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产率和效益

上面我们谈到了技术渗透是通过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和效益层次而进行。鉴于生产率和效益这两个概念在我们的阐述当中十分重要，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加以解释。

生产率概念指的是，由于在实物方面的资本——实物中集中了工艺技术的革新——以及在人材培养方面投入的资本增加，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和劳务所需要的人力越来越少。我们把这种资本称为再生产资本，以区别于用来增加效益的非再生产资本。

增加效益也要求增加人均资本量，但这已不是为了减少必要的劳动力，而是为了创造新的产品或产品的新形式。这指的是质量更高的产品，或者是能提供比原先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或者是能满足炫耀阔气和社会地位的要求。因此，我们是撇开价值判断来谈论增加效益或增加高档产品的。

这并不是说价值判断在发展方面无关紧要，而是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所关心的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对于我们的分析至关重要的这一方面。

我们在上面指出的这种概念的二分性，不应当使我们就以为这是两种互相分离的技术。它们在演进过程中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一种产品在要求用更多的资本来改进其效益时，通常也要求用更多的资本来提高每个就业人员的生产率。

因此，应当懂得，这种二分性不单是表面形式。它在外围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

再生产资本积累日益增多，生产率不断提高，这不仅为积累再生产资本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积累用于产品多样化的非再生产资本创造了条件。显然，同样产品的生产增加超过某种限度就会缺乏合理性。多样化日益发展是资本主义动力的一种要求。如果因此而要求在总体中增加非再生产资本的比例。这是因为生产率已有了充分增长而允许这样做，是因为出现了分配上的差别。

在耐用消费品多样化方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的一个鲜明的例子。耐用消费品多样化按其效益的不同呈现出一系列不同的层次，通常要求越来越多的资本，要求劳动力具有越来越高的专业化程度。

我们都知道，在中心地区，人们对于越来越善于操纵消费者主权的大众通讯与社会传播媒介超乎寻常的发展而引起的对新的需要的欲望提出了批评。然而，即便排除所有这些因素，欢迎技术上更先进的东西的这种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收入。分配差别越大，那些因分配差别获益的人们的这种偏好就越强烈。外围资本主义严重的不协调之处恰恰就在这里，因为生产越来越先进的产品就要求为每件产品投入更多的资本。

不论是直接生产这类产品还是通过进口的办法来获取这类产品，都需要更多的资本。

显然，在外围资本主义中，这种消费多样化的社会代价是高昂的，是以缩减再生产资本来实现的。而再生产资本恰恰需要以尽可能大的强度积累起来，以便把在不同层次的低生产率中就业或在外围资本主义中虚假就业的劳动力用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加以吸收。

应当指出，这类消费多样化现象不只是存在于高收入阶层之中，而且在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也日益发展，并正在向下层扩散，只不过强烈程度很不一样。

对这类来自新的技术层次、更有效益的产品的需求，会排斥对于低技术层次、要求资本较少、通常吸收劳动力更多的产品的需求。这种排斥还往往由于价格竞争而加剧。当然，这种技术层次的替代是发展的一个特点，并且从满足个人需要的角度看往往是有益的。不过，在外围资本主义中，这是一种早熟的替代，只能满足那些享有分配特权的人们的需要。

此外，对低技术层次过早的排斥意味着对已投入的资本的浪费，而由低技术层次所决定的产品又往往只局限于在有关国家国内生产。

浪费资本的其他形式

消费社会还呈现出其他一些浪费积累潜力的形式。这些形式既不是由技术进步所引起，也不是出于社会等级的考虑而造成。最明显的例子是住宅。超出某种限度（这种限度大概只能凭经验来确定），在住宅上使用过多的非再生产资本，不光社会上层这样做，中层的一部分也这样做。收入特权的效果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样就浪费了一部分再生产资本的积累潜力，如同在其他模仿性消费领域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削弱不外围资本主义的动力。这是外围资本主义受挫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国家的投资中也常常花费很大一部分不必要的非再生产资本，既包括在基础设施方面，也包括修建某些纪念性工程。^注14

在外围资本主义中，不论是国家的活动范围还是市场的活动范围，都不是以俭朴为特征。

浪费资本不只是在产品生产领域存在。在高度专业化的私人服务方面也可看到，而这类服务在中心地区正日益发展。例如，在医疗服务方面，专业人员的培养阶段需要一大笔资本，这既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医疗服务有越来越高的功效，也是限制更多的人取得这种职业的一种方式，以便这种职业能有更高的威望和更多的报酬。那些有资格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已经让人们看到，如果准医疗服务得到发展并简化某些程序，就可以减少培养人才的投资。社会上层以及中层的一部分在分配上的特权，也造成了在医疗方面对中心的模仿，而社会下层却往往得不到最起码的医疗服务。许多其他专业服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关于教育问题人们也已评论甚多。模仿性地建立中心有过的种种机构（大都是因为这种模仿能为许多专业人才提供就业机会）的愿望，导致把很大一部分资本用于高等和中等教育，而忽视社会下层的需要。即便社会下层能进入初等教育，其结果往往是很不稳定的，因为微不足道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整个教育阶段的费用。

因此，社会结构是在两种主要形式下发生影响。一方面，培养人才的机构和提供服务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权力结构的差别相适应的;另一方面，权力和收入的差别又极大地影响着使用这类服务的可能性。

可见，在这个体系的运转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自发地导致这个问题的解决。相反，分配不均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这一切的社会代价是高昂的，因为所需要的非再生产资本日益扩大，从而减少了因吸收劳动力问题的严重程度所要求的再生产资本。

再生产资本与非再生产资本

现在有必要强调积累再生产资本而减少非再生产资本的效果。

在一定量的再生产资本投资中取得的生产率的提高，当然就意味着吸收较少的劳动力。但是，可以设想，把由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剩余用来制造新的资本货（或供出口的产品以换取资本货）。在这种形式中会产生一种就业方面的补偿作用。然而，还不仅如此，因为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剩余被投入新的再生产性资本货，就会增加更多的就业。换言之，随着越来越高的生产率所产生的成果被不断地用于增加再生产资本，就业量的增加会超过因生产率提高而节省的劳动力。

非再生产资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假设生产率首次得到提高，其成果被用于非再生产资本，也就是用来购买资料以生产技术先进的产品，比以前更好地适应需求的要求。这也会产生一种劳动者在这类产品的生产中的补偿性就业，但却不会使生产率连续提高，也不会像上述情况那样引起资本和就业的增加。不会有累进式的积累。

现在似乎可以提出一种有意义的警告。为了简化我们的论证，我们假设把更高的生产率带来的全部成果都用于生产再生产的资本货。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而是只有一部分投入到这方面。因此，在就业方面的补偿也不一样。不过，这个事实既关系到再生产积累，也关系到非再生产积累，并不使我们的上述论证失效。只不过就业方面全部补偿的实现需要更多的时间，用于积累的潜力比重越小，需要的时间越长。

简而言之，非再生产资本的超前积累会加强外围资本主义的排斥性。由于中心先进的多样化技术在外围越来越多的扩散，再生产技术不可能深深地渗入社会结构的最下层。于是，外围的冲突性便加剧，因为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更高的生产率带来的成果已经不足以满足在权力关系较量中出现的越来越大的再分配压力。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应当看到这些社会结构现象的相互关系。中心日益先进的物质和服务消费形式在外围的扩散，是由于外围存在着巨大的分配不均，而这种分配不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产生的权力关系造成的。这些现象又反作用于社会结构，引起刚刚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后果。

技术形式与吸收速度

在外围，人们经常考虑技术选择问题。技术的选择即便意味着每个就业人员的产值较少，但允许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并保证社会整体有更大的总产值。

然而，除了某些具体情况以外，人们却没有以应有的仔细态度来探讨这件事。显然，中心对这样的技术选择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进行革新的努力，除了追求新的效益形式之外，是越来越注重于达到减少使用劳动力的目的。^注15

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不会使得企业去寻求和采用那些选择，而是采用能减少就业、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形式。

那么，在经济整体之中，假如劳动力是按3%的比例增长，那么企业在利润刺激的指导下，将会采用——比如说——能提高生产率4%而就业仅增加1%的技术形式，而不会去采用能吸收全部3%的劳动力但生产率仅提高2%的技术形式。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总产值的增长可能都是5%。

人们可能从这一点推断出，由于总产值的增加是一样的，对社会整体来说，企业是采用高生产率、低就业的技术形式，还是高就业、低生产率的技术形式，都无关紧要。不过，情形并非如此，因为前面已经说明，由生产率提高而增加的剩余，有一部分要用于积累，使之在一定的时候能吸收原先节省下来的劳动力。积累潜力利用得愈是彻底，这种吸收的强度就愈大。

新古典派学说的信徒们经常断言，如果尊重市场规律，资本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请原谅我们使用这个述语——都会自行调整，以支持从集体合理性的观点来看是最合适的选择。在另一章研究理论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而那些在中心制造出来的理论企图对外围的发展徒劳无益地做出解释。

通过上面对缺乏技术选择所作的阐述，不可能确定这种集体不合理性会在采用新的技术层次方面有多大影响。但可以肯定，这种不合理性对过早地排斥原有的技术层次发生着影响。

于是，常常发生的情况是，只要稍加改造，本来还可以延长一段较长时间寿命的物化资本，却通过使用企业中积累的资金被能够减少劳动力并能够取得效益更大的产品与服务的其他资本形式所取代。

在这里，企业的合理性与集体的合理性相冲突，因为集体的合理性要求延长物化资本的使用寿命，并把折旧基金用于能增加就业的新投资。

正如我们在其他场合已说过的，也可以看到生产低效益产品的技术层次被生产更高效益产品的技术层次所排斥。在这里，消费者的态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实际上，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需求便优先地转向高档产品，而损害生产低效益产品的技术层次。分配不均越是严重，这种情况也就愈加严重。

这样一来，原来在低技术层次中就业的劳动力，就会被减少或取消，并随之而丧失其收入和储蓄能力，而又没有造成吸收劳动力的其他形式。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低效益产品生产领域已经投入资本的同时，又投资来生产高档产品。

如果用在这类技术层次中的物化资本大部分来自其他同类生产级别的企业，后果会更加严重。

因此，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种不合理现象。由于这种现象，新的技术层次过早地消灭了原来的技术层次，从而损害了就业和总产值。原来的技术层次迟早要被取消，但要在一种合理的程序中进行，这就是随着资本的积累，已有可能吸收因此而被排斥出来的劳动力，这主要取决于收入分配。

如果略加考虑就会明白，需求向高档产品和高级服务发展的趋势超出了经济的内部界限。实际上，这是我们在后面将要讨论的外部瓶颈状态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进口需求的高收入弹性与出口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并存，主要是由需求构成的变化、中心的技术演变和外围发展的历史性延误造成的。那些新的技术层次不断增加，由此而产生出高档的产品，外围对高档产品的需求则迅速发展。这就说明了替代这类产品或进口用于生产这类产品的原料与中间产品的必要性。然而，中心新的多样化形式又接着出现，促使外围增加进口。

从这个观点来看，替代性的保护只要保持在某种限度之内，其效果显然是积极的，因为这不但可以抵消瓶颈状态，还允许吸收出口活动中所不需要的劳动力。替代还有增加内部需求的作用，即在已有的资本积累的条件下，它可以使发展速度比单纯依赖出口速度提高的情况下更高。我们将在其他章节再来研究这个问题以及增加出口的问题。

在外围，浪费资本的其他形式比比皆是，也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对于这些似乎无须赘述。我这里主要是指对利用资本过分的保护带来的反效果;不采用一日三班而只工作一个或两个班次所造成的对机器利用不充分;工业化所面临的由市场严密分割而造成的市场狭窄性;劳动力缺乏训练。