事。做报纸的人哪有不忙的？尤其是日报，每天都要报选题、采访、写稿，车轱辘一样天天转个不停。”

顾明笛说：“选题、采访、写稿、编版、见报，听起来不错啊。有你说得这么可怕吗？你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万嫣说：“略微有点吧。也有不忙的，那就是效率高的人，这种人选题一报就中，采访一次成功，写稿一蹴而就，编版不出问题。像我这种写稿和改稿慢、过于琢磨遣词造句的人，就很麻烦。其实新闻稿用不着那么讲究修辞，讲究多了还遭到部门主编的嘲笑。所以一进办公室我就紧张，无数次想到辞职。我觉得你没问题，你能应付自如。”

顾明笛问：“我适合当记者吗？”

万嫣说：“只要你愿意做，来当个编辑或记者，有什么问题呢。报社喜欢招有创作经验的人，编辑和记者中文艺青年多的是，写诗的写小说的，唱摇滚的，演话剧的，什么人都有。中文系的比新闻系的吃香，如果带着发表的作品来，那更是一面就中。喂喂喂顾明笛，你是真想来我们《时报》工作吗？最近报社正在招人呢。不过其他部门好像都满了，只剩‘专刊部’还在招。”

顾明笛说：“广泛接触社会，是我近期的想法。当记者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你说的那个‘专刊部’是干什么的？”

万嫣说：“时尚啊，旅游啊，总之就是城市人的吃喝玩乐。这好像并不合你的胃口。其实很适合我，可他们就是不要我。”

顾明笛问：“还有什么部门？”

万嫣说：“要闻部、评论部、中国新闻部、国际新闻部、北京新闻部、文化新闻部，还有读书、影视娱乐、体育足球之类的，很多。只要是人才，部门之间的调换很方便。不过你要知道，越是那种听上去高大上的部门，就越忙。报社眼下的经营情况还可以，普通编辑记者，三个月转正后月收入万元。”

顾明笛说：“收入还在其次，关键是要对脾气，还有能锻炼人。”

万嫣边笑边说：“你这样想问题就很好嘛。因为那点钱也不好拿。发一次钱，就像挖了社长身上一块肉似的，他就要冲我们发一次飙，教训我们要‘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个社长叫刘炜阳，特别讨厌，看似严肃，实则猥琐。属于一看就想扇他的那类。好在我这个小编辑不直接跟他打交道。”

顾明笛说：“嗯，哪里的人都差不多。电话里也说不清，我先过去再看吧。”

万嫣说：“对对对，你过来再说吧。北京和上海，两种生活。我个人觉得，北京比上海好玩。这里太多牛逼的东西了，不看不知道，一看赶紧逃。但你也不能不看啊。要不然怎么说它是中国的缩影呢。”

顾明笛说：“嗯，是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想到北京去生活一段时间。乌先生也支持我走出去。”

万嫣说：“哪个乌先生？哦哦哦，想起来了，就是你曾经提起过的那位住在万航渡路上的隐士吧？咳，精通《易经》《内经》《灵枢经》，会算命打卦测字，这种人北京有的是，在雍和宫后门那条小街路边上坐着的全是。穿着唐装，戴着瓜皮帽，蓄着长须，没事口里念念有词。一般都是做生意亏了的、提干被人踹了的、受贿之后肝儿颤的、老是流产又怀上了的、男朋友谈一个吹一个的，才会去找他们……”

万嫣还在饶舌加毒舌。顾明笛打断她说：“我这边先准备一下，处理一些事务，估计还要一点时间。快过去的时候会联系你。”

收起手机，顾明笛走进了自己家的小区。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门敞开着。毫无疑问，一定是竺秀敏来了。母亲这种不请自来、不打招呼的行为，顾明笛已经习惯了，并不怎么生气。但母亲这么生气还是不常见的。以往都是竺秀敏一个人过来，今天旁边多了一个帮凶——顾秋池。

竺秀敏见顾明笛回来了，马上把脸绷得紧紧的，怒目而视，大声斥责：“顾明笛，你可以啊，你竟然敢自作主张辞职，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啊？”顾秋池站在竺秀敏身后附和说：“是啊，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啊？”

顾明笛早已为这一天做好了心理准备。此刻，任何辩解都是无效，只能激化矛盾。所以，顾明笛只有沉默，任凭竺秀敏发作。

竺秀敏接着说：“我们辛辛苦苦地奋斗、打拼，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好不容易送你读完大学，找到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你却不当一回事！”

顾秋池说：“是啊，你却不当一回事，说丢就丢了。”

竺秀敏说：“你让我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怎么跟邻居说？”

顾明笛说：“那就不要说嘛！”

顾秋池跟着附和：“对嘛，那就不要说嘛！”

竺秀敏说：“我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你有没有良心？！”

顾秋池也对顾明笛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竺秀敏说到这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一见到眼泪，两个顾姓男人就束手无策。

顾秋池劝竺秀敏：“哎哟，哭啥嘛！该说就说，该骂就骂，勿要哭呀。”

竺秀敏转向顾秋池说：“我哭什么？哭你没用，不能为我排忧解难。我们竺家是生意人，我继承了我们家的经商传统。你们顾家是读书人，你继承了读书的传统吗？你一个窝囊废，除了种树、浇花、喷农药，你还会什么？儿子你也不管，都是我在操心。好不容易接续上的，又被你儿子自己掐断了。你说我哭什么啊！”

顾明笛本来十分反感，但看到母亲哭，心也软了，他只好耐着性子对竺秀敏说：“侬勿要哭呀，我蛮好的呀，哭啥？你以为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读报，就是读书传统啊？辞掉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要好好读书。”

竺秀敏说：“辞职在家里读书？谁养你啊？如果你去考博士，我就养你，否则别想。”

顾明笛说：“我不会去考博士的。我也不要你们养。我自己养活自己没问题，你放心好了。我有兼职工资和稿费，够我花的。”

竺秀敏一听，火又上来了，说：“好啊，翅膀硬了，可以不要我了。”

顾明笛说：“我辞职读书写作，你说不养我。我说我可以通过兼职自己养活自己，你又说我不要你了。你还讲不讲理啊？”

竺秀敏说：“兼职？今后生病了也去兼职？老了也去兼职？我死了谁管你啊？”

顾明笛这一下真的火了：“我的事不用你操心！我过几天就离开上海！”

竺秀敏说：“什么？你要离开上海，离开我和你爸？你真够狠心的！”说着，又哗啦哗啦流眼泪。顾秋池站在一旁，只知道搓手。

顾明笛刚刚起来的一点小气焰，又被竺秀敏的眼泪压下去，只好解释：“我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我是去北京。我觉得北京可能还有发展空间。这是一件好事。”

顾秋池说：“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工作已经辞掉，无法挽回。既然儿子觉得北京有机会，不妨去试试，我们也不反对。”

竺秀敏瞪一眼顾秋池：“什么我们？你代表我呀？我不同意，看你敢不敢！要离开上海？休想！”说完站起来，摔门而去。顾秋池赶紧起身要跟着竺秀敏离开，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一眼儿子，说：“不要急，慢慢来就好，总会有办法。”

顾明笛拦住顾秋池说：“爸爸，我主意已定。你跟我妈做做工作吧。我也不是去干什么坏事，我打算到北京先进一家报社当记者。你们要是觉得没面子，就不要说好了。你们不就想让我出国留学吗？万一别人问起我的去向，就说我留学去了呗。”

顾秋池说：“不要急，不要吵，等她气消了我会劝她的。”

竺秀敏这样一闹，更加坚定了顾明笛早日离开上海去北京的决心。

顾明笛打电话通知万嫣，说过几天就要去北京了，让她帮忙问问租房子的事情。

万嫣说：“跟我合租的同事辞职了，我一人住着两居室，正要找人合租。我可以给你一间，你先住着。我这人除了懒一点之外，没什么大毛病。你愿意跟我合租吧？”

顾明笛说：“我神经衰弱，经常失眠，有时实在没办法，半夜折腾来折腾去的。你不嫌弃的话，我没问题，先试试吧。”

顾明笛把离开上海去北京的日子定下之后，就通知了父母，叮嘱父母不要来送行，免得动气。接着给张薇祎发短信，主要是表达没有当面告别的愧疚之情，建议保持联系，等到那边安顿下来再发信息。

张薇祎打电话过来说：“你用不着道歉。我觉得你好像在躲我。这大可不必。我难道不是人格独立的现代女性吗？你用得着躲躲闪闪吗？如果我的感觉错了，没有理解你更大的抱负，那对不起，愿你实现自己的理想。”顾明笛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勉强应付了一阵，挂断电话。他把一些经常要用的书打包寄到了北京万嫣的住处，然后收拾随身携带的日用品。

离开的头一天下午，父母都过来了。顾秋池拖着一个大行李箱，里面全是母亲为顾明笛准备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还有两个睡袋，厚的和薄的各一个，北极熊牌，温标、材质、体感都是一流的。竺秀敏红着眼圈，把睡袋塞进顾明笛的拉杆箱，把原来那个旧的换了出来。她默默念叨，希望儿子平安，希望他每天晚上都能够睡得好，既不要被北方的寒冷所击倒，也不要觉得没有安全感，就像小时候那样，抱着他、拍着他，缓缓入眠。

顾明笛说：“带这么多睡袋做啥？勿要勿要。旧的蛮好用的呀。”

竺秀敏说：“把新的带着吧。别说北京冬天有暖气，就是没有暖气我们也不怕啊，是不是？何况谁也不敢保证那些粗手粗脚的北方人做事万无一失，万一供暖设备瓦特（坏）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要有备无患。”

时间是2006年5月5日，二十六岁的顾明笛就要出门远行了。这是顾明笛平生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离开父母。父亲和母亲都来给顾明笛送行。姑姑顾秋红竟然也来了。顾明笛觉得兴师动众不好，这点小事为什么要惊动姑姑嘛。

父母和姑姑弄到了站台票，跟着顾明笛来到车站月台。他们隔着车窗盯住顾明笛看，要等到火车离开那一刻。顾明笛朝他们挥手，让他们回家去，不要站在那里耗着，大家都不舒服。父母不同意，一直站在那里，就像电影里的分别场景，顾明笛觉得挺滑稽。

时间过得很慢。三人还站在月台上，坚持要等到火车开了才离开。他们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舞。

看着父亲、母亲和姑姑开始变老的样子，顾明笛内心涌起一股不忍之情。

顾秋池恋恋不舍。竺秀敏泪眼滂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