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渔洋对于否定严羽诗学思想的回应

如果说明代诗学对于严羽诗学持肯定态度的话，那么，时至清初则出现一股反思严羽诗学乃至否定严羽诗学的思潮。

钱谦益较早产生指摘严羽诗学的念头。钱谦益站在《沧浪诗话》给明代诗学带来的消极影响的角度，对严羽以盛唐诗歌为旨归的主张展开批评。他在《唐诗英华序》中说：“世之论唐诗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师竖儒，递相传述。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卿，而成于国初之高棅。承讹踵谬，三百年于此矣。”[7]他又在《唐诗鼓吹序》中说：“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今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又从而判断之曰：此为妙悟，彼为二乘；此为正宗，彼为羽翼。支离割剥，俾唐人之面目，蒙冪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甚矣诗道之穷也！”[8]显然，他的反思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严羽潜藏的唐诗分期法容易给后人带来分歧，而他的“以禅喻诗”说也的确有难以悟入的地方，正如叶维廉所言：“诚然，禅宗的单刀直入之法有近于严羽诗境的感悟。其分野是：禅纯然是内在心灵的经验，可与文字绝缘；但诗则需要有客观的（即语言）存在于文。我们必须有水有镜，方能看到其中之月与象，况且，诗的表现与传达并非单纯机械地如水与镜的反映。”[9]叶燮在《原诗》中也曾指摘严羽的诗学主张。他站在宗宋诗学的立场，认为严氏所称道的“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诗学观念过于狭隘。他说：“若无识，则一一步趋汉、魏、盛唐，而无处不是诗魔；苟有识，即不步趋汉、魏、盛唐，而诗魔悉是智慧，仍不害于汉、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谬戾而意且矛盾也？”[10]叶氏的言论尽管有“挑刺”的味道，但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他的观点比较灵活，也比较辩证。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也对严羽的某些诗学思想提出异议。他指出严羽所说的“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观点绝对化了，他认为诗理原不足以妨害诗歌之妙，并举例说明元结的《舂陵行》、孟郊的《游子吟》、韩愈的《拘幽操》等便是有诗理但颇有韵味的好诗，然后总结说：“理与辞相辅而行，乃为善耳，非理可尽废也。”[11]显然，他的这等观点也很有见识，没有背离诗歌创作的实际需要。

可以说，上述诸人的指摘是颇有见解的，且指摘也并非无理，可是，一旦反思的程度过于激烈了，那么，这种思潮就显得有攻击性了，相应的言论也有攻击性了。其中，以冯舒、冯班兄弟的声音最为激越。如冯班就特别针对严羽提出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诗歌本质论展开激烈的批评，《严氏纠谬》中云：“诗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与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者乎！诗者，讽刺之言也。凭理而发，怨诽者不乱，好色者不淫，故曰思无邪。但其理玄，或在文外，与寻常文笔言理者不同，安得不涉理路乎！”[12]在此，冯氏首先抓住了严羽否认诗歌创作具有语言符号活动性质这一缺陷，指出离开了语言符号活动，便不存在诗歌创作了。因为诗歌的所指或许在语言符号之外，但离开了语言符号，这个所指便也不复能够得到表达。其次，冯氏抓住了严羽关于诗歌本质与“理”无关涉这一观点的缺陷进行反驳，认为诗歌的旨趣尽管不在“理”上，但却离不开“理”。显然，这个反驳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严羽的这个观点表述得不够严密。说诗歌的本质在“意”，且“理”与“意”相融而无法区分了，这一点都会认同；说诗歌的本质不是“理”，这也并无不妥。但是说诗歌不关涉“理”便另当别论了。实际上，“理”并非与审美和艺术创作无关涉，只是它参与审美与艺术创作的方式与情感、兴趣、美感等认知活动参与审美、艺术活动的方式不同，它是以融入感性意蕴之中的手段参与了审美与艺术活动，如钱钟书所说：“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13]最后，冯班否定严羽诗学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严羽诗学游离于儒家诗学思想之外。《沧浪诗话》既不言“兴观群怨”，也不言“温柔敦厚”，这自然与清初钱谦益、冯班兄弟力图归返儒家传统的诗学主张有了相当大的距离。本于此，冯班的批评就不言自明了。

渔洋对冯班指摘严羽诗学思想的做法甚为不满，他在《分甘余话》卷二《冯班诋严羽》中说：

严沧浪论诗，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又“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云云，皆发前人未发之秘。而常熟冯班诋之不遗余力……昔胡元瑞作《正杨》，识者非之。近吴殳修龄作《正钱》，余在京师亦尝面规之。若冯君雌黄之口，又甚于胡、吴辈矣。此等谬论，为害于诗教非小，明眼人自当辨之。至敢詈沧浪为“一窍不通，一字不识”，则尤似醉人骂坐，闻之唯掩耳走避而已。[14]

这些言论足以见出渔洋的激越心情。平心而论，冯班的指摘尽管不无道理，但也有刻舟求剑的钝根。因为他并没有完全领悟古典诗歌中本有追求意在言外、妙在诗外的奥妙之处，更没有看到自钟嵘的“滋味说”盛行以来，历经皎然的“取境说”、司空图的“韵味说”、严羽的“妙悟说”，一直到王士禛的“神韵说”，诗歌审美派的理论旨趣通常就在于对韵外之致的追求上，而这个追求也是符合多数古代诗歌批评家的接受心理的。由于冯氏否认诗歌妙悟所具有的审美效应，更否认严羽的以禅喻诗说，所以，直接带来的诗学后果是否认了古典诗学所追求的意在言外、味外之旨的审美旨趣，这样，冯氏的理论见解便与王渔洋所推崇的神韵理论有了巨大的沟壑，于是渔洋的笔端流露出反驳冯班的倾向便自然而然了。如他在《池北偶谈》卷十七“借禅喻诗”条云：“严沧浪《诗话》，借禅喻诗，归于妙悟。如谓盛唐诸家诗，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乃不易之论。而钱牧斋驳之，冯班《钝吟杂录》因极排诋，皆非也。”[15]由此看出他对冯氏观点的否认程度。

渔洋的用意不仅仅在于反驳清初这股否认严羽诗学的思潮，还在于阐发并发挥严羽诗学的思想进行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构。也就是说，他不仅仅在做“破”的工作，还在于开展“立”的努力。他在《分甘余话》卷四《诗评》中解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义时说，李白的《夜泊牛渚怀古》和孟浩然的《晚泊浔阳望香炉峰》颇有风流之韵，这两首诗歌可谓“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16]这评价正是秉承严羽诗学思想之后而做出的评判。同时，他又在很多言论中肯定严羽诗学的理论价值。如在《师友诗传续录》中他说：“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以禅理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黏不脱，曹洞宗所云参活句是也。熟看拙选《唐贤三昧集》，自知之矣。”[17]

表面看来，渔洋崇尚严羽诗学的原因在于严氏之“以禅喻诗”说深得他的心意。实际上，他之所以如此推崇严氏的诗学理论，关键在于他的诗学理论与严羽的诗学理论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