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范蠡浮海出齐”

范蠡作为越国国政的重要决策者，曾经是长江下游“吴越春秋”政治角逐的表演主角之一。在辅佐勾践成功复国并战胜吴国之后，他离开权争旋涡中心，“五湖极烟水”[3]，“散发沧洲余”[4]，随即在经济生活中取得惊人的成就。范蠡有先后在越地、齐地、陶地生活空间的转换，司马迁称之为“三徙”、“三迁”。《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写道:“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

范蠡的人生有诸多闪光点。其事业成功的最后一个阶段，有在齐地勤苦经营的事迹，值得关心齐史和齐文化的人们注意。范蠡“浮海出齐”，是致使其“成名于天下”，“名垂后世”的重要环节。范蠡在齐地的经济行为，对于他最终成功，有奠基性的意义。

《国语·越语下》说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以后人们多以“五湖”作为指示范蠡“扁舟烟水”人生方向的一个符号。“五湖”的解释，有不同的意见。《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史记》卷二《夏本纪》张守节《正义》:“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皆太湖东岸，五湾为五湖，盖古时应别，今并相连。菱湖在莫山东，周回三十余里，西口阔二里，其口南则莫山，北则徐侯山，西与莫湖连。莫湖在莫山西及北，北与胥湖连;胥湖在胥山西，南与莫湖连:各周回五六十里，西连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长山东，湖西口阔二里，其口东南岸树里山，西北岸长山，湖周回五六十里。贡湖在长山西，其口阔四五里，口东南长山，山南即山阳村，西北连常州、无锡县老岸，湖周回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东北，长七十余里。两湖西亦连太湖。《河渠书》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货殖传》云‘夫吴有三江、五湖之利’，又《太史公自叙传》云‘登姑苏，望五湖’是也。”《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通渠三江、五湖。”裴骃《集解》:“韦昭曰:‘五湖，湖名耳，实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吴西南。’”司马贞《索隐》:“五湖者，郭璞《江赋》云具区、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是也。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5]就范蠡灭吴之后出走的经历分析，“五湖”的解说，应以太湖及周边水泽近是。而《河渠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亦明确了“姑苏”和“五湖”的关系。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则说他“乘扁舟浮于江湖”。“江湖”，没有明确的空间定位。而《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谓“范蠡浮海出齐”，则说他流亡的路程是航海北上。宋人汪藻《镇江府月观记》写道:“四顾而望之，其东曰海门。鸱夷子皮之所从逝也。”[6]则入海之处也予以判定。当然，就研究者现今掌握的信息而言，这样的推测很难得到实证的支持。不过，参考越人北上，又有徙都琅邪的情形，即使并非经由海路或者全程经由海路[7]，也必然考虑到琅邪作为海港的交通条件。则“浮海出齐”的航路，当时应当是畅通的。范蠡“乘轻舟”“浮海”至于齐地的可能性，就技术条件而言，似不可以排除。有人对范蠡“浮海出齐”的细节甚至有“浮海之装，捆载珠玉”的想象[8]，如此则范蠡“轻舟”其实亦不“轻”。

如果“浮海出齐”之说确实，则范蠡由海路“适齐”的经历，应看作早期海上航运史的可宝贵的记录。

《竹书纪年》卷下:“贞定王元年癸酉，于越徙都琅琊。”《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句践大霸称王，徙琅琊都也。”《太平御览》卷一六○引《吴越春秋》曰:“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琊。立观台，周旋七里，以望东海。”《水经注》卷二六《潍水》:“潍水出琅邪，箕县潍山。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9]对于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或有怀疑。然而这一记录应当是符合史实的。[10]

有学者以为，越都琅邪，有可能因于齐邑。[11]如果这一认识可以成立，则这一海港最初开发的功绩，依然可以归于齐人。《七国考》卷四“琅邪台”条:“《战国春秋》‘威王起琅邪之台，倚山背流，其高九仞。’《淮南子注》:‘齐宣王乐琅邪之台，三月不返。’”齐宣王、齐威王“起琅邪之台”、“乐琅邪之台”的故事，则发生在勾践“迁都琅邪”之后。

《太平御览》卷四二引《齐地记》曰:“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号鸱夷子。间行止于陶山，因号陶朱公焉。后改曰鸱夷山，在今平阴县东。”所说“今平阴县东”，位置在今山东肥城北，应是说陶地。而“范蠡浮海出齐”，实际上在“止于陶山”之前，还有其他活跃的经济政治表现。

范蠡“浮海出齐”路线的选择，或许与《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记述“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的军事行迹有关。当然，“浮海”，明确说是海上航行，与“北渡兵于淮”之陆路行军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