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以诗歌本体作为主要切入点，对诗界革命的理论倡导特别是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新鲜质素进行梳理和论析。所谓诗歌本体，在这里主要是指构成诗歌审美世界的诸多要素的形态及特征，包括语言、声律节奏、意象、文体等。这些要素不仅是诗之所以成为诗的必备条件，而且也决定着诗歌的审美面貌与呈现风格。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在诗歌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它的变化势必影响诗歌的基本形态；声律节奏既是语言的另一侧面，也是诗歌的声音要素，近体诗与古体诗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一要素作为标尺来度量的；意象是诗歌形象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基本构成，不同类型的意象必然会使诗歌的形象特性与情感特征相互迥异；文体既是诗歌本体的结构因素，同时也是诗歌的外在呈现形式，不同的文体特征既是诗歌不同外在形态的直接展示，而且也能够折射甚至反作用于诗歌的内部结构方式。因此，从诗歌的本体切入，比一般的外部研究更能够把握诗歌的类型特征与审美形态。

当然，诗歌本体研究并非是纯粹地照搬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方法并机械地套用在诗界革命的研究中，而是试图在进行诗歌本体研究的同时，折射并勾连其背后所牵涉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形式”之外的“内容”因素。“在艺术中任何一种新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形式，因为，在艺术中不存在没有得到形式体现即没有给自己找到表达方式的内容。同理，任何形式上的变化都已是新内容的发掘，因为，既然根据定义来理解，形式是一定内容的表达程序，那么空洞的形式就是不可思议的。”[8]对于文学接受者来说，这一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任何人在进行文学阅读、鉴赏、评析和研究时，都不可能只关注内容而完全撇开形式不论；当然，也无法做到只欣赏形式而对其所承载的内容视而不见，因为此种做法也根本不可能准确评判形式的优劣与成败。因此，不少研究者都主张在研究文学本体形式的同时也要关涉文学的内容。但这种主张其实也包含着一种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把内容与形式分别单列的研究模式正是如此。为此，本文拟选择构成诗歌本体的几种重要质素作为切入口，以此观照诗歌转型时期本体诸要素所发生的新变；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去探寻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从而尽可能完整地把诗歌本体的嬗变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革结合起来，以避免走入置主题内容与环境等因素于不顾而单谈本体的片面的形式主义误区。

选择诗歌本体要素的研究还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诗歌是一种对本体要素有着根本性依赖的文体类型。如果仅仅局限于诗歌存在的时代背景、政治思潮、社会文化、传播方式或者读者接受等外部因素研究，那么这必将导致诗歌研究的独特性的丧失，而成为对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同样有效的社会文化决定论分析，而且这一做法容易脱离文学的轨道而旁逸到社会发展史、文化变迁史、思想过渡史等“非文学”的疆域中去，从而导致对诗歌特殊审美性质的遮蔽与失语。如果单从主题学的角度来切入，也无法把诗歌自身的特点凸显出来。而最能彰显诗歌变化的则莫过于其本体结构与形式的转型。诗界革命中的诗作，正是在诸如语言、声音节奏、意象、文体等结构要素方面从传统模式中突围而出并生成了新的特质与形态，而且这些形态呼应并关联着现代新诗的发生与发展。因此，诗界革命与传统诗歌的区别以及与现代新诗的联系，也必须依靠诗歌的本体研究才能得到有力的论证支持。而这恰恰是长期以来诗界革命的研究成果中所欠缺的。进而言之，诗界革命现代与传统性质的归属，乃至梁启超所谓“旧风格”的所指，并不能仅靠外部因素来独立判断，而应该对诗歌本体所体现出来的面貌与特征进行实事求是的论析与证明。这也正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本文拟运用发生学、文化研究、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理论，采用文化学、历史与审美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展开研究。文化学视角可以便利地把握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和精神世界的嬗变过程；历史视角能够还原文学现象及文学创作发生的场域与动因，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场感；审美的视角主要针对诗歌的理论与创作文本，从诗歌本体的各种组成要素（语言、意象、节奏、形式、风格等）出发，发掘各自所包含的深层意蕴及转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