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演进
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传统
虽然不能说古典学派已经形成自然与经济相协调的明确思想，但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考虑或加入自然资源因素在他们的有关理论中已有所显现，这集中在他们对土地这一自然资源的论述之中。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资源中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土地，正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说：“早期经济学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是把土地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制约因素。”[1]
古典经济学以前，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商业利润或者更准确地说，国际贸易利润，是一个国家获取货币进而增加财富的来源。威廉·配第作为近代劳动价值论的开拓者，认识到劳动是财富增长的能动要素。在配第时代，经济增长直观地表现为财富的增长。配第处在资本主义刚刚建立、社会经济还比较落后的时期，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还没有建立，土地及土地生产物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之一。所以，在社会财富的增长上，配第十分重视土地的作用，甚至将土地的作用与劳动相提并论，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2]尽管他承认劳动是能动因素，但对土地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土地作为一项自然资源，它对社会财富的促进作用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地理位置，即距离消费地的远近；另一是肥力的好坏。配第实际上认识到，土地位置和肥力的差异性最终将会形成生产力的差别，条件优越的土地能降低费用或者增加产出量。他指出，之所以荷兰比法国优越，其原因之一就是荷兰拥有比法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荷兰地势平坦，潮湿，水蒸气多，经常刮风，使得荷兰拥有到处可以利用风车作为动力的便利条件，从而节省大量劳动力。特别是荷兰属低洼之地，土质肥沃，这又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则上述因素就决定各国之间“财富和力量增进上的差异”。
重农学派坎蒂隆强调，“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本源或实质”。[3]与他的观点相近，魁奈也认为，所有的产业中农业是基础，而且“只有土地的产品才是原始的、纯粹得到的、经常在更新的财富”。[4]在魁奈的“纯产品”概念中，“纯产品”是指财富的增加部分，是新生产出来的产物的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即“剩余价值”，魁奈将“纯产品”看作是“自然的赐予”，反映了他将自然力与生产者阶级的劳动力看作“纯产品”的共同源泉。重农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杜尔阁更为直接地阐述了土地作为财富来源的原因，他认为：“土地永远是一切财富首要的、唯一的来源……为人类提供第一批垫支基金的也是土地。”[5]不仅如此，在经济学史上，杜尔阁还第一个发现并陈述了报酬递减原理，指出了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极限。这里隐含着重农学派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即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在内是创造一切财富的首要条件，而报酬递减规律的陈述则指出了财富增长的自然生产力边界，也就是说，报酬递减规律表明了自然资本（包括土地、水源、生态、空气等）存在着自然生产力发挥的最大限度或容量，即生态阈值。这一观点实质上是把自然资源看作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础因素，而土地（在古典经济学中，土地常被用来指总的自然资源）又是自然资源的最主要的构成。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财富的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有两个原因：其一，增加社会上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量；其二，改进社会上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财富增长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通过：第一，人的技能和工具提高；第二，资本积累（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分工和技术、技能的提高）；第三，制度（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它是生产效率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其劳动价值学说奠定了人的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地位。斯密认为，分工和资本积累足以克服土地稀缺程度提高给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为资本积累的增加可以增加被雇用的劳动者人数而避免人口过剩，而分工的发展则可以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新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从而引起报酬递增，这就能抵消由于土地稀缺产生的报酬递减。
18世纪末，马尔萨斯提出自然资源绝对稀缺论。他认为，由于人口数量增长呈指数型，而自然资源数量却是一定的和有限的，而且其增长极其缓慢，二者由于增长速率的显著差异，总会达到人口数量将超过自然资源的供给极限。因此，如果人类不认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仅自然环境与资源将遭到破坏，而且人口数量将以灾难性的形式（如饥荒、战争、瘟疫等）减少。他认为，无论在物理数量上还是经济数量上，资源的稀缺都不会因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而有所改变，这是必然的和绝对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6]
后来，李嘉图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便充分吸收了马尔萨斯的这一理论。李嘉图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国财富的增加，表现为实物产品或使用价值量的增加，资本积累的扩大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随着资本积累、人口增加，土地的耕作必然由优到劣，连续对土地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必然使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可以看出，李嘉图已把经济增长最终约束归结为自然资源的约束。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资源相对稀缺论”，他认为，尽管工业生产中由于分工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存在报酬递增，但是，在所有的土地资源都被利用了以后，资本积累率下降从而对劳动的需求下降，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趋势将会压制工业中的报酬递增趋势，于是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慢，直至进入人口和资本增长停滞和社会静止状态。李嘉图的研究视野是开放的，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纳入了对外贸易因素，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使当时的英国短缺的土地资源得到缓解。“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最好地利用自然条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从而增加生产总额。”[7]所以，资源是相对稀缺的并不能构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可逾越的绝对限制，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下，通过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等途径可以缓解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要素的最终限制。
约翰·穆勒认为，经济增长将因土地资源稀缺和人口过快增长而趋于停滞，他提出的“稳态经济理论”，是对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关于资源稀缺观点的综合。他认为：“有限的土地数量和有限的土地生产力构成真实的生产极限。”[8]这种极限在它到来之前就已使绝对稀缺的效应显现出来了，但社会进步和技术革新会拓展和推延这一极限的到来。他注意到了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对农业和制造业的促进作用。约翰·穆勒完全接受了李嘉图的相对稀缺论，并加以扩展。他明确区分土壤肥力可更新（或重复利用）与矿产资源利用的一次性（不可更新）的特征差异（李嘉图把二者混淆了）。同时，将资源稀缺论引申到自然环境。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土地资源，除了农业生产功能外，还具有人类生活空间和自然景观的功能，而且，生活空间的博大和自然景观的壮美是人类文明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人们的思想源泉和激励动因与广袤的大自然密不可分。因此他认为，尽管存在自然资源的绝对极限，但人类会有能力克服资源相对稀缺，最好的安排应是自然环境、人口和财富均应保持在一个静止稳定的水平状态，即稳态经济状态，而且这一状态要远离马尔萨斯的绝对极限，以避免出现食物缺乏和自然美的大量消失。
可以说从古典经济学自然资源稀缺论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之前是经济学生态意识的启蒙阶段，古典经济学具有关于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传统。显然，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对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相互关系这一问题的认知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和进步。他们都将土地（其实是指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农业的报酬递减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并认为，在这一条件下，人类社会将进入一种稳定状态。唯一的区别或进步在于，马尔萨斯所揭示的稳定状态完全忽略了技术的作用，而李嘉图却注意到了集约化耕作的作用。到穆勒这里，知识与技术被十分明确地提出，并指出其在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种进步，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事物认识不断深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同样，古典经济学家止步于上述认识，也是一种历史局限的必然。虽然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中纳入了自然资源因素，但其主要探讨的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强调的是自然资源对人类的经济价值，并且其中存在着一些不当之处。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土地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源泉，是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一认识反映了早期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的物质崇拜。虽然其所以如此，与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正处于发展时期，社会生产仍以农业生产为主，许多环境与资源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