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有关“大禹传说与越”的争议
对于先秦文献，特别是《史记》中有关大禹传说、会稽、越王世家与绍兴关系的论述，历来充满了争议。
王充的《论衡》，较早对大禹东巡绍兴一事提出了异议。
《论衡·书虚篇》云：
儒书言：“舜葬于苍梧，禹葬于会稽者，巡狩年老，道死边土。圣人以天下为家，不别远近，不殊内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实也。言其巡狩，虚也。……舜至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禹东治水，死于会稽。贤圣家天下，故因葬焉。吴君高说：“会稽本山名，夏禹巡狩，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会计于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宜听君高之说，诚会稽为会计，禹到南方，何所会计？……百王治定则出巡，巡则辄会计，是则四方之山皆会计也。……君高能说会稽，不能辨定方名。会计之说，未可从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之无用，会计如何？
《论衡·道虚篇》云：
夫禹至会稽治水，不巡狩，犹黄帝好方伎不升天也。无会计之事……
王充认为，大禹治水，死于会稽是实，而大禹巡狩行会计之事则是虚，而且“会稽”也与大禹会计诸侯无关。因为皇帝巡狩，是为了考察、修正地方的法度，而当时吴越地区的人们不穿衣服，剪短头发、身刺花纹，考察那里并没有什么用处，大禹为什么要去那里大会诸侯、计功行赏呢？
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典型反映了人们对大禹与绍兴关系的疑虑。其《史记志疑》卷二对“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条评述道：
禹巡狩葬会稽之事，起春秋后诸子杂说，不足依据。史公于论云：“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或之者，疑之也，而于此直书其事以实之，何欤？禹会万国诸侯，定择四方道里之中，其时建国多在西北，不宜独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总会东南诸侯，亦不应远来于越。……《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非会稽也。禹在位八年，不及再巡，则惟涂山一会而已。……《越绝书》、《吴越春秋》言涂山在会稽。唐苏鹗《演义》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以濠州为是，在今安徽凤阳府。杜注《左传》谓涂山在寿春东北，寿春即濠州，山有鲧、禹两庙，又有禹会村，唐柳宗元《柳州集·涂山铭》、宋苏轼《东坡集·涂山诗》俱在濠州，确然可信，乌知夏禹真墓不在濠州之涂山耶？……然则会稽之墓为谁？曰：古墓之不知者众矣，即或是大禹古迹，亦必应德被六合，殂落之后，虽异域殊方，无不起坟土以致其哀敬，罗泌所称“仪墓”，非实所葬也。
《史记志疑》卷二十二评述有：
禹葬会稽之妄，说在夏纪。夏、商称帝之妄，说在殷纪。而少康封庶子一节，即缘禹葬于越伪撰。盖六国时有此谈，史公缪取人史，后之著书者相因成实。史并谓闽越亦禹苗裔，岂不诞哉！……纵或少康别有子季杼，自当封于中土，如封少子曲烈于鄫之比。奈何屏置蛮荒，令其文身断发乎？
梁玉绳认为禹巡狩葬会稽之事不足依据，并引用《左传》、唐苏鹗《演义》等资料，指出禹会诸侯不在会稽而在涂山，中国有四个涂山，大禹会诸侯的涂山应在安徽濠州，大禹会稽之墓也非其实所葬，而是人们表达哀敬的“仪墓”。梁玉绳还认为，夏少康封庶子于越一事，是缘禹葬于越的伪撰，纵使少康有子，也自当封于中土，奈何会屏置蛮荒？除了没有论及大禹是否来过会稽，梁玉绳几乎否定了大禹与绍兴的一切关系。
20世纪30年代对夏越关系的研究，也认为北方的夏和南方的越两不相干。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认为：“《史记》言越王句践为夏禹之后，此不过越人托古之辞。”
卫聚贤在《吴越民族》一文中指出：“夏是北方民族，越是南方民族，两不相干。”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许多质疑禹巡狩葬会稽的文章。
蒋炳钊的《“越为禹后说”质疑——兼论越族的来源》，从考古文化和文献记载两个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夏文化和越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二里头夏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地处东南的越族地区，尚未发现相当于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器，说明其社会发展较夏代缓慢。因此，“把越族说成是夏代的后裔，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都还难于找到可靠的证据。从二里头文化和越文化相比较，夏族和越族明显是两个不同的古代民族，越族不是夏族的后裔”。据此，蒋炳钊否定了“越为禹后说”。陈桥驿认同蒋炳钊的观点，认为在于越历史的早期，在中原地区的各种记载中，于越只是作为蛮夷戎狄存在，并未见到其与夏禹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陈桥驿进而提出了“越为禹后说”出现的原因：
“越为禹后”的传说，实际上是于越强大以后，从于越内部传播出来的。这个传说的编造者，或许就是越王句践自己。为什么不说尧后、舜后、商后、周后，而说禹后，显然是利用了前已指出的禹巡狩会稽和死葬会稽的故事。为了军事上、外交上和内政上的需要，这种传说的有意识散布，可能是从迁都琅邪以后开始。当这种传说散布的初期，在琅邪的于越上层人物和在大越的故乡父老，当然都是心中有数的。但是由于这种传说对提高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有好处，因此他们心照不宣，并且努力帮助这种传说的散布。几代以后，知情人都已亡故，于是，这种传说在于越便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因此，陈桥驿把“越为禹后说”出现的原因，与越王出于军事、内政、外交的需要而有意传播联系起来。
林华东则在否定了绍兴会稽是大禹治水、朝会诸侯和埋葬之地后，认为在夏末至商代早期，可能有部分夏人，由山东或位于河南禹县、登封以西、洛阳以南地带的戊方国南迁入浙，后来成为越族土著的首领，并建立了越国。因此，“越为禹后”并非完全胡说。绍兴会稽关于夏禹治水、会聚诸侯及葬地等传说，实同夏人的南迁入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