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贝丘”遗存

贝丘，是齐地古地名。春秋时已见于文献记载。《左传·庄公八年》:“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杜预注:“姑棼、贝丘，皆齐地。田，猎也。乐安博昌县南有地名贝丘。”西汉清河郡有贝丘县。《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清河郡”条:“贝丘，都尉治。”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左氏传》‘齐襄公田于贝丘’是。”据说治所在今山东临清南十五里大辛庄南。三国魏属清河郡，西晋属清河国，北魏属清河郡，移治今临清东南。北齐省入清河县。[2]据《续汉书·郡国志四》，乐安国博昌“有贝中聚”，李贤注:“《左传》‘齐侯田于贝丘’，杜预曰:‘县南有地名贝丘。’”可知贝丘也称作“贝中聚”。[3]

“贝丘”和“贝中聚”地名，保留了体现人类与海洋关系的重要信息。齐地这样的地名遗存，可以看作标志齐人早期海洋开发进程的值得重视的文化信号。

“贝丘”在现代考古学语境中，又是指代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专门称谓。贝丘遗址以包含大量古代人类作为食余垃圾抛弃的贝壳为特征。其年代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有的延续到青铜时代或稍晚。日本称为贝冢。贝丘遗址多位于海、湖泊和河流的沿岸，在世界各地分布广泛。中国沿海发现贝丘遗址最多的，是辽东半岛、长山群岛、山东半岛及庙岛群岛等地。大致可以说，齐人的先祖，是山东半岛及庙岛群岛等地贝丘的主人。考古学者指出，“根据贝丘的地理位置和贝壳类的变化，可以了解古代海岸线和海水温差的变迁，对于复原当时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也有很大帮助”。[4]考古学者对山东半岛贝丘遗址的研究，通过调查和发掘，复原了新石器时代齐地沿海自然环境的形势，对于气候变迁、海岸线迁移、海平面变化，以及植被演变等，都有所说明。通过对贝丘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现了诸多反映新石器时代人类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重要信息。[5]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又极大地丰富了原来的认识，“据不完全统计，胶东半岛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已达百余个，年代基本上在距今7000—4600年间”。[6]研究者指出，“在同一时期，辽东半岛也出现了较多的贝丘遗址。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来看，这些贝丘遗址的陶器群和石器群表现出很多共性，表明在当时可能存在一个横跨渤海湾的文化互动圈。位于渤海湾内的绝大部分岛屿都有遗址发现，也说明当时人已经有了较强的海洋适应能力”。[7]

有学者以北阡遗址发现为标本研究胶东半岛海洋聚落生业经济，指出胶东半岛在邱家庄一期至紫荆山一期阶段(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出现过一个文化繁荣期。当时，“以贝丘遗址为代表的海洋聚落在半岛沿海地域涌现，半岛各个地区均发现了较多的这个时期的遗址”。“胶东半岛从北辛文化晚期发展而来的以贝丘遗址为典型特色的海洋性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一直活跃到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典型的贝丘遗址如福山邱家庄遗址、乳山翁家埠遗址、牟平蛤堆后遗址等等，遗址地表上散落着大量的贝壳，甚至某些地层完全都是由贝壳堆积而成的。从直观上看，这时期的遗址主要是以海洋贝类为主要食物进行消费的。”考古发掘收获告知我们，“北阡遗址发现的软体动物根据其栖息地可以分为淡水类和咸水类(主要栖息于潮间带的品种)两类:淡水类软体动物数量较少”，“咸水类软体动物中，以缢蛏和牡蛎的数量为最多，其中可以进行统计的缢蛏总量达到了惊人的210164件，而牡蛎的数量也达到了63599件”。[8]此外，还发现有脉红螺844件，文蛤117件，昌螺60件，乌贼51件，毛蚶42件，青蛤15件，贝壳11件，滩栖螺9件，海螺5件，蟹守螺2件，芋螺2件，蛤仔1件，托氏琩螺1件。[9]研究者指出，“大汶口早期阶段距今约6100—5500年，北阡遗址所处的大汶口早期阶段的持续时间如果按照300年计算，陆生动物的数量根本无法支撑遗址日常的肉食消费……而此时，先民日常所需要的肉食资源和蛋白质主要来自于海洋贝类”。许多例证可以说明，“在特定的环境或者在特殊的时期，相对陆生资源开发来说，贝类资源的开发可能是最佳的觅食策略”。[10]

从山东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形势看，旧石器时代遗存，后李文化、北辛文化、白石文化遗存，大汶口文化遗存，龙山文化遗存，岳石文化遗存，商时期遗存，在沿海地方都有相对集中的分布。[11]海洋，是这一地区居民早期生活和生产之自然背景的最重要的环境条件。

《禹贡》:“莱夷作牧。”宋人毛晃《禹贡指南》卷一:“《春秋》:夹谷之会，莱人以兵劫鲁定公。孔子曰:两君合好，而夷裔之俘以兵乱之。是知古者东莱之有夷也。”《史记》卷二《夏本纪》:“莱夷为牧。”裴骃《集解》:“孔安国曰:莱夷，地名，可以牧放。”司马贞《索隐》:“按《左传》云:莱人劫孔子，孔子称夷不乱华。又云:齐侯伐莱。服虔以为东莱黄县是。今按《地理志》黄县有莱山，恐即此地之夷。”《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莱夷作牧。”颜师古注:“莱山之夷，地宜畜牧。”莱夷，可能是齐地远古居民部族或者部族联盟的代号。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是以海洋为基本条件的。

宋罗泌《路史》卷二七《国名纪四》“莱”条写道:

莱。子爵，来也。登之黄县东南二十五，故黄城是。乐史云:即莱子国。古之莱夷，今文登东北八十不夜城也。《元和志》。齐人迁之郳，曰东莱。汉故东莱郡，昔晏弱城东。阳川逼莱，乃齐境上青之临朐。随立莱州，亦作。《宣七》又《襄七》齐人以寄卫侯。

莱人，即中原正统文化的坚持者称作“莱夷”的远古即活跃于这一地方的族群，是齐地早期海洋开发的先驱。

傅斯年曾经指出，山东半岛早期文化“便于小部落固守”，然而“难成为历史的重心”。[12]有的考古学者注意到，“胶东地区的沿海地带和部分岛屿”曾经发现的文化遗存“地方特色鲜明”，这种“长期保持着一些地方传统”的考古学文化，或许可以说明傅斯年的推断“也许是有道理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