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念及研究范围
一 概念的界定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我们在阅读中经常碰到的一个词汇，然而由于阅读语境的不同，人们赋予它不同的含义。也正是由于它自身承载了丰富的内涵，从而使人们对它的理解千人千面，见仁见智。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具有多种歧义。的确，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不同的学术语境下“意识形态”呈现多种意象，如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中就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为了本书研究的需要，有必要对这一概念作一具体的说明。
“意识形态”(英文为Ideology，有人译为“思想体系”)一说最早起源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奠基人是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政治学家、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特拉西在《思想体系原理》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一门思想科学[14]，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观念”的科学。作为观念学的意识形态在特拉西那里是有确定的含义，其目的是要建立一门基础性的哲学理论。到拿破仑时期，由于特拉西等人被认为是“空想家”，“意识形态”这个词也由最初进步的、积极的褒义词变成了贬义词。[15]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论述，使得这一概念广为流传。尽管马克思是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但其概念的确切内涵仍然并不清晰。[16]此后，西方的社会理论家曼海姆、韦伯等人以及阿尔都塞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等对意识形态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论述，甚至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论。[17]这些不同层面的论述，一方面使意识形态从最初的哲学范畴转到了社会学、政治学范畴，无疑对丰富和发展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使意识形态呈现为一个富有争议性的概念，对它的解释层出不穷，很难达成共识，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意识形态被用以广泛的指称，观念、理想、信仰、情感、价值、世界观、宗教、政治哲学、与道德判断等。”[18]
国内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的含义看法也不尽一致，有的学者将它的含义表述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社会意识形态是直接或间接反映社会的经济及政治的特点，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力图保持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观点的体系。”[19]也有学者将它表述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20]
有鉴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政治学范畴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即把意识形态当作是一个政治概念。本书的“意识形态”是指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是某一阶级或集团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而推行的一套思想信仰或观念体系，它规训全体社会成员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忠诚和信任，引导人们对国家的合法性及正当性产生认同感。
(二)党义
党义是指国民党的主义。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什么是国民党的主义曾有过如下说明：“国民党之主义维何？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由此看来，党义似乎主要是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21]
实际上，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7月颁布的《政军警各级机关工作人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和1929年10月颁布的《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内容来看，前者的党义是指《三民主义》、《民权初步》、《五权宪法》、《实业计划》、《建国大纲》、《孙文学说》以及国民党历次重要宣言及决议。后者的党义是指《孙文学说》、《军人精神教育》、《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五权宪法》、《民权初步》、《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实业计划》。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孙中山的著作都是中国国民党党义的核心内容。党义基本上涵盖了孙中山所有自成体系的著作，并非仅局限于《三民主义》，而且党义的范围远远大于孙中山的著作。
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国民党的党义也并不仅仅是《三民主义》。如有人认为，“中国国民党党义，尽创于中山先生一人之手，其最大者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总理遗嘱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22]还有人认为，“所谓党义，当然是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23]
因此，党义不仅是指孙中山的著作，而且包括国民党的历次宣言及决议。很显然，宣传党义、研究党义当然也包括宣传、研究孙中山的著作。
二 研究范围
本书以孙中山著作的传播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孙中山著作在民国时期的传播情况及相关问题。从时段来看，主要集中于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1919年到1949年这30年的出版状况。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因为孙中山较为系统的著作大多是在此期间完成；二是中国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他的著作被奉为“圣经”，大量编辑出版。研究一个执政党领袖著作的传播是本书的主旨。因此，本书重点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著作的传播活动。汪伪政权时期以及1949年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出版情况则暂不列入本书的考察范围。
从地域来看，孙中山的著作曾在日本、英国、美国、德国、苏联等地出版，对于这些地区孙中山著作的传播情况，因与本书主旨关系不大，不作展开论述。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44年版，第114页。
[2]陈旭麓：《陈旭麓文集》 (第四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134页。
[3]尚明轩：《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4]王杰、张金超：《跨世纪的孙中山研究(1997—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0页。
[5]参阅拙文《中国史研究的路径：从悖论到理论》，《史林》2009年第4期。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99页。
[7]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光明日报》1956年11月12日。
[8]《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作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作年鉴200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9]参阅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3日第1版。
[10]详情参见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29页。
[11]江沛、纪光亚：《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2]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3页。
[13]严海建：《浅析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
[14]［英］邓肯·米切尔主编：《新社会学词典》，蔡振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15]详情参阅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6页。
[16]［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17]同上书，第106—118页。
[18]张明贵：《意识形态与当代政治》，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7页。
[19]肖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20]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21]“三民主义”这一名称的运用经历了从起初“三大主义”到“三民主义”转变的过程。详情参阅拙文《孙中山公开使用“三民主义”一词时间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2]王恒：《中国国民党党义》，上海革新评论社1928年版，第7页。
[23]陶百川：《怎样研究党义》，王新命、汪长济编《现代读书的方法》，现代编译社1935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