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行星意识的建设

全球性原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为我们所有的地球成员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行星意识”即全球意识，其概念是广义进化论创始人欧文·拉兹洛在其著作《第三个千年》中提出来的。与环境意识相比，行星意识更注重地球系统的整体性和相互依赖性，是可持续发展全球性原则的直接体现。

1.行星意识的历史发展

行星意识的形成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是相伴而行的。它肇始于1972年的《只有一个地球》，发展于1987年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和1989年的《人类的内在限度》，形成于2001年的《第三个千年》。

《只有一个地球》是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主题报告，它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报告有一个副标题——“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它称地球为“一个小小的行星”，可以说是“行星意识”的滥觞。更重要的是，该报告有些观点就是“行星意识”的体现，比如：

——人类必须担负起地球管理员的责任。

——地球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应该共同享有生物圈，并在技术圈中共存。

——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个行星。

——我们确实都是离不开地球的一群旅行者，都以地球上薄薄而脆弱围屏里的空气和水来维持生命，并且不断使用和再使用地球上非常有限的自然资源。现在地球上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为人所占有，对于地球的细心维护已成为人类继续生存和为全世界人民创造舒适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们共同的未来》是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的产物，不仅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重要里程碑，而且是行星意识形成的重要里程碑。该报告自始至终都是从全球的维度来考虑的，既表达全球“共同的关切”，也揭示全球“共同的挑战”，还呼吁全球“共同的努力”。该报告没有类似于《只有一个地球》那样的副标题，但其开篇却是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为题，并且这样开宗明义地描述：“20世纪中叶，我们从太空第一次看到了地球。历史学家最终可能会发现，这一事件对思想的影响可能比16世纪哥白尼革命还要巨大。哥白尼革命揭示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从而改变了人类自我的形象。从太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小而脆弱的圆球，显眼的不是人类活动和高楼大厦，而是一幅由云彩、海洋、绿色和土壤组成的图案。人类不能使其活动与这幅图案相适应，这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地球系统。”正因为如此，《我们共同的未来》把地球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探讨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行星意识的体现。

《人类的内在限度》也是关注全球问题的著作。这部著作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行星意识”的概念，可是它建立了“行星意识”的理论基础——广义进化论。该理论的创始者就是提出“行星意识”的欧文·拉兹洛。欧文·拉兹洛认为：进化不仅仅指生物物种的进化，而且指在我们认识到的宇宙范围内出现、存在、变化或消失了的所有事物的进化，在人类文化和社会历程中的进化也绝不亚于地球上生物历程中的进化。在他看来，进化就是秩序的展开，首先是物质世界秩序的展开，其次是生物世界秩序的展开，最后是人类世界秩序的展开；物质世界、生物世界、人类世界都有一定的秩序展开的范式，也就是说，都有一定的进化规律。

欧文·拉兹洛指出：在现实世界中，所有进化的东西，不论是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生态系统甚至社会系统，都是动态的开放实体，不断地与其环境进行着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这些复杂的开放系统极易受其内部及环境变化的影响，一旦达到或超越其稳定的上限，便产生内部结构的崩溃，这时，有序变为无序，但无序并非完全失去秩序，无序通常是通往新秩序的途径。新秩序是“突变分叉”（catastrophic bifurcation）的产物，它通常比旧秩序更能适应系统的环境。人类社会发生分叉时，不论其失衡是由技术创新的“T分叉”所引起，还是由战争和征服的“C分叉”所造成，或者由经济社会危机的“E分叉”所导致，社会制度总是进行着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危机引发的张力和压力，而结果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进化出更有序、更复杂、更庞大的社会系统。因此，他认为，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未来不是被预见而是被创造，人类虽然不能预见进化的途径，但是可以掌握进化的进程。这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干预进化过程来优化我们的人文世界，来引导社会朝所希望的目标前进。所以他说：“就我们现有的人来说，掌握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命运的唯一方法就是驾驭社会变化和改变形态的过程，通过干预社会的进化，使它走向按我们的知识和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结果。”

欧文·拉兹洛进一步指出：历史的进化和自然的进化一样，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人类进化的下一阶段是全球化时代，但这个时代不会自然到来。人类能否超越现代社会，进入全球时代，取决于我们能否超越我们的内在限度，能否超越那些束缚和困扰当今世界的陈腐观念或行为。因此，每一代人都应该根据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发展出“新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些新的价值观和信仰就是他后来所说的“行星意识”，这里所说的“超越”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意识革命”。他写道：“地球美妙绝伦，但也非常脆弱，在宇宙中即使这不是所有生命的唯一家园，至少要找到第二个也很困难。保护地球的完整目前已经成为人类的殊荣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世界是相互依靠的，又合理地保持多样性，没有一种制度能够取代多样性的弹性和适应性”；“如果不尽快建立全球性的伙伴关系，通过国际合作追求全世界的目标，那么不安全、饥饿、能源和资源匮乏、贫富悬殊和环境状况将会恶化，导致灾难”；“必须保障全人类为满足生存、进步和公正等基本需求而奋斗的权利，因为不论我们如何独立，一处不能生存、进步和公正，处处和平和成就都会受到威胁。只有可持续的社会才能满足生存、进步和公正的要求”^[12]。这些观点，就是他所说的新的价值观的内容。

如上所述，广义进化论是相对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进化论而言的，它是一种包括了物质进化、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总体进化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无声地驳斥了当时的悲观主义倾向，回答了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问题，而且为可持续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第三个千年》是欧文·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的后续成果，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一部以广义进化论为依据，以克服人类内在的限度为手段，以培养地球公民的“行星意识”为目标，以个人、企业、政府、社会、文化的“新诫命”为内容，倡导整体论、意识进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著作。它首次提出了“行星意识”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2.可持续发展的行星意识

什么是“行星意识”？欧文·拉兹洛认为，“发展不够产生失望，而失望引起不良行为进而阻碍发展。此循环须在它最易变通的环节上被打破，那就是人的精神和意识的发展”，其发展的方向就是行星意识的形成，“除非人们的精神和意识进化到行星维度，否则使全球化社会和自然系统遭受沉重压力的过程将强化并产生一个冲击波，它可能危及向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全球社会过渡的整个过程。这将是人类的挫败并危及每一个人。使人的精神和意识进化是整个人类大家庭共同担负的第一项生死攸关的事业”，因为只有具备了行星意识的人才会在进化过程中负责任地生活，因此，“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必须从自己开始，使自己的意识进化到这个行星的维度；然后我们才能变为我们社会的变化和进化的负责任的和有效的动因。行星意识是知道并感觉人类的性命攸关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和本质上的整体性，以及有意识地采用此产生的伦理和特有的精神。进化出行星意识是人类在此行星上生存的基本诫命”。

印度精神领袖卡兰·辛格（Karan Singh）在评论欧文·拉兹洛的《第三个千年》时写道：“科学的突破和技术的才华已经给了我们战胜所有挑战的能力，所缺少的是做这些事情的智慧和同情心”，因此，“人类的生存需要有一种有创造性和同情心的行星意识”。在他看来，行星意识也就是“整体主义意识”，主要内容是：地球是唯一有生命的星球，人类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大家庭，人类事务必须从全球统一的背景下观察；必须解救和保全地球行星的生态并使之丰裕，采用更加公平的消费模式进行消费；必须克服憎恨、愚忠、贪婪等腐蚀性情绪，树立爱和同情、关怀和慈善、友谊和合作的全新的全球意识；世界各大宗教要为人类的福利互相合作；教育必须承认人的个性的多维性并且寻求整合的人的和谐发展^[13]。

如何将人类意识进化到行星意识？欧文·拉兹洛认为要在个人、企业、政治、社会、人民和文化诸方面采取新的“诫命”。

——个人的新诫命是：全球性思考，负责任地生活，以所有其他人均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停止追求所有其他人不可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

——企业的新诫命是：创造一种负责任的企业文化，使企业职工成为具有全球观点和生态责任意识的可持续性的建设者。

——政治的新诫命是：扩展政府的视野，使政治家们的眼光超越国家的边界，从自己民族国家的水平上升到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全球社会。

——社会的新诫命是：采取一种对待自然的新态度，建立一种合乎时宜的生态伦理，即我们人类必须承认我们不仅对其他人，而且也对自然有责任，尊重地球和一切生命。

——人民和文化的新诫命是：从被动共存转变为主动互存，在多样性中寻找统一性。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展的权利，尊重它的根和传统，但同时要培养使它的人民同其他文化及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和眼光，从一种对抗和共存的文化转变为一种参与和互存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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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节自龚胜生等编著《可持续发展基础》，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5页。

[3] 朱坦：《环境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

[4] 胡平：《论现代商业文明》，载《商业文化》2005年第2期，第11—12页。

[5] 冯维波：《生态文明与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载《生态经济》2000年第7期，第40—43页。

[6] 彭晓琳、方法林：《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态文化建设》，载《城市生态与城市发展研究》2000年第6期，第57—59页。

[7] 余谋昌：《生态文化是一种新文化》，载《长白学刊》2005年第1期，第99—104页。

[8] 王玉德：《试论世界生态文化思潮》，载《湖北行政学院院报》2005年第1期，第74—75页。

[9] 高文杰、刘玉才、唐春云：《生态创新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环境管理》2000年第6期，第16页。

[10] 韩晔：《生态伦理观与生态创新体系的建立》，载《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48页。

[11] 高文杰、刘玉才、唐春云：《生态创新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环境管理》2000年第6期，第15—16页。

[12] [美]欧文·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黄觉、闵家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6—37、50页。

[13] [美]欧文·拉兹洛：《布达佩斯俱乐部全球问题最新报告：第三个1000年》，王宏昌、王裕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150、202—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