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家过分膨胀的含义

新古典理论主张国家不介入。因此，请理解它的信徒们谴责国家过分膨胀的那股激烈劲头，不光是因为国家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而且因为国家耗费了用于资本积累的资金。近期以来这种论据以经济自由主义的名义所表现的坚持性，说明有必要花些时间来阐明我们的观点。

我们清楚地知道，除了工会权力之外，劳动力的政治权力力图通过发展社会服务来部分地纠正这个体系在吸收与分配方面的缺陷。同时也借助政治权力谋求超出——如按严格的经济合理性考虑——国家服务的需要来增加收入和就业。这种情况既涉及本来意义上的国家服务，也涉及公共企业。总而言之，这是参与外围体系生产率成果分配的政治形式，以便得到因市场规律不允许自发地得到的东西。

公共企业是一种特殊情况。由于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们在研究中不能忽略。除了在某些情况下公共企业是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建立以外，通常公共企业是作为跨国企业的替代物或作为抵制上层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的手段而建立的。但是，不可否认，公共企业又往往意味着参与分配企业产生的剩余的政治渠道，即便在开始时这也许并不是一个主要目的。公共企业的剩余部分地用来提高报酬并为企业内的高级人员进入特权消费社会提供便利。不过，公共企业的剩余也往往消耗在那种对劳动力的虚假吸收之中。这指的是那种虚假吸收并不耗费其他经济部门的剩余的情况。这种现象还会由于企业运转不良的其他表现形式而更形加剧。

孤立地批评国家的这些膨胀因素，而不承认这主要是外围体系社会效益不足的后果，就不能正确地表述这些实际现象的性质。

毫无疑问，用这种形式耗费的大量资金，本来可以用于增加积累并有助于不断纠正外围体系的缺陷。

假如我们权且承认上述情况真的出现了，那么要问，对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剩余与收入的压力更小，是会使他们增加积累呢还是会使得他们更起劲地去推进特权消费社会?

此外，人们也许忘记了特权消费社会造成的积累潜力的浪费，以及因在与中心的权力关系中外围的收入被过分榨取而造成的积累潜力的浪费。看不到这些方面的基本缺陷，我们要在国家问题上独出心裁就难免碰壁。所有这些缺陷都导致资本积累不足，损害了下层的社会参与。这突出地反映了外围体系主要的不平等。

除了国家在就业和社会服务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外，国家作用的增长还可以从发展的要求本身得到解释。国家要适应发展所体现的越来越大的复杂性的需要，还要适应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国家的活动中也像在市场领域一样，也表现出多样化技术的影响。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经济合理性的考虑在市场领域内占主导地位，而在国家领域就不那么严格。实际上，国家要和它自身的力学原理相适应，在这里，官僚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以及对日益复杂初昂贵的技术手段的使用相互结合在一起。

此外，在这个自身的力学原理中，官僚权力趋向于扩大干预和建立种种规章制度，在外部的脆弱性或通货膨胀使这个体系陷入混乱的时候尤其如此。

事实上，国家机器是十分复杂的，在这里不可能做深入的考察。不过，有必要指出不同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权力集团为传播和推进它们的利益而利用国家机器所施加的影响。

所有这些考虑都说明了国家的膨胀趋势。这种趋势往往表现为那些地地道道的肥胖症现象。这是一种沉重地压在国家的效率上面的肥胖症，损害了国家的调节职能。这一点在改造理论中具有重大意义。

或许我与国家不介入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以为，外围的国家尽管发生了那些严重的变形，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增加生产率做出了贡献。国家的社会服务——并不否认其他服务的重要性——功效越高，这种贡献就越大。

跟技术本身一样，国家也是一种矛盾现象。技术可以不断地增加生产率，但是也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可枯竭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国家也间接地有助于增加生产率，但在同时，由企业生产率提高所形成的积累潜力又有一部分被国家浪费掉。然而，既不能不要技术，也不能不要国家。应当鼓励国家的积极作用并尽可能避免它的消极后果。这主要还是一个合理性问题。

在结束这一部分之前，作为对即将讨论的问题的准备，有必要指出一种现象，它会有助于人们准确地理解外围体系走向危机的趋势。毫无疑问，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国家的税收落在劳动力的收入上或他们的消费品价格上，国家的膨胀就成为这种危机中的重要因素。如果劳动力有足够的自发权力或政治权力，他们就力争通过增加报酬而获得补偿，从而导致成本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引起体系的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劳动力，而不考虑国家应负的责任，而国家的责任往往是很大的。

最后还要看到，在国家直接向剩余征税、而不让税收落到成本上的情况下，这样的税收也具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推进危机趋势的作用。归根到底，这都是因为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中没有一个调节原则而表现出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