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一步说，渔洋的唐诗学思想与清初其他诗论家的唐诗学思想相比，其“宗唐”诗学思想的内涵和诗学主张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

其一，他尊崇的唐诗学是兼容的唐诗学。兼容意味着对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唐诗的兼容，意味着对历代诗歌的兼容。他的好友施润章在《渔洋山人续集·序》中云：“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为蜀道诸诗，非宋调也。诗有仙气者，太白而下，唯子瞻有之，其体制正不相袭。……学三唐而能自竖立者，始可读宋、元，未易为拘墟鲜见者道也。”[20]他的僚友徐乾学评论渔洋诗学时说：“虽持论广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诸家之诗，而选练矜慎，仍墨守唐人之声格。或乃因先生持论，遂疑先生续集降心下师宋人，此未知先生之诗者也。”[21]由这两人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渔洋唐诗学的融通性质。当然，渔洋的兼容并非没有中心，其诗学思想毕竟有几个要点：首先，他以唐诗为中心，其他各代诗歌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而有所择取。其次，在尊崇唐诗之中，他又标举盛唐诗歌，而且他所指的盛唐诗歌的代表人物并非是李白、杜甫，而是王维、孟浩然。最后，他倡导根柢与兴会相融合。根柢与宋诗学的要义有关，而兴会则与唐诗学的要义有关。渔洋在《渔洋文》中认为诗歌之道有根柢、有兴会，二者大率不可得兼。如果能够兼容的话，“又干以风骨，润以丹青，谐以金石，故能衔华佩实，大放厥词，自名一家”。[22]这样的兼容才是渔洋唐诗学的理论精髓。

其二，他尊崇的唐诗学是以唐代诗学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唐诗学，与同时代的其他“宗唐”者迥然有异。渔洋论唐诗，既能区分唐诗初盛中晚的不同韵致，又能从诗歌精神层面把握其中的共性，从而在审美神韵上领悟唐诗的艺术魅力。何世璂《然灯记闻》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渔洋论诗法的一番作答很值得回味：

七月初八日，登州李鉴湖来谒。问曰：“某颇有志于诗，而未知所学。学盛唐乎？学中唐乎？”师曰：“此无论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学者从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务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则无论初盛中晚，皆可名家。”

于此，渔洋的用意很明显，他看重的是唐诗的审美境界，是对于具体师法的超越。亦可以见出渔洋崇尚的是唐诗的真精神和真面目，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和格律。这样的诗学倾向自然与朱彝尊的宗唐诗学观不同，因为竹垞尽管宗唐，但他还不曾从诗歌精神的层面把握唐音，此两家论诗同中有异也，这样的诗学倾向自然与吴乔、冯班、贺裳俱主晚唐的诗学观也不同。因为吴、冯、贺只看到唐诗风采的局部，而不曾窥见唐诗韵致的全部。渔洋的见识也相应地与他们的尊唐观念有了差异。

其三，建立在兼容和审美的眼界基础上，渔洋倡导“神韵”说，并提出自己系统的诗学主张。这样的理论建构自然与当时其他宗唐者的诗学思考行为有了区分。尽管施闰章、朱彝尊、徐乾学、毛奇龄等人也有诗学文献传世，并且也有《蠖斋诗话》、《静志居诗话》、《西河诗话》等诗话作品存世，可是只要我们仔细研读这些宗唐派的理论成果便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理论高度上还是在审美趣味上，无论是在诗法的探讨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这些成果无法与渔洋的诗学主张相比肩。这是渔洋诗学的独特之处，也是他后来遭受嗤点之处。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大抵渔洋之失，即在标举神韵。标举神韵即立一门庭，门庭一立，趋附者固然来了，而攻击者也有一目标。这还是小问题。最重要的，乃在立了门庭之后，趋附者与攻击者都生了误会，误会一生，流弊斯起。所以我以前说过，由这一点言，王船山就比王渔洋为聪明。”[23]郭先生的论述确为卓见。但是，郭绍虞先生也许忽略了一点，即渔洋的理论建构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他理论素质的体现。尽管王夫之不乏特立独行的理论素养，也有宗唐的诗学观念，更有《姜斋诗话》和一系列的诗歌批评著作存世，但是，正如杨松年先生在《王夫之诗论研究》中所说的那样：“王夫之在他的诗论与诗评中所提出的问题，前人大都曾经涉及。”[24]也就是说，在肯定船山诗学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要过于褒扬他在诗学理论方面的“结构”贡献。当然也不要简单地将船山的理论阐发与渔洋的理论建构相比较。这是因为，毕竟渔洋的诗学理论不仅有所发明，而且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质。这样的情形与当时还处于民间的王夫之的诗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神韵的内涵中不仅“有风格，有才调，有法律”问题，也有寄托问题，即寄托着一种渔洋所认同的儒雅精神，寄托着渔洋对时代雅音认同的政治情愫。这样的深意，其他宗唐者是难以企及的，也是难以理解的。

简言之，从诗学发展史的脉络看，清初诗学是总结和反思古典诗学成就与鄙陋的时代。而在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唐宋诗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诗学倾向：唐诗以情韵取胜，而宋诗以理趣取胜。“如何博观约取，转益多师，而又别出新意，独铸伟辞，这是清代诗人的历史任务。因此，凡是优秀的诗人，决不会只株守一家之言。”[25]同样，清代的诗论家，尤其是像王渔洋这样有卓识的诗论家也绝不会只尊崇一家诗学观念而不知变化。明确这一点，就可以推知王渔洋虽以宗唐为主，但上则溯源于汉魏六朝，下亦不排斥宋元明。也就是说，他有明显的兼容意识，一种兼容历代诗学真精神的意识。如他虽然着手编纂《古诗选》、《十种唐诗选》和《唐贤三昧集》等唐诗选本，却始终没有弃置宋诗。在《香祖笔记》中他依然评论宋人和宋诗，如说：“宋人诗至欧、梅、苏、黄、王介甫，而波澜始大，前此杨、刘、钱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赵清献辈皆沿西昆体，王元之独宗乐天。然予观宋景文近体，无一字无来历，而对仗精确，非读万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后所及。今人耳食，誉者毁者，皆矮人观场，未之或知也。”[26]《香祖笔记》乃渔洋晚年之作，他如此看待宋诗，与他上述的诗学眼界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渔洋本人不是一个眼界狭窄之人，他的唐诗学也不是一个视阈狭窄的唐诗学。

从王渔洋与清初唐诗学的互动关系看，经过对于明代唐诗学的反思之后，渔洋为清初唐诗学的重新建设进行了开放式的理论探索，他倡导的神韵说可以说是古代诗学的集大成理论学说。尽管王士禛本人不过是一个理论总结者，他自己也没有提供多少新的理论创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诗论家。而清初唐诗学的曲折挺进又为渔洋重新反思唐诗学的得失提供了时间，故没有清初唐诗学的文化底蕴和发展基础便没有王士禛的诗学思想。所以，王士禛可以称为清初唐诗学理论建构的首席设计师，而清初唐诗学发展的大背景又为王士禛提供了适合的理论平台和“神韵说”生存的空间。

（原刊于《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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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页。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2页。

[3]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205页。

[4]同上书，第50页。

[5]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65页。

[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71页。

[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08页。

[8]王夫之等：《清诗话·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01页。

[9]纪昀：《四库全书》（第131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99页。

[10]同上书，第236—237页。

[11]王夫之等：《清诗话·漫堂说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17页。

[12]邓汉仪：《宝墨堂诗拾》附，北京图书馆藏钞本。此段文献为蒋寅先生所提供，见其著《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13]王夫之等：《清诗话·渔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3页。

[14]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372页。

[15]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9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46页。

[17]纪昀：《四库全书》（第131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81页。

[18]同上书，第83页。

[19]纪昀：《四库全书》（第132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439页。

[2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2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08页。

[21]同上书，第709页。

[22]王士禛著，张宗柟纂，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8页。

[2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22页。

[24]杨松年：《王夫之诗论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页。

[25]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26]王士禛撰，湛之点校：《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